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的一半任务是浇水。给新种下的秧苗浇水，在务农这个行业里面有专门的名字，叫作“点根”。点根的目的，除出让小苗有足够的水份外，尤为重要是让根须与泥土接触得更紧密，更稳固。所以不管种的是什么秧苗，根都是必须要点的，除非正好逢上天下雨，但种高粱时，正好下雨的机会很少能凑上。
　　 这一点根可不要紧，同样还是以一亩地的面积来估量，没有上百担的水，这根是点不下来的，而上百担的水全得靠肩膀从池塘里去挑，这个劳动的强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也曾作过买一台小水泵的打算，无奈附近没有电源，即使买了水泵也用不起来，最后就只好作罢。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光是用来点根的水已不知挑了多少担了。
　　 第二场是收。
　　 第一季高粱的收割大约与收早稻是差不多的时季，正是七月里暑气最凶猛的时候，过去时叫做“双抢季节”。但高粱与稻子很不一样。首先它不像稻子那样只要开镰了就一收到底，同一片地里的高粱穗子，成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前后往往要相差一个星期以上，所以总是熟一批割一批。倘若等到最后一批熟了后再一起去割，早熟的那些即使不被麻雀吃掉，也已经自己掉下了，就算还有一些留在穗子上，多半也已经被虫蛀了——成熟了的高粱还长在地里的时候就会被蛀的。
　　 其次是它不能直接在地里打，必得要把割下的穗子收回来，晒得半干以后才能脱粒。刚刚收下来的高粱穗子很沉实，搬回来的时候也得靠人力。我们家原本有一架板车，但多年不用已经不能拉了。这些年来父亲每逢收高粱时，都是用一辆小三轮车一车一车往回拉，相比于用肩膀挑，多少要轻松一点。
　　 拉回家，在院子里晒过几个太阳后就可以脱粒了，俗称打。打高粱也不像稻子那样能用打稻机，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但是，用打稻机打下来的高粱全是一小串一小串的，每一串都是五六粒到十来粒不等，拉拉扯扯地粘在一起，连风车也过不了，到最后还得用手工再细细地打一遍，既费工又费时。所以多数情况下，打高粱都是用木锤子手工打，并且还得趁下午太阳正猛烈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穗子最干燥，打起来最容易脱壳。可这个时候人也是最受罪的时候，不但酷热难挡，还有那满天飞舞的芒屑，简直能把人痒得发疯。
　　 后来，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等高粱穗子基本晒透后，在院子里平展展地铺好，用汽车在上面来来回回地碾压，碾过一层后，翻一遍，再碾一次，高粱就基本都脱落了。这种方法很有点像电影里北方人用石辊子打麦子，并且“机械化”的程度还要高得多。
　　 然而，七月中下旬正是雷阵雨最频繁的季节。雷阵雨是很能捉弄人的，说下就下，说停就停，所以，在晒高粱的那一段日子里，一天当中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反反复复地晒了收，收了晒可是常有的事。这一个过程有将近十天的时间，十天下来，等到高粱全部收入仓中的时候，在骄阳和汗水的作用下，人早已累得脱了一层皮了。
　　 第三场是煮。
　　 生活当中有许多事情想起来实在很可笑，就拿这高粱来说吧，收割的时候拼了老命也要把它晒干晒透，生怕它有一丝不干而发霉。可是到了要蒸煮的时候，却又得花好长的时间将它泡胀泡透，不然就很难煮得过芯。晒干了的高粱坚硬得像砂子，在蒸煮以前差不多要浸泡两天两夜的时间，一直浸泡到水面上泛起白花花、散着酸味的泡沫时为止，然后再到大锅里去煮。
　　 为了煮高粱，父亲专门买了一只柴油桶，拦腰割开了，做成一只大炉子。父亲退休以前是做泥水匠的，对于砌炉子真可谓小菜一碟。为了方便移动，他还给炉子装了三只轮子；又把一只大锅拿到镇上的冷作店里，用白铁皮敲了一圈翻边，把锅加高了半尺，以便能煮得更多。这样，一台专门用来煮高粱的炉灶就做成了。
　　 煮高粱是件很磨时间的慢工活，性急不得，主要是靠焐，焐的时间长了，高粱才能熟过芯，不至于夹生，高粱夹了生，酒的产量就少了。因此，每次到了煮高粱的时候，父亲就事先在院子里搭起一个简易的凉棚，把炉灶按在棚子底下，用一块插线板接好鼓风机，边上堆起一堆柴禾。父亲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就起来生火开煮，一直煮到下午四点多，一天最多只能煮六锅，每一锅四十斤。煮熟了的高粱晾在小屋的地面上，一直要等到最后的那一锅也完全冷透了才能拌酒曲——我们那里的人不叫酒曲，而叫白药。
