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坎坷少年时
　　 耄耋老妪刘莲生
　　
　　 青少年时代，是甜蜜的，美丽的，值得回忆，值得留恋。然而，我的青少年时代，却是坎坷的，苦涩的，不堪回首的。
　　
　　
　　 流落沂水避灾难
　　 我家祖居青州，祖上是青州衡王府的皇封贡品糕点师。
　　 大明政权，传到宪宗朱见深手中时，又一次将国土分裂、分封。他的第七子朱佑楎，于成化二十三年，被封为衡恭王，藩居于青州，在南阳城内建造了衡王府。衡王府占地一点三平方公里，规模浩大，富丽堂皇，堪与帝阙媲美。
　　 明亡清兴，衡王府被夷为平地，男丁被斩杀，女丁被变卖为奴。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衡王府被查抄，就连府内受过皇封的匠人也难幸免，俱被列入捕杀对象。我们刘家祖上四处躲藏，最后避居城南赵家小河村，活命尚难，谁还去考虑传承发扬王府糕点制作技艺？
　　 清朝光绪年间，爷爷刘万顺复返城里，重操祖上旧业，在北营街伙巷东口，开设了一家万顺糕点铺。祖父是王府糕点的直系传人，却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具体操作。祖母心灵手巧，是制作王府糕点的巧匠。万顺糕点铺全凭她支撑门面，生意十分火红。祖父只迷恋念善书，习易经，布道施财，生意场上的事一窍不通。
　　 当年有名望的的生意人家，亦是书香门第。为了培养生意接班人，首先让孩子读私塾，学文化，积累知识，而后便送出去，做徒弟，学本领，磨练成才。
　　 父亲刘德亭，是刘门长子，是当然的万顺号事业继承人。同其他的少掌柜一样，刚满十六岁，便被祖父母送出去学徒。
　　 父亲为人谦和、勤快、好友，能写会算，不管在哪家字号做伙计，都深受掌柜欢迎。母亲马淑英，人虽勤劳，却过于嘴拙，不善逢迎，在婆母面前不甚吃香。好在她是长媳，并不受气。
　　 一九三四年，三十三岁的父亲，正是家有两个孩子的壮年汉子。在事业上，是当时青州最大茶庄的掌店伙计，铺面上一般事，他能替掌柜作主。这年秋后，父亲押着茶叶，步行远赴沂水城为店主销货。
　　 从青州到沂水，必须翻越沂山，不是过大关，就是越小关，别无他途可行。那年月，土匪多如牛毛，押送货物是件十分危险的事。前些年，都是店主押送。今年匪情更紧，掌柜怕死，硬让父亲代押。根据以往经验，大关比小关安全些，所以他们选择走大关这条通途。
　　 这一日，他们赶到大关下近家沟村时，天已将晚。为了安全，便住下来，准备第二天早上过关顶。
　　 父亲此行，还是挺小心的。谁能想到，睡到半夜，土匪闯进客店，把他们连人带货押走。他们被蒙起双目，随匪人钻进不知什么山沟。然后，又将他们蒙着双眼送出。茶叶被扣，到哪里去讨要？父亲自知无法向主家交代，便打发脚力们返回青州，告知店主真相。他自己躲在沂水避难，不敢回家。
　　 父亲两年不归，苦了留在青州的母亲。父亲走时，大哥春生十一岁，正读初小；我只有一岁，是个刚摘奶不久的娃娃。已经是分居的日子，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需靠祖父接济。此时，祖母已经过世，祖父不善经营，糕点技艺后继无人，铺面渐渐荒废，独自一人生活。
　　 母亲感到在青州再也维持不下去，多次向公爹请求，想带着两个孩子前往沂水寻夫。没有更好的出路，祖父只得答应母亲的要求，并亲自送我们前往沂水。
　　 一九三六年秋，从青州到沂水，已经通了汽车。车少，客更少，隔三五天才跑一趟。司机张师傅，与父亲是朋友。我们老少三代四口人赴沂水，只收了一个人的票钱，乐得祖父胡子直翘，连连作揖致谢。
　　 在沂水城，我们一家四口团聚，并在那里安了家，住在西门里姑子庵旁的两间草房里。十三岁的大哥春生，在瑞溥小学读高小；年仅三岁的我，陪母亲守家。
　　 当年的沂水小学，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虽然称不起藏龙卧虎之地，却也是沂水县的革命摇篮。春生哥的老师邵德孚、李松舟、尹平甫等人，此时已经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的父亲，已经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邵德孚等人，都是他的的至交好友。
　　 团聚虽好，生计却难，单靠父亲在城里做一般雇员，很难维持生活。母亲在青州时，曾在青州卷烟厂作过卷烟女工。于是，母亲便重操旧业，开始卷制私烟。父亲抽空暇走四乡，到朋友处出售香烟。父亲多年跑沂水，在那里交的朋友不少，一点点手工烟并不难销售。
