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节自马克思的摘引
　　
　　 【解构鲁迅】
　　 解构鲁迅，对每一个吃着鲁迅狼奶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肯定是椎心刺骨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不亚于“割肉还母，剔骨还父”。而且这种解构，势必会遭到鲁迅卫士们最激烈的抨击和谩骂。我这样说，并非贬斥鲁迅卫士的真诚和挚爱。因为我们也曾那样的崇拜和敬重他，容不得半点亵渎和轻慢，有点“谁批鲁迅就跟谁急”，也是理之常情。但感情毕竟不能替代理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有责任和义务拨开笼罩在鲁迅头上的神光，让鲁迅从高高的神坛上回到温暖或者依旧冰冷的人间。
　　 常常我问自己：鲁迅的精神衣钵果真在鲁迅卫士那里得到传承了吗？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所谓的鲁迅卫士，也许恰恰是鲁迅愿望的最大背叛者。鲁迅最怕死后被人利用，成为政治神坛上的傀儡，却被鲁迅的维护者簇拥成一尊不可批判的金刚神像。鲁迅盼自己及作品速朽，却被鲁研会“谬托知己”们皓首穷经、爬罗剔抉，研成一门足可与红学相媲美的“鲁学”。鲁迅认为自己的作品太灰暗，不适于孩子们阅读，鲁迅作品却成为中学学生谈虎色变，闻风丧胆的最肆虐的阅读文本。甚至连鲁迅一生所憎恨的自己身上无法驱逐的“鬼气”和“毒气”，也被某些“崇鲁者”奉为伟大的鲁迅精神一部分。鲁迅一生反传统，反“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但鲁迅的某些拥护者则反其道而行之，既讳言鲁迅缺点，又对鲁迅的批判者大加鞭挞，极力将他们推向“误解、曲解、中伤、污蔑”的境地，似乎只有崇鲁，才是公正和确断。鲁迅一生反专制，提倡怀疑精神，自己却成为不容置疑的没有瑕疵的圣人，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悖论和反讽。
　　 其实，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而现在鲁迅先生所得到的“不虞之誉”，其实正是鲁迅先生生前所痛恨和恐惧的“纸相高冠”。“倘人们以我为是，我会感到悲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的某些热拥者却完全“以鲁迅为是”，而且偏偏无视鲁迅先生的自省意识，以为鲁迅先生添光加彩为荣，其实质必然与鲁迅精神背道而驰。
　　 当我们看到：端坐在坐椅上的鲁迅雕像和画像，大都要比本人要高的多。电影《鲁迅传》里的鲁迅扮演者竟然是1.8米左右电影演员扮演时，我们理解了某些“崇鲁者”内心的脆弱。连本来最不可以造假的身高尚且可以“拔高”，何况其它！对此，周作人曾说:“现在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片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相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如此崇鲁，大有临渊羡鱼、画饼充饥之嫌，如此发扬鲁迅精神，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而已。反躬深思：为什么当鲁迅作品成为大陆上除了毛选外，几乎是唯一的思想资源时，我们却对专制统治熟视无睹，甚至表现极大的狂热？（我们声势浩大的崇鲁者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或者专制的帮凶）正如谢泳先生所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虽然我们也承认“鲁迅的晦涩，故而存在被曲解的可能性”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不能否认，鲁迅思想资源“排众数”“斥庸众”缺乏西方真正的民主自由元素，恐怕就是那个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原因。试想，如果当时我们“阅读的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文本”，也许专制就不会如此猖獗肆虐。
　　 当然，正如谢有顺先生所说：“在文革那个横扫一切知识的年代，如果没有一套鲁迅全集可读，知识分子的思想会更加贫乏”。但反过来，我们要问：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只有鲁迅著作不是牛鬼蛇神和毒草？在一个荒唐年代被奉为圣典的著作，是不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制度的帮凶？正如尼采无法推卸其为20年代法西斯思想推波助澜的责任，似乎我们也无法简单用一句“鲁迅被利用”，而使鲁迅逍遥“责”外。
