裴庆生当下开了一个“平民愤，树党威”的现场会。
　　 都说裴庆生素日生活节俭，下乡连顿像样的饭都不舍得吃，下乡坐的是个破骄车，可是这样的浪费他居然眼皮都不眨一下。
　　 有人议论：重点是人的错误，而不是房子的错啊。
　　 这些议论传到裴庆生耳朵里，他说：留用房子就等于收藏“耻点”，推倒它就是严纪整纲，矛盾交点是农民世世代代的养命的保障啊！只有推倒房物还给农民田地才可达到为民作主的目的，让人民相信政府永远不会袒护姑息错误的一方，不管他是谁。在廉政方面不能算经济账，应该算政治账。治国必先治吏，勤政必先廉政。
　　 这件事震惊了晋中大地，虽然议论很多，但给很多贪婪之心的干部敲响了警钟！一部分人说裴庆生心狠，更多的人说裴庆生对民有情，真正是为民做主的好官，此后铁面无情的“裴青天”就在民间传开了。
　　 老百姓知道有个铁面无情的干部，有冤有屈直接找到裴庆生诉情，裴庆生从不拒绝。那期间，晋中没有出现聚众上访，在政府门口静坐的状况。但上访信却如雪花般飘来，不敢说的说出来了，不敢告的告上来了，很多问题都被群众揭发出来了，多年积压的无头案，没人敢碰的疑难案，经过裴庆生批示，大刀阔斧地办了。办不了他亲自督办。对信访人员的要求是：“答复迅速、处理意见明白，准确。疑难问题上报，严禁信件积压，对上访人员热情接待，亲切送去”。
　　 在中国有一句俗语：合情合理。这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人们总是把“情”放在前面“理”放在后面，可是在法律面前这种思维却大大阻碍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情”确实千丝万缕，他可以把理冲洗得一干二净，以致我们的民族有一种最普遍的品质：“忍受和承受”。对法律常常持怀疑的态度，能忍则忍，能受则受。可忍与受都是有限度的，忍受是地下的火，厚积薄发，一旦火星四溅，地下的火就会燃烧起来，甚至会席卷，对于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可怕的。所以，裴庆生不怕上访，更要欢迎群众对党政的监督，矛盾总是有的，上访是对一个政党的信任，有冤及时诉，有理就要走遍天下。当人民的心情梳理通了，地下的火就会自然息灭。就像一个城市的风景，清新秀丽仰仗下水道的畅通。政治的清明，仰仗政法及时迅速的梳通，让矛盾化解，让激愤平息，社会才会和风细雨。既然情是理的蛀虫，既然法不容情，那为什么不能把“合情合理”调整过来成为：“合理合情”呢？有诗为证：
　　 私欲邪念难公正，
　　 人情债下无廉明。
　　 牢记公仆责任心，
　　 不忘云中父老情。
　　 （丁卯年2月16日在大同阅纪检案并自省有感）
　　 经过了锐抓反腐倡廉的治吏中，他得出了一些经验，也思考了很多问题。在1991年他写了一篇论文：《综合治理党风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发表在山西省党校主办的《理论探索》杂志第二期，同年又转摘到《新华文摘》第6期“论点摘编”栏目，就这篇文章的几个观点向社会公开加以讨论。抄录如下：
　　 一、“惩贪”与“奖廉”的关系。综合治理党风，必须首先惩治贪污腐败。但单凭惩处这一手，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要把惩贪与奖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党内和社会上形咸一种倡廉肃贪的风气和导向，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就是“以德养廉”，加强对党员进行“德”的教育，做为“养廉”的固本培基工作，但“德治”的约束作用是软性的，还必须和“法治”这种强制性约束作用结合起来，着眼点是建立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使权力能够自我控制，并协调有序地运行。
　　 三、治“上”与治“下”的关系。综合治理党风先要从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抓起。但上级机关党风与基层的党风是密切联系，互为条件的。综合治理党风要坚持治“上”与治“下”相结合，全方位消除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
　　 四“专治”与“群治”的关系。综合治理党风，必须充分发挥执法执纪等专门机关的作用，纳入法制的轨道，依法进行。要发挥执法执纪机关的整体优势。但仅靠专门机关的力量是不能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党风廉政建设就会出现一个新局面。
　　 时间是真理的孩子。时隔近二十年，这些观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裴庆生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一再苦心为政治管理献计献策。
　　 走上经济富民之路，社会上出现了“官倒”、“官商联盟”这些现象，他敏感到“官与商”就是“权与利”的关系，如果权力与货利相勾结，官吏必然会产生盗心，所以他锐举廉政大斧，惩处贪欲，就是让官吏中的盗贼减少或者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是这个时其裴庆生思考出来的治理社会的方略。他的执政见解是科学的，合理的，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笔者以为这是他执政的理念，当腐败现象以不同形态出现的今天，当以提倡鉴赏。
　　
　　 五、独特的灵魂死亦如生
　　 迄今裴庆生书记已离世整整二十年，恶声恶气的骂声没有了，只剩下民间传颂他的故事。政治提倡廉洁，老百姓渴望“清官”，在“专政”制度下“自律”的品质至关重要。老百姓满意与否就是一个国家干部或者说一个政党的镜子。在贪官盛行的今天，裴庆生的自律廉洁就格外让人怀念。
　　 四年前我重新采访他生前的足迹，阅读他的自传、日记，笔记、信件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是个有德者，守约者！一诺成千金！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是他的胎记。他的手迹里写满了忏悔、自省、检讨之类的记录，他不停地与自己的灵魂斗，与私心斗，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懦弱斗。因为贫穷，他必须警防自己的贪婪之心。更主要的是文化革命他也受过株连号成“特务”，带着“二不准”（不准提拔、不准重用）下乡插队。但他没有把劳动当做惩罚，而是当做善行。
　　 《圣经》里的约伯在受上帝的试炼时还有叩问，而裴庆生在特殊时期派性之争中所受到的牵连、陷害、冷落、冤屈，以及独当一面执政时所受到的打击、误解、诽谤、恐吓等，种种试炼没有叩问。很多特殊时期受过冲击的人怨声载道，但裴庆生怀揣最初的誓言一直在践行自己的理想。有人说裴庆生一直力抓廉政是发展经济的阻力，是保守。事实证明：政治思想与经济发展并不冲突，就好比是水和面包的关系缺一不可。真正的经济发展是对使命的认识，也就是对所有人的真正福利的认识。少数人富起来是一个阶段，共同富裕才是经济的表述。搞“活”经济，不是使用“经济”这个“大使”在权力系统中无孔不入，打通四通八达的关系，破坏原则，瓦解秩序，奖惩变质，形成人情分配的局面。这是裴庆生书记在发展经济雏形中的理念。他一生坚守社会公约，为民请命，乃真仁真义，因而独特的灵魂死也如生。所以我写就了20万字的评传《谁在守约》（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更加具体而详实地书写了他“守约”的具体情节。而此文不过是简略地叙述他生前的一部分点点滴滴，而非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