　　 白药是问酿酒的师傅买的，算在酿酒的工钱里。白药如桂花球一样，白白的，圆圆的，有酒的气味。因为有定量，所以酿酒的师傅事先按照酒的蒸数，把白药分成一小包一小包，多了少了都不行。白药在拌药以前就用面锤子擀碎了，擀得很细很细，像麦麸。
　　 吃过晚饭后，晾在地上的熟高粱全都冷透了，于是就去拌药。拌白药跟拌水泥很相像，几乎是一样的，也是用铁锹。拌了药的高粱就成了酒酿了，当即就有酒浆渗出来，粘粘的，屋子里也同时弥漫起了浓浓的酒香来。而等到把酒酿全部装进坛里或缸里，再把地面洗干净，时间也差不多已到了晚上七点多了。像这样从早晨五点一直忙到晚上七点的日子，大概也要持续十天左右。
　　 第四场是烧。
　　 “烧”是我们那边的土话，如果按照书本上的话来说，其实就是蒸馏。这个过程倒并不很长，因为酿酒的师傅至少有四只炉子，按四十斤一蒸的规格算，每一蒸大约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也是起早摸黑的，就连中途吃饭时炉子也不停，不过想停也停不下来。他们每天差不多要干十一个小时，也就是烧四十四甑左右，这样算起来，我们家的那点酒，最多只要一天半的时间也就完成了。但为这一天半的时间所做的准备却很不简单，这种准备里最重要的事情是柴禾。
　　 烧与此前那道煮的工序完全不一样，煮的时候是靠焐，火旺了作用也不大，但烧的时候火必须要烧到最旺的程度，火不旺，蒸汽催不起来，酒也就蒸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得用整块的劈柴。其实，周围有图省事的人家已经买了煤来烧烧酒了，但父亲算过一笔帐，像我家这个数量，全部买煤烧的话，就得多花好几百块钱的成本，不划算的！
　　 我们家劈柴倒是有的，因为父亲既然把酿酒看成了一桩小小的事业，所以平常就十分留心柴的事情，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早几年时，他通过一个包工程的徒弟，每年都花一天到两天的工夫，到工地里去捡废木料，而后请人用拖拉机拉回家里来。后来，那个徒弟到外地包工程去了，于是这条门路也就断了，好在家里柴禾向来有所积蓄，短时间内倒也并不成问题，但从长远考虑，总还得有所补充才是。好在前两年姐姐她们村子里搞新农村建设，砍掉了一大批村前村后土岗子上的杂树。砍下来的树因为太杂的缘故，没有人要，于是父亲就去弄了回来。但这一批杂树确实不是一般的杂，不光品种杂，形状和大小也都很杂。其中最大的几棵苦楝树有斗那么粗，要是在早年时，可算得上是做家具的好木料，因为楝树的木质很细腻，花纹也很漂亮，何况还这么粗，但可惜的是，现在也只有沦为劈柴了。
　　 父亲把这批杂树弄回家后，花了好大的心思才整好。他把柴禾分成两部分，大的主杆用于“烧”，而那些小的枝桠则用于“煮”。但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一律截成一尺长的短段子，劈开后，一捆一捆捆好，顺着小屋的西墙，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道“劈柴墙”，看起来与某些电影里所放映的“山里人家”一模一样。
　　 蒸酒的师傅进门后，在院子里一字排开四台火炉子。炉堂里熊熊的火烧起来了，随着酒如涓涓细流般地从酒甑流到坛子里，劈柴也就经了父亲的手源源不断地被搬到炉子前的地上，再经了师傅的手被一块一块地送进炉堂里去，那堵柴墙自然慢慢地就矮下去了，矮下去了……父亲每每看着那堵越来越矮的柴墙，总是说：
　　 “等这批柴全部烧光了，看来真得去买煤了。”这话的意思，他还想把酒一直酿下去哩！
　　 这时候，母亲就会说：“等这批柴烧完，我们就不再种芦稷，也不再烧烧酒了。”
　　 每当烧烧酒的时候，母亲也是很忙碌的，除出要做饭、晒酒渣，她还要掌握烧酒最后的“配方”。母亲的配方里有两项内容，一个是给酒上色，另一个给酒调味。
　　 被称为同山烧的高粱酒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酒是红色的，所以有的人也叫它红高粱。酒刚刚从甑里出来的时候，跟水一样，没有颜色，但人们总习惯于说是“白色的”。要把白色的酒变成红色，我们先后用过三种办法。
　　 最早的时候是用被虫咬过的高粱秆子，高粱秆子被某种虫咬过以后，就泛出红色来了，把这种泛红的秸秆剪几截下来，浸到酒坛子里，酒慢慢就变成红色了。但用这种方法着色的高粱酒虽然颜色已经红了，却红得很不好看，那色彩看起来涩涩的，很黯然，一点光泽也没有。