　　 郁达夫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但我要说的是：一个只会把伟大人物放在圣坛上顶礼膜拜的民族，确是规行矩步抱残守缺的“蜗行”民族。一个被粉饰了的容不得怀疑和批判的伟人，终会成为时代的羁绊，一个国家的枷锁。
　　 因此，我们有必要直起身子以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审视鲁迅，尽管在拥鲁者看来这也许是狂妄的，大逆不道的。但唯如此，鲁迅才有可能不成为挡在时代路上的“硬石头”。唯如此，鲁迅的真正价值才有可能重新挖掘，而不至于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因为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里即使最丰富最奇特的文化资源一旦成了唯一，也有可能妨碍我们对世界的正确判断，也有可能使我们成为一叶障目的牺牲品。而现在有必要拨开这片“叶子”，无论这片叶子在我们心中曾如何的伟大。
　　
　　 【鲁迅的人格缺陷】
　　 【1、孺子牛的曲解】
　　 在鲁迅的拥护者看来，鲁迅的人品是无庸置疑的。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让许多人油然生出许多敬意。特别是毛诗人将“孺子”解释为人民大众后，鲁迅的品格更加“光芒万丈”了。那么，鲁迅《自嘲》诗里的“孺子”真的是指人民大众吗？
　　 众所周知，“孺子牛”本是一个历史典故：春秋时，齐景公与儿子嬉戏，景公叼着绳子当牛，儿子牵者走。儿子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把景公的门牙拽掉了，一时成为千古笑谈。（孺子，荼也，即齐景公庶子。景公尝衔绳为牛，使荼牵之。荼顿地，故折其齿。）这里，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只不过是借这个典故自嘲自己老年得子的舐犊之情罢了。这里的“孺子”指的是儿子海婴，是很明确的，这在1931年鲁迅给李秉中信中也可资证明。信中说：“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赘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劲，大者乃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这里的“孺子牛”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鲁迅的恋子之情举世闻名，鲁迅曾在著名的《答客诮》中写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何况从文学角度讲，将人民大众比作儿子，也有不伦不类之嫌。那么鲁迅眼里的人民大众又是怎样的呢？请看其在《文化偏至论》中的描述：“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由此可见，人民大众不过是“愚民”“庸众”罢了。甚至连“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尚且遭到鲁迅批评，而欲之为人民之老黄牛，岂不谬哉！
　　 也许连鲁迅的拥护者也发现其中的悖谬，于是有人将“孺子”解释为青年，反正有鲁迅爱护青年曾帮助山东籍青年补鞋的一段逸闻呢！但殊不知，1927年后的鲁迅，对青年的态度早已发生改变！其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于老人，……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想由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由此可见，将孺子解释为青年更是牵强附会的欺世之谈。再说，若真的要做青年或者人民大众之牛，哪里会“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如果撇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悲壮，我们读到了一个在执行革命任务中瞻前顾后缺乏牺牲精神的鲁迅，透过“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的崇高，我们看到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优裕精致的生活。可惜，现在很多人读到了其灿烂的文字，以及演绎过、“神话”过的鲁迅故事，却没有读到其真实的生活。
　　 也许，在鲁迅的维护者看来，这是老生常谈，因为曾经有许多人“攻击”过鲁迅的人格。注意，在鲁迅的“热拥者”看来，凡是对鲁迅人格进行质疑或者批判的，大多即是“攻击”。但是我们知道，即使鲁迅自己也承认自己并非英雄，也从不讳言：自己在解剖国民劣根性的同时，时时刻刻也在解剖自己的灵魂，并且不惮流露出内心的怀疑、虚无、绝望、偏激等弱点。相比之下，某些鲁迅卫士对鲁迅身上的缺点或闪烁其词，或信口雌黄，或强作解人指鹿为马，力图将鲁迅的缺点淡化、美化，从而把鲁迅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圣人，其实正表现了某些“崇鲁者”内心的虚弱。
