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明朝海盗的心愿
　　 咚……咚……有人敲门，我知道送书的来了。我在当当网上买的几本书：《倭变事略》、《筹海图编》等，这是几本记录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事情的书。
　　 这些天来，我不断地买书查书，书都是关于当年倭寇的书。我被一个疑问紧紧地抓住了，欲罢不能。
　　 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关于倭寇的文字，写的是倭寇的首领王直被杀时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县人，这让我很惊讶。倭寇的首领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从小在教科书中读着戚继光抗倭的英雄事迹长大的。一种强烈的愿望让我去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找到一册册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将的传略，不仅仅是戚继光，还有朱纨、胡宗宪、俞大猷、曹邦宪、唐顺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这些抗倭名宦和名将打了哪些仗，杀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当年的一些书，《倭变事略》、《筹海图编》便是其中的两本。
　　 《筹海图编》是明代江苏昆山人郑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抚平倭的总督胡宗宪招至幕下，亲自参与了平倭的过程。他的书当属记实，或者说具有权威性。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擒获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称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舆，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与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经商谋生，原因是“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后来王直去广东，造巨舰，运载着一些生丝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罗、西洋诸国，五六年的时间，王直就发了大财。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与李光头、许栋等商人在宁波的双屿岛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明史》中说他们“踞宁波之双屿岛（今六横岛和佛渡岛）为之主。”
　　 当时的双屿岛被中日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这里很像香港——一个世界自由贸易区。
　　 1524—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发展起来，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医院、市政厅等，岛上居民多达数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还有各国的商人。但明王朝实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贸易，朱元璋定的规矩是“片板不许入海”。双屿岛，在朝廷的眼里便是“倭寇”盘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军务的巡抚朱纨派大军进攻双屿岛，一番激战，双屿岛被荡平。一本西方人写的书说，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从此这个“16世纪的上海”又成为了两个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无闻的小岛。王直侥幸逃脱，远走日本。
　　 后来他占据了日本一个岛屿星布，名为“五岛”的地区（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称“徽王”，又招来徐海、陈东、叶明等人为他的部将，他的侄子和养子是他的心腹。他还吸纳了几个日本人为他的下属，日本史料中称他为“五峰船主”，周围三十六岛都归附于他。
　　 这时的王直还没有想做强盗，他给中国官府捎信说：他愿意率领自己的人马帮助官府扫清海盗，条件就是开放海禁，允许贸易（这条件有点像西方列强要求五口通商），他愿意做一个管理贸易的小官。（看到这里，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国，此时肯定给王直加官进爵，封为当地长官，试想不费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扩大到了日本列岛。）但明王朝不这样想，官府没有答应王直开市贸易的条件，帮助肃清海盗可以，为此奖给王直100石大米。这奖励对于富可敌国的王直来说，简直就是讽刺。王直大忿，将这些大米全都扔进海里。由此他对在明王朝的统治下能否作商人产生了怀疑。后来他不顾禁令，驾船在舟山群岛附近的岛屿停泊做贸易，遭到明朝官军的围剿，王直靠发射火箭侥幸突围。从此王直绝了走私经商的念头，由此走上了劫掠财物、攻城杀人的强盗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当保镖。海上不比陆上，陆上有国家维护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装贸易是那时海洋贸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属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为数不多。王直比较狡猾，每次劫掠烧杀后，都让部下留下是某岛倭寇所为的痕迹或口信，即《筹海图编》所说：“必诡云某岛寇所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时之利，却铸下了千古骂名：倭寇。
　　 但剿倭的名臣总督胡宗宪看出了王直的破绽，因为他看见倭寇进退纵横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贼，又熟知沿海州县的内情，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内奸坐镇指挥。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后台指挥就是王直。
　　 胡宗宪改变了以往剿杀的策略，诱王直来降。王直本来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个条件：这个条件竟然还是解除海禁、开市通商。胡宗宪虽然没有批准开市贸易的权力，但他还是答应了王直，谎称同意开市贸易。为了这个条件，王直回来了，谒见胡宗宪的结果是被投进杭州的监狱。王直被杀那天，与儿子在刑场相拥而泣，拔下头上束发的金簪给儿留念，长叹一声：想不到竟死于此。然后引颈就戮。
　　 他的养子王滶带领下属停留在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岑港，听到王直被杀，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质夏正。与前来围剿的官军展开激战，大部分战死。
