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个思想家吗】
　　 在鲁迅的拥护者看来，鲁迅无疑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但很少有人能概括鲁迅的思想特征。有人说，鲁迅是个人无治主义，有人说是人道主义，还有的说是自由主义，或是虚无主义，甚至有人说他早年是进化论，晚年是马列主义。也有人说，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梦阳先生称鲁迅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的伟大思想家”，似乎也是针对国民性改造而言。竹内好曾说“鲁迅本质上是个矛盾”“把鲁迅的思想，作为客体抽取出来，是很困难的。……倘若做勉强之言，那么他这个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个思想。”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却很难抽取概括，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由此也不难看出，鲁迅的一生总体上缺乏执著的人生理念，缺乏恒定的系统的社会理念，他的思想随着时代总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探讨鲁迅思想，也许只能是某一时段鲁迅当时的观点。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恐怕就是“刹那主义”。
　　 当然，也许我们不能以构建系统的思想体系来作为衡量思想家的标准，毕竟，中国历来缺乏宏大哲学的理论根基，缺乏构建思想体系的经验和训练。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最起码应该要求比同时代的同仁有更高瞻的视野，有着正确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并能够正确指示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正如竹内好所说：“鲁迅一次也没有对新时代指示过方向”“鲁迅时常落后时代半步”，这大概不能说是故意的贬低。可能是由于鲁迅早期是在民主自由和现代化气息极为淡薄的日本留学，鲁迅遗憾地错过了与代表现代化方向的英美自由主义知识亲密接触的机会，从而使他意识不到“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结果沦于尼采的超人哲学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讲：“要任个人而排众数”。认为民主会造成“以众虐独”的局面。“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如此大张旗鼓的反对民主，再加上意气之争，使他经常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正如邵建所说：“当1929年胡适、罗隆基等挺身而出，欲为中国人权有所进取并与国民党公开交锋时，本应是个同盟者的鲁迅，如果不愿同盟，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沉默，“但他举起了投枪”。鲁迅骂胡适、罗隆基等人是“皂隶”，是“焦大”，是“奴才”，把他们看成一丘之貉的帮凶，不能不说是鲁迅先生的投枪投错了方向。可以说，鲁迅思想资源里缺乏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元素（鲁迅思想里的自由更多是个人的绝对自由）成为制约鲁迅思想发展的瓶颈，也限制了鲁迅的思想高度。
　　 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由于没有亲自去过苏联和无法获得内部秘闻，再加上缺乏科学严谨的对待新事物的思想训练，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完全被苏联的假象所迷惑，极力赞成“革命的暴力”和“暴力的革命”。鲁迅写道：“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在鲁迅理性的冷眼看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于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甚至，连早期自己崇尚的人道主义，也一概加以否定。鲁迅先生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指出，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在革命中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此时的鲁迅颠覆了早期“革命是叫人生而不是叫人死”的思想，把革命的残暴誉为“正确的战法”和“坚强的意志”，而且站在“踏着残酷前进”的立场了。也许我们可以原谅鲁迅在启蒙失败后的病急乱投医，但却不能原谅其对生命价值的轻视和冷漠，因为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胡适先生对苏俄革命抱持的态度是“同情之理解”，他说：“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但下面话锋一转：俄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地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他还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相比之下，胡适既能公正公允评价其进步性，又能明察秋毫，一针见血的指出其弊端。反观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像个孩子一样毫无保留的歌颂它赞美它，完全丢掉了对这个新生事物应有的警惕，恰恰在最需要怀疑精神的时候，鲁迅先生放弃了怀疑，这不能不让我们为他感到深深的惋惜，毕竟，连当时的诗人徐志摩先生尚能一眼戳穿苏联的把戏，而作为鲁迅的前辈梁启超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第一、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
　　 第二、共产主义在俄国是否实行，行得好不好，我们不能深知，亦不必多管；纵令实行，行得好，万不能因为俄国人吃大黄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黄芒硝硬给中国人吃。
　　 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
　　 第四、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只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
　　 第五、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第六、宗教和科学二者各自应保持自主……宗教不是基于科学的；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
　　 可见，梁启超先生对专制统治和暴力革命的认识都有着鲁迅所不如的深刻。而鲁迅是在声称《我们不再受骗了》的时候受了骗。同一时期还有他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这两个文本可谓对鲁迅的“深刻”构成了强烈的反讽.。我们有理由质疑：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将来必是赤色世界”的预言很快便成了千古笑柄，这岂不是对“思想家”这个称号的羞辱？而这样的鲁迅却被冠以“思想家”的称号，其实质必然是对鲁迅先生的嘲讽。我想连鲁迅先生本人也不屑于戴这顶“纸相高冠”的。