　　
　　 【2、鲁迅先生的“毒气”】
　　 鲁迅先生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但到底什么是鲁迅身上的毒气和鬼气，因为鲁迅先生没有直言明指，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连很多专家学者也将鬼气与毒气混为一谈。实际上，鲁迅身上的毒气是指因为其对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所散发出的刻毒之气、以及由刻毒而衍生出的偏执、绝望和虚无等心理特征。
　　 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鲁迅家庭巨变发生在鲁迅12岁左右。12岁，意味着一个人由童年向青年过渡的转折点，意味着一个孩子开始睁开朦胧的眼睛观察社会，同样也意味着一个人内心最脆弱也最容易受伤害的敏感时期。“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巨变，使少年鲁迅饱尝世态炎凉，也使他在羞辱和冷眼中看到“人世间冰冷和残酷的真面目”。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次家庭巨变给鲁迅心中留下的深重而悠长的阴影。假如没有以前王子般的生活，或者鲁迅的年龄稍小，如周作人；或稍大，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次灾难对鲁迅的影响不会如此之巨大，以至于毁灭了爱的温情。仿佛一棵在温室里娇艳绽放的嫩花，刚搬到室外，便遭到狂风暴雨的淫虐。一颗最需要关爱的心灵，遭到的却是社会透心彻骨的冷眼和无情狠毒的伤害，也许我们无法仅仅责怪他所回报给社会的“痛恨”。
　　 我们为他愤慨，为他洒下同情的泪水。我们为他不平，也为他深深的悲哀：如果他不拘囿于仇恨，而是超越仇恨，或者如潘知常教授所说“华丽的转身”，岂不是民族之福，国家之祉？
　　 正是基于恨的意识，奠定了其批判社会的基音，也造就其酷薄、偏执、虚无的性格。他在文章中写道：“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如此愤世嫉俗、切齿拊心之言，并非简单的“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可解释。其实，“大憎”的极点并非鲁迅“热拥者”所说的“大爱”，而是深深的绝望，是虚无。鲁迅的“绝望之于虚妄，正如希望相同”和临终前的一句“一个也不宽恕”，可谓道破所有的真相。
　　 怨毒，像蛀虫一样吞噬着鲁迅年轻的生命，使鲁迅陷入深重的黑暗中不能自拔。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正是这些“未必一定的确的”黑暗和虚无，却被某些鲁迅的“热拥者”作为“深刻”的证明，正是“很多偏激的声音”，却被我们的“崇鲁者”，当作真理一样传颂。如果说鲁迅的这些“非常态的”声音是基于鲁迅对痛恨的世界所发出的激烈的反击，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尚可以理解和原谅，那么，在一个需要理性的社会中，剔除其中偏执的成分，建立一种常态的、平和的理性文化，则是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当然在某些崇鲁者看来，这是“性情平和的犬儒主义”，他们需要“战斗”的文化，但我要说的是，偏执和激烈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战斗方式。归根结底，理性才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3、鲁迅先生的“鬼气”】
　　 俗语云：“疑心生暗鬼”，鲁迅身上的鬼气，正是笼罩在鲁迅身上的强烈到极点的怀疑和以及由不信任派生的阴冷之气。这种“鬼气”同样也是由于童年巨大的变故所造成。就好像是一只曾被人类伤害过的野兽，时时刻刻对人类保持戒心和怀疑，又时时刻刻准备用尖锐的爪牙伤害别人。
　　 西哲曾说：“怀疑是学问的旅舍”，没有怀疑，便没有超越，也就没有学术的进步，思想的发展。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的发现常常是建立在怀疑和求证的基础之上，所以殷海光说：“怀疑是科学知识之母”。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同样离不开怀疑精神。倡导怀疑精神，有利于解放思想，大胆质疑，不盲从，不人云亦云，敢于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可以说：“怀疑是接近真理的第一步”。鲁迅敢于怀疑世人以为“理所当然”的大道理，敢于提出“从来如此，就对吗？”的质疑，这正表现了鲁迅怀疑精神的伟大之处。相比之下，鲁迅的某些拥护者却千方百计阻挡对鲁迅的怀疑，其实质是对鲁迅怀疑精神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