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课我心不在焉，断断续续打着腹稿，作业也忘了布置。学生们比过年还快活。
　　 晚上，我正想动笔，又一个说客登门。
　　 顶头上司校长来访。
　　 如果说卢大爷盖房使“烂眼阿七”由自私变得“大公”，校长则恰恰相反。他一进门就挺严肃地说：“X老师，你挺厉害哩！”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请您指教。”
　　 “你年轻有为，已经在报纸扬名。来校任教不过数月，卓有成效。”校长带着近乎痛苦的表情望着我，“水到自然渠成，你何必如此迫不及待？”
　　 “您指的什么呀？”我端着被客人拒绝的茶杯，傻乎乎地问道。
　　 “装模作样，”校长摆摆手，“这个位置我并不留恋，二十年，坐腻了，完全可以让给你。你不必来这些花枪。”
　　 “什么，花枪？”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写诗写迂腐了，否则怎么这么迟钝呆笨！
　　 “你明明知道卢大爷告不倒，偏要替人捉刀代笔。嘿嘿！一来搅乱学校正常秩序，二来你可扬名四方，以便不久坐上我这个位置。老弟，我可不是三岁娃儿呀！”他聪明地盯住我。
　　 我瞧着校长脸上闪烁的两块镜片，真想不到他竟是这般委琐鄙陋。在我的心目中，校长是麒麟镇上最热心的教育家。他曾数次捐款，扩建校舍。无论何种集会，他均登台慷慨陈词，强调教育对于安邦兴国的重要。以致于最悭吝的家长，也乖乖地将孩子送往学堂。当魁伟威严的卢大爷微笑着跟校长打招呼时，全镇的人们异口同声断定：校长毫无疑问要接替第二任镇长职务。
　　 “您错了，”我诚恳地说，“我绝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他迫切希望我不要将他当作三岁孩童，“我不过告诉你一声，我知道。”
　　 送走校长，我的情绪沮丧到极点。还未动笔，已经难以招架；若是真枪实弹地干，我在麒麟镇还有立足之地吗？算了算了。
　　 隔天，在街上我又迎面碰上卢大爷。他取下嘴里噙着的烟杆，却没招呼的意思，浓眉下扫过来冷冷的目光。我胆怯地低下头，匆匆与他擦身而过。
　　 走了好远，我感到脊背凉凉的。扭过头，卢大爷正牢牢地瞅住我哩！一条街上，好多人索索地旁观着。我蓦然觉得一阵强烈的受辱感，总不成你能生吞活剥了我？便立定脚跟，把一双年轻人的锐眼针锋相对射了过去。
　　 对峙了几秒钟，或许是几百年，老头儿终于支撑不住，收回目光，噙住烟嘴，转身走掉，“通通”的脚步声沉重而又缓慢。我徐徐吐了口长气，贴身衬衫已是汗渍渍的了。
　　 此后几天，整个麒麟镇人心浮动，流言蜂起。有说上面马上就要派联合调查组进镇的；有说省委书记亲自在我的检举信上画了圈作了重要批示的；有说中央电视台已经发函给学校，准备把我的事迹搬上电视屏幕的。最离奇的谣言，说我已被任命为县里一个什么部的副部长，不日将走马上任。真叫我哭笑不得。
　　 对我不利的谣言也有。说一个姓卢的将军马上要回乡探亲，探亲是假，支持卢大爷是真；还说卢大爷孙子的房基由房管局局长亲自签字证明合法。可是这些谣言寿命都不长，马上被对立的谣言所淹没。那段时间，天天有人向我报告消息。全镇两百户人家，家家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把我描绘成手眼通天的胜利者，卢大爷则卑躬屈膝地请求我高抬贵手。我竭力辟谣，谁也不信，说我是伟大的谦虚。最后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是不是有其他人果真写了告状信。
　　 爆炸性的新闻终于脱颖面出：这天上午，我摊开书本刚刚开始讲课，后排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说：“看！”
　　 桌椅噼噼啪啪一阵乱响，学生们全伸长脖颈朝窗外瞅去——从我们学校正好可以看到堤坡那段大路。我一眼就看到一辆手扶拖拉机停在那儿，几个人无精打采把路上的砖瓦朝车厢里装。这么说，卢大爷撤兵啦！
　　 放学后我走在街上，人人都满面春风地和我打招呼。卢大爷的失败如果在一个月前，人们会难以置信，此刻却那么自然、那么合理、那么正常。正常得就像树叶总是长在树枝上一样。
　　 麒麟镇的风气为之一变。镇长极少提着烟杆在街上踱步。人们遇见他也不如往昔那么毕恭毕敬。大约只剩三分之一的人保持着老习惯，点头哈腰问一句：“卢大爷，您吃了？”
　　 人们把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归功子我。搬运站的男女老幼对我感恩戴德，家家户户邀我上门喝酒。“烂眼阿七”正式宣布：×老师是仅次于他本人的麒麟镇上的第二条好汉。
　　 羞愧难言的是：我为公众利益疾呼呐喊的检举信始终停留在腹稿阶段，我不具备与卢大爷分庭抗礼的大无畏气概。我不过是个多愁善感、舞文弄墨的平庸的青年，真的。
　　 可是，无论我怎样解释、申辩，人们都不能相信，卢大爷傲然屹立的形象会在我虚幻的攻势面前崩溃。相反，他们认定这谦虚更证明了我是后生可畏。
　　 越来越多的人提议：下次召开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一定得把我列入镇长候选人名单。以往中伤过我的人争相与我握手言欢，仿佛我嘴里也噙着一根巨大的烟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