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周末，我们几个在外地考察太阳能发电项目，南无村有的是太阳光，这项目让我们像中奖似的开心。这时养老院张院长打电话，说我母亲发烧，一晚上拉稀不止，纸尿裤用完了，还借了隔壁房间两张。卫生院已经打过针了，就是不退烧。当时有一种疫情在远处蔓延，养老院进出比较严格。我只能通过微信视频了解母亲的近况。
　　 到家已经天黑了。我在微信上给张院长留言，说明天早上就去养老院。
　　 洗完澡，换了睡衣，脚翘在沙发背上，肚子里装满热乎乎的蛋炒削面，半分钟也睡不着。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八十岁那年冬天，脑子被谁突然撕掉一页，忘记了前世今生。有一回找了一天，才找到站在桥底线迷路的她。她在家，常常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不是忘记关水，就是一口气吃光冰箱里的食物。
　　 医生说这是老年痴呆症。大哥种了一地的药材，每天和杂草阳光搏斗。弟弟在郑州一个建筑工程队打工。母亲无处安置，只好放在养老院。
　　 明天正好是周末，我计划在养老院呆上一天，陪老娘吃个饭，晒晒太阳，拉拉话。她不记得我，我记得她就行。
　　 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听到了电话铃响。我看了一下表十点四十。是谁这么晚打电话？
　　 “我咳嗽。明儿想去县城看病，能不能早上接一下我？”是个陌生的手机号，说话的声音却是石可心。石可心这时候病了？我握着手机，人一下就坐起来了。前些天同事在一起交流，说有的贫困户经常提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要求：去学校接送孩子，帮忙去田里拔草，买一壶老酒，还有的要求帮忙找老婆。石可心应该是脑子发烧了，我离开村子的时候她还不咳嗽呢。但我能拒绝她吗？我嘴里连声说“好的好的”。心里想，如果母亲不要紧，就赶去南无村。
　　 母亲的情况非常不乐观。一个多月不见，她骨瘦如柴，腿微微发抖，闭着老眼，看也不看我。我有了一种不祥之兆、立即将母亲从养老院拉了回来。医生输了液，我们三兄弟轮流值班，一遍一遍擦拭母亲身下血红的尿液。
　　 到了第四天早上，母亲就被装进了松木棺。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次痛失亲人。对于母亲，我们心存愧疚。哥哥去找盖墓的瓦，突然抡起一个空篓子，狠狠地摔在地上，一群栖息在下面的蝙蝠，呼地逃飞了。“都没有空。要是不送养老院，妈活九十都不是问题。”
　　 他大手一挥：“妈在家里停放两个七天才能下墓。这件事不可商量。”两个七天就是半个月。
　　 我想说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面对的，将来，你、我、每个人都要面对。但我这句话说出来是会挨耳刮子的。对母亲的愧疚使大哥失去了理智。
　　 院子里笼罩着一层阴云，母亲的棺木被冰冻着坚持放了半个月。大哥不再去田里除草，弟弟也不再去工程队。我们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守着她的最后时光，直到把父母重新安葬在离我们最近的春晖公墓。
　　 “石可心快死了。”
　　 从公墓回来的路上，接到王党恩支书的电话，我脱掉一身白孝服，在哥哥的痛骂中像刚从战场爬回来的逃兵，满身是土，浑身疲惫赶到南无村。
　　 屋子里一片狼藉。十几个包袱摊在床上，已经烧得面目全非，窗户上的塑料布底下烧光了，上面的几块也是千疮百孔。小小的屋子更黑了。石可心躺在床上，像煤窑里刚抢救出来的患者，脸上脖子，露出的手指甲都是黑。她闭着眼睛，死死地闭着嘴，除了脖子处动脉一跳一跳的，看不出任何动弹的迹象。我扶贫扶出了人命。