　　 小小日寇，觊觎中华已非止一日。事变之前，他们就陈兵东北，寻机发难。只是借口难寻，发难难以启动罢了。为了挑起战火，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炮轰芦沟桥，打响了侵略中华的第一炮。
　　 从此之后，神州大地不安，华夏子孙不宁。战争的烽火，将要烧到人们的头上。
　　 时针移动，战火蔓延。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险。风声鹤唳，噩耗频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严冬来得分外早。一场大雪覆盖大地，远山近村，披上一层厚厚的雪装。大雪封路，吃不上饭的饥民，谁也估不透有多少。
　　 正是在这样的夜里，母亲即将临产。雪封门，夜封路，风啸旷野，到哪里去请产婆？好在母亲已有生产十胎的经验，无需产婆帮助，自己也能自理。她将大哥春生与我撵到一边，不一会，弟弟便降临到人世间，发出了第一声悲愤的哭声。
　　 弟弟出生在沂水县城，取名叫“沂生”。他是出生在丑年，从此之后，我们家里增加了一头小犟牛，也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马背少年不解愁
　　 常言道：“富怕招贼，穷怕添口。”
　　 我们家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窘迫，家里断顿时常靠朋友们接济。增加小弟弟一张小口后，未来的日子更艰难。
　　 父亲能写会算，粗通医道。因此，他在沂水结交了不少朋友。他的朋友，大都在沂水县的老二区一带，李家营的李哲堂，肖家沟的肖连浩，柴山的冯立书，诸葛的李镇范，张岱的于国昌、于国瑞，店子的张玉苍等，都是我至今还能忆得的。这个于国瑞，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刘干，文革前曾在山东省淄博地区做过书记，文革后曾任职山东省纪委书记。
　　 为了缓解我们日后的困难，也为了朋友们便于相聚，他们极力鼓动父亲迁到城西北乡下居住。好在大哥春生已经高小毕业，父亲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一家有饭大家吃，一人有难众人帮。”这是我对沂水人的评价。父亲点了头，这帮朋友鸡叫等不到天明，硬逼着腊月二十一搬家。在沂水，有回娘家住满月的风俗。腊月二十一，正是弟弟沂生的满月日，朋友们将他们预先给我们找好的新家，当作了母亲的娘家，用意何深啊！
　　 我们搬家这天，朋友们到的不少，足有五六个。萧连浩大伯自己推来木轮小车。他家中颇富裕，在家里根本不用自己推车、打担，由此足见他对待朋友的火热心肠。
　　 我们家没有什么家当，一辆小推车，连人带东西就全推了。小推车的左边，母亲怀抱弟弟；另一边载着被褥和我。春生哥已满十四岁，跟在车子后面步行。李镇范大叔是个瘸子，平常以驴代步。他很喜欢大哥春生，硬是将春生推上驴背，自己跛着腿在后面“驾驾驾”地呼喝着驱赶驴子。
　　 父亲的这帮朋友轮流推车，其余人护拥在侧，一付十足送天神娘娘的架式。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尽，道路泥泞难行，翻山越岭的地方，须多人相助方能得过。
　　 我们的新家，在朱村店子。
　　 朱村店子，地处沂河紧北岸，隔水与下肖家沟村相望（而今是霸山水库库区），古大路从街心穿过，二、七逢集，是沂水乡间的重要集镇。友人选择此处做我们的新家，想得十分周到。太阳尚未落山，我家的迁居人马就赶进了店子村。
　　 新居，设在停产的一座油坊柜房里。这油坊主人，是国于昌叔的本家。没有想到，我们一入新居，饭菜已经摆满桌子，屋子里也挤满了左邻右舍，连内间的土炕也已经烧热了。看到这番景况，父母无不热泪盈眶，感动不已。几个中年妇女，将母亲拥入内室，父亲留在外间待客。
　　 这一夜，父亲与友人们把酒畅谈，至醉方休。从此，我们过上了一段较为舒适的日子。
　　 迁居店子后，我们过了一个朋友们准备好的新年。春节后，母亲依然卷制私烟，每日三两条，无需出户就能销完。父亲，帮街上商号理账，或给人看病。春生哥已经下学，帮助母亲照料我与弟弟。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一九三八年春天，日寇侵华的胃口越来越大，抗日的枪声，离沂水城越来越近。沂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拉起自己的队伍，成立了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六大队（二支队的前身），活跃在沂蒙山区，准备迎击胆敢进犯沂水的日寇侵略者。
