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另一边的山梁而下，一台台的林木间，是各种展馆。除了那些介绍韩城当地民俗的、文化的、日常生活及劳动场景的展馆之外，有一处最重要、也是探究太史公后裔世系的展馆。世系图展示，太史公有二子。其一子延续几代后，才改“同、冯”二姓，即今徐村的同、冯姓氏。这也证实了我在徐村的所见所闻。
　　 拜谒过太史公司马迁的这一处祠墓，已是夕阳西下。有几个问题萦绕心头，不得其解。其一，此处墓葬，传说及书载，认其为衣冠冢，而我在徐村，同氏亲家告诉我，此墓冢埋葬司马迁一条胳膊。孰真孰假？是书上记载的正确，还是其后人口口密传的属实？为什么？其二，为何晋朝最初建芝塬大墓，不把太史公的真墓迁来而只建衣冠冢？其三，司马迁受宫刑后仍为中书令，继续著史，子孙并未牵连获罪，而几代后，又要改姓而隐匿草莽？其中又有何隐情？其四，一个大的家族，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仅改姓，就能隐瞒他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深藏在重重迷雾之中，还需要今世的人，去认真探究、考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探明真相。
　　 3
　　 乘车离开司马迁广场，亲戚领着我们去韩城的老城。说老城保留了一处古庙建筑群和古民居的两条街，很值得一观。
　　 车行路途，我在想，太史公司马迁是韩城引以为荣的一张名片，将去的古庙宇建筑群与太史公又有何关系呢？韩城市的老城在塬下，后来扩建的新城区在塬上。老城区的规模小，无法容纳建市后的需求。但老城区一路也在改造。拓宽至司马迁广场的大道，大道旁新起一处处新楼。据说，四十多万人口的韩城市将打造成可容纳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要使韩城市成为渭北的旅游亮点，纳入省城西安的两小经济圈。韩城至西安二百二十三公里，不论是汽车还是火车，两小时都可到达。在上世纪，韩城是渭北著名的能源基地，以产煤而名，包括毗邻的合阳与澄城。煤炭作为最基础的工业资源，为一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煤炭的开采，却给矿区周围的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二十年前初到韩城，感觉那时的韩城与同样是渭北煤区的铜川市一样，灰头土脸，大、小道路，车过处，扬起的是黑色的煤尘。建筑物表面，也覆盖着一层无法剔除的“煤炭”的标志。现在到韩城，煤矿虽然仍就存在，但那种严重污染过的景象再看不到了。蓝天白云，道路清洁，新、旧建筑都如西安古城一样，靓丽、干净、整洁。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早已转变了观念，发展经济的同时，把保护环境、保护一方人民的生存安全放到了发展经济相同的高度。这一点，值得欣慰。任何一个想重点发展旅游业的城市或乡村，环境的好坏是决定发展的主导因素。
　　 不到半小时，车已至目的地，展现在眼前是古色古香的一片古建筑。亲戚指引我们从文庙开始游览。街巷的入口，古老的木牌楼首先把千年的历史与沧桑一下子抛给游客，历经岁月的圆木柱与牌楼上方密麻麻叠加而成的斗拱，以及覆瓦之上精雕细刻的砖雕泥塑，仿佛时光之门，指引你走向时光逆流的黑洞。
　　 文庙红墙青瓦，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所有的建筑、碑刻以及古柏保存得十分完好。仿佛一朝又一朝的天灾人祸从未光顾过这里。而我初上学时经历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生在另一个国度。古老而精致的建筑、建筑物上的砖雕、木刻、泥塑、彩绘、琉璃等，我是外行，只能观赏、赞叹、拍照，说不出所以然。只说说文庙里的古柏吧。自东南偏门入，耸立在甬道旁的是一株一千岁的古柏。我与妻张臂合抱合影，一只手指尖相碰，另一只手不知相隔多远。树身的纹理稍稍扭曲，扶摇直上，华盖如云，生机盎然。走过池阁上精美的小石拱桥，路右旁又是一棵比刚赞叹的那株更粗壮的古柏，铭牌上说明它一千二百岁。树高两米处分杈，分杈处，一丛枸杞枝条扶苏，绿叶间点缀着珍珠般熟透的红色鲜果，娇艳欲滴。枸杞是多年生藤本，初生的幼树是不会结那么多那么密的果实的。这丛枸杞借古柏的枝岔间安身，不是一年两年了。树上生树，少见吧？其它稍小但树龄有七八百年的柏树比比皆是。在这里，它们的年龄还是小伙子，不敢跟千岁的爷爷辈攀比。