　　 后来，有人试验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用包裹在高粱粒外面的那一层黑色的壳来代替秸秆。高粱脱壳成粒后，这一层壳就被风车滤掉了，事先留取一些，等蒸酒的时候，用干净的纱布包上一小包浸到坛子里，酒也会变红，并且这时的酒红得很鲜艳，倒进杯子或瓶子里后，隔着玻璃望过去，红艳艳、亮晶晶地，像女人脸上的胭脂，很诱人。
　　 如今，我们家早已不用这两种方法了，因为这两种方法除了把酒染红，改变一下观感以外，没有丝毫另外的功效。我们现在用一种叫作“竹黄”的中药来浸酒，用竹黄浸出来的酒的色泽，比用高粱壳浸的还要鲜艳夺目。而更为重要的是，竹黄作为一味中药，具有“祛风除湿，活血舒经”的功效，可用于“风湿痹痛，四肢麻木的治疗”，而泡到酒里后，则更能“增加药势和加快药效”，所以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我母亲说，反正我们家的酒大多数都是送给自家亲戚朋友喝的，不在乎这点竹黄的成本。因此，我们家用竹黄泡酒已经泡了好多年了。况且，所用的竹黄都是我从淘宝网上买来的，价格比当地中药店里要便宜很多。
　　 至于调味么，则主要是往酒里加一点冰糖和蜂蜜，用以改善酒的口味。因为我家酿的酒度数太高了，酒瘾不是很大的人往往觉得口感很辣。加入一点冰糖和蜂蜜后，用某种行话来说，就“绵柔”得多了，何况这两种东西不光有清火解毒的作用，并且还能增加酒的鲜味哩。
　　 前面曾经说过，有一段很不短的时间里，我们家与酒基本没有什么缘分，因此，我早先时也是不怎么喝酒的。特别是对于烧酒，总觉得太辣了，更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有时候偶喝一回两酒，也多数是喝啤酒和黄酒。我在温州时倒确实喝过一阵子啤酒，主要是夏天里热得厉害的时候把冰啤酒当冷饮喝。后来患了痛风的毛病，啤酒是决计不能喝了，黄酒也不能多喝，可自己家里又每年要酿出这么多的酒来，于是就用高粱酒泡杨梅，泡得淡爽了后再喝，慢慢地，终于对于烧酒也有了一点点的爱好。如今，当我从外面回到家里，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也会喝一点酒了，可始终喝不多，如果喝原酒，则最多喝到二两，超过二两，不光自己觉得过量了，不舒服，并且母亲也不怎么允许，她对于喝酒总归还是有所戒备的。
　　 三年前，我从一个工友那里弄到一个据说是“鸿茅药酒”的配方。按照电视里所说，鸿茅药酒有七十多味中药，而我的这个方子里却还不到六十味。不过这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又不卖药酒，管它是五十多味还是七十多味呢。我照着这个方子去中药店里抓了药，泡了整整一坛酒，四十多斤。从此，不光家里喝，还带到工地里，工作之余，隔三差五也喝一点药酒。但药酒太苦，所以喝的时候需要兑一点原酒才行，但总的量却始终喝不过二两。
　　 正是由于像我这样把酒带到打工的地方去喝的人多了，因此，若干年以来，这种被视为是诸暨特产的红高粱酒，其实也可以说很有一些“名声在外”了，单单在我周围就有不少人知道并喝过了这种酒，凡是喝过的人都说这种酒好。
　　 有的人说：“喝这种酒，口味很纯，真真有那种‘一线喉’的感觉，从嘴里一直淌到胃里，很明显，但不上头。”
　　 有的人说：“喝这种酒，不但不必考虑酒的真假，就连添加剂也不必担心，真正让人喝得安心。”
　　 有的人说：“这么纯的酒才卖二十块钱一斤，想想那些几百块、上千块一瓶的什么名酒，真不知喝的是啥东西呢！”
　　 这当中，也有人会问我这酒有没有什么名字，甚至有的人之前就听说过“同山烧”的大名了，于是就直接问我这是不是就是那种“同山烧”。
　　 每每碰上这样的评论和询问，我总是无一例外地告诉他们：“这个酒的名字不叫同山烧，而叫西山烧！”同时心里也往往会想起父亲所说的关于“四场战役”的话来，因此免不得暗暗地感慨道：唉，这一口小小的酒啊，虽然只卖二十块钱一斤，可真是来之不易啊！
　　 至于我为什么改了“同山烧”的名字，而要把它叫成“西山烧”，原因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我家所住的那个地方叫作西山，离同山有三十多里路。自己家里出的酒，一样的品质，我不想用别人的名字，于是就把它换成了西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