　　 三月中旬，六大队进驻店子村，队部设在油坊里，与我们同院居住。六大队的队长邵德孚，是春生哥的老校长，也是父亲战友与朋友。他们队里的干部，有不少人是春生在沂水读高小时的老师。
　　 邵队长喜欢哥哥春生机灵、有文化；春生，羡慕老师们的爱国精神；父亲，也乐于让儿子尽忠保国。三心相通，一拍即和，父亲便将春生哥亲手交给了人民军队，开创了六分队送子参军的先河。当年，春生哥只有十五岁，还是一个稚气未退的孩子。
　　 队伍开拔那一天，母亲抱着弟弟，领着我，与父亲一起将队伍送出村外。我们含着惜别的热泪，望着他们渐渐远离的背影，久久地，久久地不愿转回村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策马步步迫进，国民党闻风节节败退。一九三九年夏末，日寇发动大扫荡，占领了沂水城，并在葛庄设立了据点，驻扎着一个小队日军。
　　 国民党丢城弃乡，所有政权迅速瓦解。此时，共产党的抗日阵线渐渐强壮起来。秋初，在沂水广大农村建立了区、乡两级政权，领导沂水人民，展开了艰苦的抗日斗争。当时，我们居住的下肖家沟村，就在老二区的管辖之内，直接归柴山乡领导。
　　 八路军的抗日势力越来越强大，据点里的日伪军，间或出来扫荡，也不敢太深入山区，仅是沿大路两侧虚放几枪，显显威，壮壮胆。店子村地处大路，距葛庄仅十余里，自然在日军扫荡范围之内。
　　 此时，父亲已是我党的地下联络员，我家便是联络点。他以卖烟、看病为掩护，游走四乡，出入据点，不动声色地传递情报，用香烟换取伪军子弹，武装抗日子弟兵。为了便于活动，我们的家迁到下肖家沟村，住在肖连池的两间偏房里。
　　 为了获得情报、筹集弹药，父亲在三教九流广交朋友，并结下不少异姓兄弟，肖连浩伯即是其一。肖连浩兄弟三个，性格各异。老二肖连祯埋头务农，不善交往；老三肖连池，为人机灵，开设油坊。他本人，乐善好施，喜欢结交。肖连浩为人豁达，处事灵活。当年，他是我们党的外围人士。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他曾出任村长，积极为我们党工作，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开明绅士。
　　 下肖家沟村，紧靠沂河南岸，隔河与店子村相望。沂河是一条著名大河，水宽流急，无桥相通，成了肖家沟的天然屏障。肖家沟南山上日夜常设瞭望哨，只要发现日伪军涉水过河征兆，哨所立即报警，村民马上撤离。
　　 撤离的村民，沿肖家沟溜向上，穿过上肖家沟村，便可转入南拉山老林。南拉山老林，山险林密，又有区中队和民兵保护，几个日伪军小队，是不敢轻易来搜山的。因此，从鬼子进入老二区以后，肖家沟的广大民众，从来没有与鬼子正面相对过。
　　 迁居下肖家沟不久，我的二弟便降临世间，取名“水生”。“沂生”与“水生”，兄弟二人合起来，是“沂水生”，这是父亲为居住沂水取的纪念名。
　　 弟弟水生，更是生不逢时。他出生尚不足半个月，就迂到日伪军夜袭肖家沟。村民们得到警报，连夜撤离，偌大的肖家沟，只留下一座空村。
　　 这一夜，父亲送情报未归，家里只有我们娘儿四个。母亲刚生下小弟水生，算来不足半个月。灾难当头，哪管你满月不满月！母亲肩上横背着一个大包裹，右手挎着篮子，篮子里躺着不足半月的水生小弟，左手牵着沂生弟弟。当年我只有七岁，不但没人照顾，背上还背着个大包裹，艰难地随在母亲的身后，累得眼里直流泪，口里直喊：“娘，累，我累呀！”。
　　 当时，肖家沟村里住着伤病站。转移时，站长见我累得哭鼻子，便停下来，笑嘻嘻地，将我抱上马背，让战马驮着我。我呢，真是一个傻姑娘，竟乐得在马背上咯咯地笑起来，将逃荒避难愁苦抛到了脑后。我在马背上摇头晃身子，对母亲夸耀说：“娘，你看，好玩！”
　　 母亲见状，向我瞪了一眼，嘟囔着骂道：“死妮子，还不快下来，不怕人家站长笑话！”
　　 “大婶，没啥。她还小，谁笑话？”站长乐哈哈地说，顺手又将弟弟沂生抱在怀里，随着转移的人流向山沟里涌去。
　　 村人们离村不远，一阵阵激烈的枪声传来，敌人进村了。枪声，刺穿沉静的夜空，显得那么响亮，那么凄凉。枪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弟弟水生，他扯着喉咙哭起来，哪里知道灾难临头。这哭声，使这枪鸣鬼惊的夜景，更加悲凉，更加凄惨。母亲怕他的哭声会将敌人引来，紧紧地捂住他的小口，憋得他在襁褓里乱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