　　 碾子端着一杯水，爬满蚯蚓般血管的酱手抹着眼泪，把水凑到石可心跟前。我突然发现碾子老了不少，花白的头发更加稀疏，酱色的额头挤满细密的皱纹。“心儿，心儿，是我呀。你不能死，咱还有没有住进新房子哩……”
　　 “黄队长来了。让一下。让他跟可心说几句。”王党恩支书拉着碾子的胳膊，老实的碾子就在这时暴怒了。他跪在女人跟前，朝着我们挥舞着酱胳膊：“你骗她！都是骗子！你们扶贫的，能扶就扶，管不了就不要骗人……”
　　 “碾子，你他妈瞎了。黄队长老娘去世了。你看他胳膊上别个‘孝’字，骗你啥了？你家有啥可骗的？”王党恩支书破口大骂：“你家跟个老鼠窝似的，你当人家愿意来吗……”
　　 “反正心儿死了，我还活个啥劲？自从你们来了，她的饭量就小了，一天吃这么点。”碾子抹了一把泪，两手比划着鸡蛋大小的圈，“想尿不敢尿，想屙屎不敢屙屎，活人都快憋死了。好不容易高兴了两天，她天天瞅着窗子外面你们来的路。眼睛都盯肿了，可你们拍屁股走了，连音儿也没有了。这几天她不吃不喝，还把自己点了……我要是回来晚，早装进棺材了……”
　　 碾子哭着，白袖子一抹一抹的，后来干脆撅着屁股，趴在石可心身上嚎啕。这是一个穷苦男人的嚎啕，田里没有收成，天上地下都没有水，他只有相依为命的病妻，支撑他的全部。
　　 我走出来，把车倒在碾子的门口。第二次进去，屋子里的人，王党恩、我的两个同事，还有刚刚停止了哭嚎的碾子都看着我。他们听到发动车的声音。
　　 我走到炕跟前，大声说：“石花，我现在就带你去县城！”
　　 我试着把手插在石可心身子底下的褥子上，褥子火一样热。我只能跪着双腿，另一手抱着她的腰。我看不清她的脸，屋子黑了，窗户黑了，她的脸上脖子里都是黑。碾子赶紧爬过去托着她的双腿。
　　 就在这时，石可心突然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脖子，就像溺水的人遇到打捞者，搂得我喘不过气来。她的胳膊力气好大，常年拽着围巾起床练出来的，身上散发出一个常年不洗澡的人苍老病弱的气息。我有颈椎病，常年写作落下的。石可心搂着我的歪脖子，我使不上劲，只好把她的头放在我的肩上，抱紧她的上身。她枕着我的肩，安详地任我带她上岸。碾子抱着她火钳子般的两条细腿。几个人就像端瓷娃似的，小心翼翼把她放了铺了充气垫儿的副驾驶上。
　　 石可心是第一次到城里，就像一个刚出门的要见生人的少女，稀罕得眼珠来回转。一路上她咳嗽了几声，精神状态还好，不像个立刻马上要死的病人。
　　 到医院已经八点多了，我们拿着贫困户登记表走了绿色通道。很快给石可心化验了血，肺部拍了片儿，没有什么大碍，又检查了一下腰椎。石可心已经瘫痪了十几年，医生说要不停地捶打腰椎，尽量唤醒即将麻木的神经。
　　 输了一天液，石可心开始喝了一碗油茶。她点燃了被子，火刚烧起来碾子就回来了，头发枯成了野草，身体并无大碍。现在状态不错。我和王党恩支书，还有医院的董医生围着她，问她感觉怎么样？
　　 “黄队长，你能带我去理个发吗？”
　　 石可心居然想去理发，真是让我始料不及。对正常人来说，理发是个最简单不过的要求。南无村缺水，石可心下身瘫痪，她从来没有进过理发店。
　　 医院那条街拐过弯就有一家名剪理发店。名剪，这名字很不低调了。理发的是个小伙儿，红头发。他看到石可心这样子，直接说在车里面剪。小伙子把布子围在躺着的石可心的身上，带着工具从后面进去。我真是太佩服这个理发师了，他跪在后座上，扭着身子歪着脖子，一会儿到前边来，一会儿到后边去，不让石可心脖子转动，就给她理了个清爽时尚的短发。小伙子拿来手机，全方位拍了照给石可心看。
　　 石可心其实挺好看的。剪了短发配上白净的皮肤，漂亮了不少。
　　 “你这附近有澡堂吗？”
