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奇怪也不奇怪。在上古，算命打卦被称作“卜筮”，是一件大事，是庙堂之高的事，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游走于法律边缘，处江湖之远的旁门异术。所以，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文王被拘时，闲极无聊，于是将自己熟知的卜筮之术演化成书，这同样是一件居于庙堂之高的大事。这样的一本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是源于孔子，孔子为文王的易经做传，被称为易传，易经易传合称周易。正因为易传的出现，一本卜筮之书成了哲学巨著，内中蕴含的很多转化、奋进的思想，成了中国士人的指路明灯。
　　 先秦诸子分属各派，相互间还互加攻讦，似乎水火不容。但实际上，门户之见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从师承中就可以看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居然是儒家荀子的门生，而孔子也受过老子的教导。周易中有丰富的转化思想，更接近于老子的物极必反，福祸互转的思想。事实上，孔子一直强调中庸，强调过犹不及，很难说没有受到老子的启发。本来嘛，圣贤们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自然有各人的独到见解，而英雄所见略同之处也不足为奇。
　　 《周易》中流传最广的两句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为乾，乾为干，干则坚，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了机会，可以作为时，必须要奋起努力，自强不息，直至成功。地为坤，坤则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机会时，应该顺时順世，以德行宽容一切。这种境界，比后来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高多了。乾坤为阴阳，万物皆有阴阳，任何事情都有顺逆，这是万物本源。老子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本源为一，有阴阳则二，阴阳而成事物合为三，三就是万物。阴阳相伴相生，就是世间万事万物均有顺逆境。在乾中未必没有坤势，否则不会亢龙有悔；在坤中也未必没有乾势，才有利永贞。这简直就是道家“福祸相依”思想的翻版。当然，在更深层次上理解这句话，可以视为互文，无论是乾时坤时，君子都应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以，当一个君子身处逆境时，必须自强不息，对未来始终抱有信心，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坚守自己的学术本心，更重要的，还要讲究厚德，决不能为了脱困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行苟且之事。当君子身处顺境时，当然龙翔九天大展身手，但也不能忘记德行，要谦卑自牧。能做到这两者的，才是真正的君子。所以，古人强调位高者卑，也就是讲，真正君子做了领导人，平易近人是应有之义。真正有学识的君子，必然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听得进各种不同的见解。
　　 文王拘于羑里，孔子厄于陈蔡，但君子自强不息，道穷不该其宗。坦率说，文王的脱困是有点小人的。孩子被杀，逆来顺受；卑行贿赂，君子不齿。虽说瑕不掩瑜，但以这种方式脱困，多少总是德行的污点。剧中做了很好的修正，说文王被拘，天下震动，商纣王迫于压力放了文王。历史的真实，谁又能说得清，我倒宁愿希望剧中是真实的历史，虽然明知不可能。
　　 传习录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弟子记载阳明先生语录的一本书，仿《论语》体例。书名由来也是源自曾参反省自己的话：“传不习乎？”这里的传，指流传，教导，既有教导的知识之意，更有老的风范、德行的传承。同样，习，既有学习、研究知识之意，更有练习、沿袭老师德行的作为。
　　 阳明先生是圣人，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圣人，因为他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均做出了彪炳千秋的贡献。如孔子等圣贤，固然道德之高尚、思想之丰富不遑多让，但在立功方面确实不如阳明先生。一个清癯的文人，居然凭着一己之力，募兵平定藩王的叛乱，想想都不可能，但阳明先生做到了。后世的曾国藩，也做到了募兵镇压天平天国的起义，在立德立功方面不比阳明先生差，但立言方面显然就逊色多了。所以可以说，阳明先生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阳明先生的思想不复杂，但却光芒万丈。首先是致良知。他显然接受了性善论的传统，认为人的良知是人的本心，人要依据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自己的良知行事。良知既然是本心，为什么要“致”？格物致知，研究事物得到知识，而致良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研究学问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自己的本心，要真正认识自己的本心。人天生都有物欲，而物欲经常会蒙蔽自己的本心，此即为儒家所说的“失其本心”。所以，阳明先生是大儒，继承的是儒家学说。大道至简，致良知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确实是人间大道。当我们去芜存菁，祛除了人间的芜杂，面对自己的本心时，会发现世界其实很简单，所有的一切熙熙攘攘，利来利往，都不是良知，都不是自己的本心。人生百年，转瞬即逝，当一个人过多的精力关注到纷纭的利益纠葛时，自然远离了大道。人只有秉承自己的本心，秉承自己的良知，无视一切外物，才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才会有“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大智，才会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义。
　　 致良知之后，就是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谁先谁后，谁更重要，是哲学中一个永恒的命题。在阳明先生看来，两者没有谁更重要，因为两者其实就是一回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两者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你说你得到了什么知识，你知道该怎么做，但你如果不做，那你并没有得到这个知识，并不知道应该怎样。这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获得了众多志士的高度评价，陶行知先生甚至为此改了自己名字。很简单，这个观点对有志的人是一个激励，理解了知识就要去做，不然就和没得到知识是一回事。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感召下，众多的英雄们才会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将知识、理想变为现实。同样，我们认识一个人，也不是看他说得有多漂亮，是不是学富五车，如果他什么事都做不了，从不将语言化为现实，那他绝不是个有知识的人。这个思想充实了中国思想文化宝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从此，朝闻道，不再夕死可矣，因为如果闻道不能化为行动，那和没有闻道是一样的。学以致用，也不对，因为学和用是一体的，用也是学，不存在一个有利于另一个。
　　 两者结合起来，最简单，也最重要的知行合一就是对良知的真正实行。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到了良知以后，应该将良知付诸实施，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于是，我所有的行为，都会秉承自己的内心，不再有利益的纷扰，也不再有犹豫和彷徨，自然君子坦荡荡，也就达到了我心光明的境界，也就是圣人的境界。
　　 阳明先生的思想自成体系，难得的是，他身体力行，从而成圣。当然，世事多艰，世界并不因为他是圣人而对他格外眷顾，他也饱受挫折。他和历史上所有真正的圣人一样，坚守着自己的大道，坦坦荡荡，不怨天尤人，顺时安世，淬火成金。在受到廷杖，贬谪异乡的时候，他能够龙场悟道，成就自己的学术人格。在现实人生的最低处，他却达到了人生思想的最顶峰。人的一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很多人面对挫折会质疑自己的选择，甚至有人会放弃大道走向反面，那些人在王阳明看来，都是失去了自己的良知。君子志于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在逆境中，永远要明白自己的本心，践行自己的本心，从而达到我心光明的境界，这是王阳明，也是孔子，更是中国古往今来的圣贤们所必须经过的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