　　 而在如何对待古文化遗产上，鲁迅比同时代胡适等人也是略逊一筹。胡适先生说：“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要求学生按照科学的方法去其乱、谬、迷信，而寻出真意义、真价值。而鲁迅则讽刺道；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是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应该说，鲁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极端的态度全盘否定，把国粹和国渣混为一谈，不能不说是一种简单的过激的处理历史文化的态度，鲁迅这种对传统文化精华视而不见的虚无态度，虽然针对当时反封建和摆脱传统文化对民族的束缚而言未尝没有积极的意义，而终究非科学和正确的态度。历史文化好像人的影子一样无法割舍。除非是一个民族绝种或文字消失，古文化都是我们避不开的面对。同样，"吃人"[虽然是鲁迅对中国历史的独到的深刻见解，但"吃人"并不能概括历史的全部。可惜，至今很多人依然把鲁迅的偏激之语，作为思想深刻的证明。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用现代西方民主科学的理念，审视判定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才能避免封建专制思想沉渣浮起死灰复燃。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百家讲坛上，某些学者和专家仍在饶有兴味地宣扬封建专制思想时，我们不能不感佩胡适先生的先见之明。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是个注重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家，以改变人的精神为宗旨的思想家，而非世俗意义上的思想家。不可否认，鲁迅在严复、梁启超、邹容等人国民性批判的基础上，又受到亚瑟.亨.斯密斯《中国人的德行》的一些启发，对中国国民性改造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揭露国民劣根性，确实是“前无来者”，但就思想而言，并无更多的独创性，其方法及态度也值得商榷。更可悲哀的是作为思想启蒙者的鲁迅自己，并不知梦醒后路该怎样走，究其原因是鲁迅没有真正意识到封建专制制度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罪魁祸首，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有保障人权的社会制度，离开了制度建设空谈国民性改造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而已。而鲁迅在1927年以后基本停止国民性改造的宣传和鼓动，证明了为启蒙而启蒙的道路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国民劣根性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我们只能说，也许鲁迅先生把准了病脉，却开了一剂无效的药方。
　　 有一位鲁迅的研究专家曾这样质问道：“如果鲁迅不是思想家，他怎会用吃人两个字就概括了数千年来的家族制度和封建伦理的罪恶本质？如果不是思想家，他怎能对一治一乱进行鞭辟入里的阐释？”但是反过来我们要问，仅仅因为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有深刻的理解和批判，就能冠之为思想家的称号吗？如果仅凭在某一社会领域独特的深刻的见解就能称为思想家的话，那么世上的思想家该如过江之鲫摩肩接踵吧？其荒谬是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鲁迅以一个非凡文人的本能和苦难的生活阅历，确实有一般人未有的独特的见解，也有常人所未有的深刻和激进。但正如李长之所说：“鲁迅的思想性根本没有超出‘人要生存’这一生物学的观点”，若把这样的鲁迅抬高到一个思想家的高度，甚至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的高度，反而构成了对鲁迅先生的讽刺。要知道大而无当的称号不仅不是赞美，反而极有可能成为诋毁的口实。
　　
　　 【鲁迅的战斗的武器】
　　 因为鲁迅并没有参加真正的革命实践活动，（早期虽有过一段，但很快便不太光彩的退出）对鲁迅是否是革命家的问题，连鲁迅最忠实的粉丝在回答时恐怕也难免要有所犹豫。但相当部分人仍然认为鲁迅思想革命，并在政治上曾一度鼓吹革命，因此可以称为革命家。这真是欲加之“美”，何患无辞，究其实不过是为毛的“三家”定论找诠释的理由罢了。这种自欺欺人瞒天过海之术更让我深刻的理解了巧舌如簧的含义了。
　　 与其把鲁迅定位为不伦不类的革命家，我倒更喜欢林语堂先生的评价：一个好斗的战士。作为一个文人，“笔”理所当然成了鲁迅的战斗武器。也许是倡导“壕堑战”的原因，鲁迅的斗争的矛头很少直接指向主子，而大多是主子的奴才——帮闲帮忙帮凶“三帮”之流，并不惮对他们进行汪洋恣肆式的嬉笑怒骂，从而赢得了“硬骨头”战士的美名。与之对比，一向“爱惜羽毛”的胡适先生则在向国民党要求民主宪政的同时，甚至指名道姓地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时最高统治者如孙中山、蒋介石等，他在文章中说道：“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如此不易之论必然招来危险和迫害，以至于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发誓决不与其“共中国”，可见当时其所处艰险的环境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如”。早在1923年，因当时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而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时，胡适作文表示：“我是不跑的……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胡适先生到底怎样》如此铮铮铁骨，如此坦荡磊落，怎能不让我们心醉神迷？而且，较之鲁迅一生用过一百四五十个笔名，胡适是不赞同的。他反对“穿马甲”坚持用真名，“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如此浩然正气，虽不能惊天地泣鬼神，也足以让我们心悦诚服。
　　 在鲁迅卫士们看来：骂不还口，是奴才哲学；以牙还牙，则是战士的性格。充斥在鲁迅著作里的大量的骂人的文章，便是鲁迅的战斗檄文。据不完全统计，鲁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如此之多，在中国现代文坛和学界，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所以有人称鲁迅为骂人专家，称鲁迅文集为骂人文选，不能说毫无道理。对此，鲁迅不无自得地说“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而这种在文章里泛滥大量“骂”的文化，通常称之为“骂文化”。这种“骂文化”表面上是基于理直气壮的“正义的火气”，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不能容忍异端的专制文化。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因为个性、生活阅历、所受到的教育等因素的不同，对社会的观点、人生的看法必然有一定的差异。应该允许他们从不同的社会角度切入社会，表达对社会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也是多样化的知识分子所能为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正如蔡元培所说：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知识分子在论战中，应以伏尔德的：“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为圭臬，应以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平和严谨的文字表达来“说理”，决不应该夹枪带棒热嘲冷骂，甚至进行人格攻击。因为知识分子本身最擅长的就在于以理服人，理智是知识分子的灵魂和生命线。毋庸讳言，鲁迅的论战文字中，经常夹带着“绍兴师爷刀笔吏的刻酷，充斥着大量的私人意气和愤怒的情绪，使学术争论常沦为意气骂街，成为笔墨官司的争斗场，也使他的杂文不论在艺术性还是在对现实的积极意义方面都逊色许多。。当我们看到当今文坛仍然蔓延着暴力性语言文风时，即使是鲁迅的忠实粉丝恐怕也难以否认，这种现象与鲁迅这一代五四文人有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