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技术的改进上，推行垄作法，由高凸的垄台和低凹的垄沟组成，利于防水排涝和抗旱。战国时期，采用畦种法，因地制宜、逐年更换种植。汉武帝统治末年，实行代田法，畦垅相间，是一种北方旱作地区的耕作方法，次年对调甽垅，以恢复地力。汉代开始推行区田法，将地划分为小区块，集中施以水肥，是一种抗旱丰产耕作潜能。宋、元时期采用淤田法，用混浊的河水淤泥增肥，提高产量。这些耕作方式的改革，都体现出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勤劳。
　　 在水利方面，春秋早期普遍用桔槔取水。桔槔是指在河边立一支架或利用河岸上的树作为支点，将一根横竿一端吊水桶，另一边吊一重物，取水时可利用重物的重量，达到省力的目的。
　　 我们的祖先们还在黄河流域兴建和利用大型水利设施：
　　 姚暹渠，位于运城盆地内，是泄水河道。地处山西西南端，由东北向西南，沿中条西麓穿越运城盆地腹地，汇水面积2127平方千米，涉及夏县、盐湖、永济三县（市、区）。历史上姚暹渠南堤为官堤，高而厚，以保护盐池为目的，北堤为私堤，用于灌溉农田。
　　 智伯渠，是中国水利史上最早的有坝引水工程，晋国联合韩、魏攻赵于晋阳，筑坝拦截汾水支流晋水灌城。后人利用其灌溉农田。后世多有修缮，明清两代共修四条干渠，并有分水灌溉制度。
　　 郑国渠：西起泾阳，引泾水向东，下游入洛水，全长300余里，灌溉面积4万顷。使关中的粮食产量大增，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南北霍渠：霍泉是山西著名岩溶大泉，唐贞观年间即开发利用，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引漳十二渠：由魏国邺令西门豹开凿，邺城一带因此而富庶。后世各朝多次整修，隋唐年间可灌溉下万亩以上田地。清代、民国时期还时有修复利用。
　　 桔槔和以上这些大型水利设施，都是构成黄河农耕文明的要件，都昭示着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勤劳，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
　　 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共展有七个黄河农耕之最：
　　 1、最早使用“牛耕”的地方。牛耕是人类最古老的重大发明之一，山西地区在春秋晚期已经进入牛耕时代。大同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战国铜牛尊，牛鼻穿孔有环，这是农业技术史上划时代的动力革命。
　　 2、最早使用铜制作农具的地方。山西是中国制铜业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最早用铜制作农具的地方之一。早在夏代，这里就出现了青铜器制造业，商周时期，青铜器制造，特别是青铜铲、镢、斧等农具生产已经颇具规模。
　　 3、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方。晋国将刑法铸在铁鼎上，这代表了春秋时期山西就出现了冶铁技术，比欧洲早了1600多年。铁锄等铁制农具也是由山西首创。
　　 4、最早发展畜牧业的地区。公元前3000年，中国就出现了畜牧业的雏形。黄帝时期，黄河流域各部落开始圈养鸟兽。
　　 5、酿造业出现最早的地区。距今9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贾湖人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方法，其酒中含有稻米、山楂、蜂蜡等成分。据考证，这些酒可能是宗教仪式或者葬礼等重要活动仪式上饮用。
　　 6、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粟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在山西南部，该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空间。粟作农业形成，对我国农业的发生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7、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陶寺观象台是山西先民观测太阳运动的重要场所，与确定节气密切相关。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不仅在农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之最”对黄河农耕文明的壮大都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是孕育文明的闪光点。
　　 农业、水利、畜牧的不断发展，使黄河流域人口迅速增加，在8500—7000年前，黄河流域的人口只有20—30万人。在7000—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人口就达到了100—200万人。黄河农耕文明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一看这数字的对比就可想而知了。
　　
　　 四
　　 黄河农耕文明内向稳定温和，有着强大的生命传承力。
　　 黄河农耕文明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它内向稳定温和，蕴含着“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的主流意识，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它对生活的影响力极大，有着很强的传承能力。它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被合称为世界四大文明，黄河农耕文明只是其中的一脉。但是，随着历史的推进发展，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均相继中断、灭亡，而我们的黄河农耕文明却唯一流传至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强大所致，是中华民族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最深印迹。
　　 我们的黄河农耕文明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明，不会遇到困难就远走高飞，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虽然会有多种不同的路径去实现，却始终尊重他人。这样千锤百炼出来的文明，一定是特别精制的文明。所以特别强大，决不会被任何力量左右。其实这都是我们华夏儿女的优秀品质使然。我的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文化不高，但他在世时，干农活都很坚强。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已年近花甲了。但我明显感觉自己不如父亲有耐力，总是我先提出休息的要求。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他还组织村民搞过小麦的提纯复壮，培育优良麦种。我记得那时家里常有许多科技骨干，拿着父亲特制的脱粒装置选种，秤千粒重。父亲有几年还组织生产队搞过配种高粱。那一年，生产队里的分红由六角提高到一元。父亲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酷爱农耕文明，且有壮大文明成果的勇气。他想到要办的事情，都会想方设法去完成。我们的农耕文明之所以强大，之所以有传承性，都是中华儿女的品格所致。
　　 黄河农耕文明是最伟大的文明，是中华民族原汁原味的文明，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传承下去，使之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