　　 供奉儒学宗师的大成殿前共四株古柏。两株紧邻殿前石阶，两株稍远，在甬道两旁。这四株古柏有讲究。紧邻殿前，左边古柏为一个主干，右边为二。甬道两旁，左边有五，右边有三。有五根斜岔开主干的古柏被一圈围栏保护着，树身合一处，系了一圈红流苏。乍一看，古柏的树身似乎已没有了树皮，遍布裂纹，像是干枯已久。抬头看树冠，却还顶着云朵般的绿叶。走近，发现那一圈系绑的红流苏原来是一条条打印着金色人名的祈福布条。铭牌上标明，这又是一株“五子登科”柏，树龄一千五百年。站在大成殿门外的解说员见我们围着五子登科柏，便热情而大声地解释道：“这棵五子登科柏是一棵树自然分为五枝，有孩子考重点、考大学的人家，送来孩子的名字，系在树上，很灵验的。”我明白了树身系人名红布条的原因。原来是借“五子登科”的寓意，望子成龙。解说员又解说了其余几株古柏主杆分枝的寓意，以及殿门外龙杠的等级规制。我等只顾了游观，无法一一牢记。回去后记叙这次游历，打开手机百度，百度百科是这样系统介绍韩城文庙的，现摘录如下：
　　 韩城文庙位于陕西省韩城市金城区东学巷东端北侧，是全国第三大孔庙。其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和北京国子监街的孔庙。若从建造年代算来，在国内排第五，连北京国子监孔庙也要比它晚。
　　 韩城文庙的建造年代至今无统一说法。该馆工作人员持唐初造，宋重造观点。明《一统志》记载：韩城县学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在旧址重修。《陕西通志》载：洪武四年知县周吉成重建。近年出版的《韩城市文物志》的观点是：韩城文庙具体始建年代不详，通过相关文物考证、推断，文庙当始建于唐初，经历代的重修扩建，其建筑风格集宋、元、明、清于一体，有“四代建筑一庙收”之说。
　　 文庙坐北朝南，不设南门，共有四进院落。主要建筑以照壁、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正谊明道门、明伦堂、尊经阁等构成一条南北长二百米的中轴线。
　　 中轴线两侧设有牌楼、致斋所、更衣室、碑楼、碑亭、东西庑、东西碑林、掌酒司、典库司、东西书斋等建筑。
　　 庙东、西还有名宦祠、文昌阁等附属建筑，并与庙内相通。该庙在建筑设计上强调中轴线相对称的格局。利用层层递进的格局，按功能合理布置建筑。庙、学结合，是研究明初地方文庙建筑的范例。
　　 1975年5月31日被韩城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韩城文庙作为明代的古建筑，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
　　 韩城文庙集宋元明清建筑于一身，布局规范，体态恢宏。庙宇坐北朝南，1371年（明洪武四年）做过大规模重修扩建。其占地总面积8400平方米，中轴线长180余米，后存主体和配列建筑共22座，计78间。是14世纪以后中国西部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古建筑群。文庙由棂星门、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等5个主体建筑和4个紧密相连的院落组成。
　　 文庙外有木结构牌坊两座。东坊上书“德配天地，西坊上书“道贯古今”。由“贤关”“圣域”两门入庙。门口竖有“文武百官军民等至此下马”的下马石，南边的“万仞官墙”雕有体态生动、凌空欲飞、琉璃放彩的五条龙。其形象逼真、工艺精美。两边有鲤鱼嬉浪砖雕，风急浪高、鲤鱼腾跃。这飞龙跃鱼，寓有英才辈出之意，同时也暗示着封建社会的“儒童”一旦金榜题名，便如这跃过龙门的鲤鱼，可飞黄腾达，前程无量。
　　 棂星门
　　 棂星门为文庙正门，其门为悬山式，由三座木牌坊组成，五昂重拱，补间辅作分七、五、三朵，饰以龙、凤、仙人、狮马、花卉等。立柱直通屋外，俗称通天柱。顶饰琉璃盘龙、花卉套筒和宝葫芦攒头。过此门，进入第一大院。院内古柏参天，树木城荫，鲜花盛开，清新雅致的环境使人赏心悦目。门前有“泮水”，水上有“泮桥”。院东、西两侧有对称的“更衣亭”“致斋所”，这是祭孔前清心浴面、理衣整冠的地方。两边对称的六座牌楼，分别记载着历代重修该庙的概况。
　　 戟门
　　 院北三间为“戟门”。过“戟门”，进入第二院。正北面为文庙主体建筑“大成殿”，这是列放孔子牌位的地方。文庙院内有古柏33棵，叶茂枝繁、馨香四溢。第二院建筑呈凹形，布局紧凑，结构严谨。
　　 明伦堂