　　 石可心这是想洗澡。红头发的小伙前走一步，指着街道街头说那里有一家私人澡堂。我舌头上的口疮裂开了，吐了一口，有血丝。比黑豆还小的伤口能让人痛得发抖。我立即拉着石可心夫妇前往澡堂。
　　 大中午的，澡堂的生意不太好，老板娘盯着电脑上的扑克牌翻得正来劲，我说明了情况，问这里可不可以给残疾人提供个方便。老板娘穿着宽裙子，一走路，两腿生风。她盯着石可心看了半天，说有一张黑皮床，可以请阿姨给她洗个澡，但需要我刷三十块钱。
　　 我和碾子抬着石可心，再一次抬着破碎的瓷器，小心翼翼把她放在黑皮床上。戴围裙和头套的阿姨已经站在一边。
　　 石可心的澡洗了一个半钟头。太阳渐渐从东边转到头顶，街上挤满了车辆和提着面条蔬菜的女人。城里人吃饭比较准点，一到十二点左右街上就水泄不通。我拉着石可心两口子穿行在城市的街上，南无村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般的存在，和城市的高楼桥墩大马路不在一个频道上。碾子两只手扶着座椅，眼睛瞅着玻璃外的人群和车辆。我从后视镜里看他的眼珠转来转去，在城市中寻找着什么。
　　 打理过的石可心像刚拱出地皮的草叶，从头到脚都是鲜嫩的。“黄队长，你知道去《汾东日报》社的路吗？”
　　 《汾东日报》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石可心半夜打电话想进城看病的目的。陈医生说她的气管稍微有些感染，喝些退烧和消炎的药，两天就会好。她理发、洗澡，以全新的面目，原来是想去《汾东日报》社去看看。
　　 此时车辆已经行进到桥上，只能顺着桥往下走，拐到发展路才能到报社。
　　 石可心是以看病为由，专门看望《汾东日报》的。
　　 报社的自动伸缩门已经关闭，我把车掉头停在铮亮的不锈钢门跟前，让副驾驶角度正好能看到里面的建筑。写着汾东日报四个红色大字的巨大的石柱，矗立在报社中间，鲜艳的国旗在空中飘扬。三层办公楼顶排着焊接的汾东日报编辑部。石可心久久地仰望着石柱上的高高的汾东日报四个字。
　　 她一脸的敬仰，眼睛不眨地看着，想把这个报社刻在心里。我找了门卫师傅，让他打开门，允许我的车进去绕一圈。师傅很好通融，按了一下遥控。
　　 我们在汾东日报社的大院转了两大圈，担心她太累了，就出了报社。在对面的巷子里买了油糕和面皮，算是解决了中饭。
　　 石可心突然盯着我，她的眼睛很大，问以后写了文章给我看，行不行？
　　 我赶紧说：“你写一篇，我看一篇。只要你肯写。”
　　 “那你收我做你的学生。”
　　 “没问题！”其实我哪里有资格收学生，我那水平，在省刊上发表还得费劲。但我声音很干脆，毫不犹豫。
　　 那天晚上，皓月当空，光线从空空荡荡的窗格里伸进来，把炕上拂得水波一样。石可心一手攀着杨树上的横杆，一手端着一碗玉米面糊糊。我坐在炕头，让碾子给我舀了一碗。“老师，干了这碗。”
　　 “干！”
　　 我们碰了一下碗，糊糊在碗里激荡。石可心一口气就喝完。糊糊没有喝酒利索，在嗓子里千回百转不肯下去。我把它们全部赶到胃里，痛快地抹了一下嘴。
　　 我说：“石花，你要是再写一篇发到《汾东日报》，我就背着你去河滩里捡石头。”
　　 王党恩支书在北坞村东边的打麦场找了一块地方，碾子家的地基终于画了线，开始动工。我给扶贫办打了报告，文化局又组织了第三次捐款，更欣喜的是中阳化工公司插了手，给这五户提供了后援。新房子一天一个变化，一个多月就竣工了，随后进入装修阶段。我蹲在新房的后墙角，给石可心画了一幅效果图：低矮的大床上，悬挂着两个吊环，一张小桌上摆放着电脑和书本，还有一沓稿纸。我知道，石花最近一定写了不少。
　　 碾子说，再摆一圈石头。
　　 为什么要放石头？我对石可心炕上的石头也充满了好奇。
　　 碾子说，石可心是鸡屁股山里的人，那里的孩子从小跟在羊尾巴后面，挥着一把扫帚，把羊粪蛋扫进背篓里，倒在坡地，所以鸡屁股山里的山药蛋又绵又沙。石可心是个怪人。她不扫羊粪蛋，专门捡石头。那一年，她纠缠着卖山药蛋的哥哥，跟着去壶镇赶集。路上突然看到公路下面的河滩里，铺满了小石头，它们在河水里光滑透亮。哥哥不肯停车，她就拉他。当时正急转弯，哥哥分了神，三轮车开进了沟里。