　　 出角门，进入第三院。明伦堂宽敞明亮，堂正上方高悬着“师道尊严”的大字匾，字体苍劲浑厚。这是当年“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院两侧各有7间廊屋，分别为掌酒司、典库司，当中两边置有东、西碑林。
　　 尊经阁
　　 穿过明伦堂，来到第四院。拾级而登即为“尊经阁”。台高3、65米，阁为重檐歇山顶，周有四廊，明楹十八，补间辅以华拱，琉璃雕花脊，鸱吻而尾卷，结构恢宏，颇具气势。绕台而望，古城风貌一览无余，尽收眼底。
　　 五龙照壁（也叫万仞宫墙）、五子登科柏、龙杠、乾隆、嘉庆皇帝送给韩城乾隆二十六年状元王杰的祝寿匾等为文庙的看点。
　　 大成殿前有一根龙柱，石狮相驮。中间有御道，专为皇帝祭孔通过。朝廷命官走两侧，地方官走偏道。可谓等级森严。韩城不曾驾临过皇帝，但状元王杰曾走过御道。王杰做过三朝宰相，据传，宰相刘罗锅的故事就是以王杰为原型编写的。王杰是韩城庙后村人，乾隆二十六年中状元，在朝为官四十余年，清正廉明，深得乾隆、嘉庆两朝皇帝的赏识。王杰七十大寿，乾隆皇帝御赐“赞元锡嘏”寿匾。王杰与夫人八十大寿，嘉庆皇帝御赐“福绥燕喜”寿匾。
　　
　　 游历文庙，我怀着最虔诚，最恭敬的心，每至一处，战战兢兢，不敢触摸，也不敢大声交谈。孔圣人是文化一脉的宗师、始祖，他老人家在儒学中的地位堪比佛教始祖释加牟尼和道教始祖老子。我辈既披文人的外衣，对始祖岂有不恭不敬之理！
　　 与文庙一墙之隔，便是东营庙，庙内正在修葺，众多工匠们忙着工作，无法细观。右侧有关帝庙，进去转了一圈。关帝左周仓、右关平的坐像前，许多男女正在叩拜，我匆匆一瞥，便退了出来。关公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早已超越了忠、义的层次，化身为武财神。我无意求财，也不信那一套，但不能坏了别人的美好愿望。
　　 据说，韩城的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北营庙，与东营庙遥相呼应。元时，成吉思汗在韩城驻军，东营、北营，应是驻军的营帐。韩城濒临黄河，过了黄河，即为山西。历史上，这里是蒙、汉的结合部，也是蒙古大军问鼎关中平原的要冲。蒙古族是虔诚信奉长生天的，他们的驻军营地兴建庙宇，合乎这个民族的信仰。
　　 出东营庙，穿过一条立有高大牌坊的街巷，便是城隍庙。城隍是一座城市主持宗法与正义的神。其建筑格局不亚于文庙。三座大庙都建在一条中轴线上，同一风格。站在城隍庙的北端大殿前，向南而望，视线直至文庙北端的尊经阁。在此最值得一说的是城隍庙与东营庙中间的小巷。这条小巷深处，如今已劈为古城步行街，保留并恢复了古城的建筑风貌，吸引游人玩赏。在东营庙北墙外的墙壁上，保留了一组精美而无与伦比的砖雕。这组历时近千年的砖雕，人物栩栩如生，花鸟逼真，布局大气，肯定出自当时的大师之手。也只有皇家动用国库的财力才能把一面墙做得如此精美细致，精工细刻。天色已晚，我们没有时间细细观赏，拐入步行街，匆匆浏览了一遍保留或新修葺的古民居，便匆匆而归。
　　 走在大街上，华灯初上。看到街旁房屋的外墙上，雕刻着《赵氏孤儿》的故事。问当地人。当地人得意中带着十分地敬仰之情大声说：“救赵氏孤儿的程婴就是我们韩城人！”我听后肃然起敬。程婴以己之子换赵朔之子，使之逃过被杀之灾，而自己亲子被杀之。这种大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历史的韩城，文化的韩城，在我敬仰的天平一端，又增加了一块厚重的砝码，那就是忠义的韩城。
　　 我一天之中，拜谒了两座高山，相距不远，都在韩城。韩城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为什么如此厚重？再走访间，我最终得到的答案是：司马迁开辟了崇文、严谨、好学之先河，他的精神和文化高度激励后人，才有了辉煌的文庙，有了状元郎王杰。有了一大群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先贤与才子。文化的积淀，因为传承，才得以发扬光大。因为传承，才生生不息，愈加丰满。我的亲家翁亲口告诉我：仅他这一分支，祖上就出过三至四位举人。家藏的牌匾至今保留着两块。他和哥哥一家一块。可惜的是，牌匾上的刻字，在文革时被强迫挖掉了！而他的老父亲，是五十年代初的大学生。他与哥哥正赶上成份论时代，地主的成份无缘推荐上大学。他仅有的妹妹大学毕业，而他与哥哥共有三女两子，全部大学毕业。我家娶回的大儿媳妇，是徐村第一位研究生。任何事皆有因果，这就是文化传承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