　　 哥哥死了，石可心也站不起来了。嫂子埋怨她，骂她是个祸害。
　　 碾子说，石可心是听到他愿意带她去捡石头，才点头嫁给他的。刚开始他用平车拉着她，到河滩捡了几回，窗根那些就是。石可心坐在平车里，手指到哪里他就去捡。夏天脑门晒得一蹦一蹦的，冬天河滩里风大，石头根本抠不出来。后来渐渐地他就不想去了，田里那么多活计，睁开眼干到天黑都干不完。石头又不是山药蛋，捡得再多也不能当吃喝。鸡屁股山的石头多了，河水冲得满河滩都是，一直冲到山外面，一辈子也捡不完。这光景还过不过了。
　　 碾子说，石可心上辈子一定是石头投胎的，看见石头眼里放光，不跟她捡石头，就不肯说话，老是坐在炕上。她就像一台老式收音机，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卡，现在干脆不出声了，慢慢的腿也不会动弹了。
　　 那些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南无村的太阳烧得正旺，把巨大的热量放出来，人畜和庄稼被炭烤得无处躲藏。新能源公司的技术员在新建的屋顶紧张地铺设发电板，碾子和其余四户跟国家电网签署了购电合同。以后每个月大概有千元左右的收入。
　　 那天夜里，南无下了一场透雨。去年入冬，天上没有飘下半毛雪花，到今年春夏，没有降过一滴雨水。上苍突然想眷顾这个被世人遗忘的一贫如洗将要被淘汰的南无，在人们忘记雨雪这个词的时候，突然慷慨地降下来一场甘霖。没有雷声，也没有闪电，雨像千丝万缕的线头，低调地精准地投在南无村坍塌的土墙上，投在长了狗尾巴草的屋顶上，投在细若游丝的鸡肠子河上。一点一滴，一丝一缕，织成一张网，挽留古老的将要消失的南无。
　　 雨落在发烫的坡地，土滋滋地冒着热气。刚长出细细的黄蜡蜡的秧苗，温顺地铺展了身子。雨落在石头上，像落在烧红的鏊子上，满世界刺啦刺啦地响。到了后半夜，那些被火红的太阳晒得没有脾气的石头，噗噗地裂开了。石可心院子里的大碾盘发出噗的声音，屋后头的垫脚石也滋滋地裂。村子里的石头像没有见过雨水似的，竞相绽放。远处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河滩里的石头，在雨水的浸泡下，全面开花了。
　　 王党恩支书说鸡屁股山上的石灰掏空了，所以鸡肠子河断流了，那些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就永远不会再流到下游了，它们牢牢地长在南无，风吹日晒。
　　 现在雨水激活了它们。
　　 第二天，我用残联捐过来的轮椅，推着石可心。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是那种大红色，结婚的那天穿过一次。她梳了头发，别个蝴蝶发卡，涂了一点碾子从壶镇买来的口红，像出嫁的新娘。
　　 我们向着河滩出发。路不好走，还很泥泞，走一截就有个水窝。雨后的空气散发着淡淡的田野的味道。河滩里的水还没有退完，水清澈地向前流，带着一些更小的石头，发出悦耳的响声奔向山外。而裸露出来的石头，有的炸成了一片一片花瓣，有的裂开了缝，有的像饱满的石榴。石可心指着一枚橙色的开花的石头，我捡起来递给她。她用手反复擦拭，擦得石头发亮。她揣在怀里，又指着远处一枚乳白色的石头，
　　 眼前的石头像鲜花，一簇簇，一丛丛，五颜六色，铺满河滩，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璀璨的光。这光芒从上游下来，一路向着山外铺开。石可心坐在花海里，指着这边，指着水流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