　　 不知大家注意没注意王直的愿望，一个对抗朝廷的海盗的愿望。“解除海禁，开市贸易”，这就是王直的心愿。中国几千年来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无数。但提出这样的诉求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追求，本质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诉求实现的结果无非是王朝的更替，却不会有新时代的到来。但是假如王直的诉求与番国“开市贸易”要是实现了呢？还会是王朝的更替吗？简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国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后，倭寇不但未灭，反而变本加厉。可见走私、做海盗并不是王直一伙，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几乎全线告急，从杭州湾到珠江口没有一处不是战火硝烟。
　　 二、倭寇非倭，首领都是中国人
　　 倭寇为患，从明初就开始了，直至万历年间才止，持续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间。所谓“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举入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件事。这场倭患一直持续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达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开始对手中的书籍和资料中出现的倭寇人数进行统计，我发现无论是正史《明史》、《明实录》，还是像《筹海图编》、《倭变事略》这样的野史，都把“倭”和“贼”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大的地方、笼统之处多用“倭”，比如“倭来犯”，但到具体之处，具体到人，都用“贼”。
　　 各种书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认定为倭寇首领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称呼者，大约20个。他们是：安徽的歙县许栋、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头，漳州沈南山，福清邓文俊、林碧川，海澄严山老、许西池、洪迪珍、张维，诏安林国显、吴平；广东的萧显，饶平张琏、林凤、许朝光，东莞何亚八，大埔萧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们和王直一样都是中国人。
　　 抗倭之战，大大小小不下几千仗，动辄杀贼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级为证的。据书中记载，总共被剿灭的倭寇或贼以及海战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几万人。但其实这里面真正的倭寇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这并不是今天才明了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时，许多人就指出这一点。如《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成了杀人越货、对抗朝廷的强盗？为什么这场持续久、危害烈的暴乱发生在东南沿海，也就是浙、闽、粤这一带？
　　 是因为明王朝严厉残酷的海禁政策吗？那为什么同样濒海的辽宁、河北、山东或者广西诸省没有或者倭患较轻呢？同样濒海，东北、华北、华中的海岸沿线为什么与华南沿海有如此区别呢？
　　 元末明初，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之际，一些日本武士自发组织起来，来中国武装走私，也兼营烧杀抢掠的勾当。除了这些，明政府还面临着一些豪强如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他们与朱元璋争霸失败后退到了东南沿海。
　　 为了铲除这些隐患，明王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一来严禁滨海居民私自出海，违者将会面临杀头、充军等一系列严厉制裁；二来大量招收沿海渔民、船户为兵，招收了大约十万多人，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广设兵寨卫所，大约有5000余个，并给这些卫所配备士兵和战船。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实际成了前线。在这种严厉的高压下，明初中国的海岸似乎宁静了，但是这是高压下的宁静，是爆发前的沉默。
　　 海禁主要是禁止与海外通商，所以那时所有海上的贸易都成了走私。只要是做生意的船和人就是贼是盗，可杀可捕。
　　 然而经过了宋元两个朝代，中国东南沿海已经经历了方兴未艾的海洋贸易时代，一个围绕着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商贸圈已经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远洋航线也已经形成，中国人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东南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了依靠海洋贸易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压下，与番通商、贸易发财的冲动被压抑了，那些迎风远航的中国帆船不见了。但是贸易、赚钱、利润一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甘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缺，价格就越高，走私的诱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张当时行销日本的货品种类和收益的明细表单，一些商品的利润高达10倍以上。
　　 为什么到了明中叶的嘉靖年间，倭乱最盛呢？一个原因是明初，中国海上还看不到西方殖民者，中国人的贸易对象还是东亚、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朱元璋1368年做了皇帝，哥伦布1492年才登上美洲大陆，这中间差了100多年。但到了明中叶嘉靖皇帝（1522年）时，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马六甲海峡、菲律宾等地，荷兰人接着也到了。1517年，开始有葡萄牙人澳门定居。外国人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海，找上门来和中国人做生意了。王直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制造的“16世纪的上海”就是一个例证。
　　 可以说，此时全球化已经开始。
　　 明朝的皇帝不知何谓“全球化”，虽然有永乐年间郑和七下南洋的壮举，但那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了。在明朝皇帝的头脑中，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中间，其余国家无非是一些地处僻壤的番夷小国。直到万历年间，看到从澳门登陆的葡萄牙牧师利玛窦带来的中国不在中间的世界地图，皇帝对世界才略知一二。对于通过海洋与这些番国贸易的意义，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晓。
　　 明朝与前面宋元两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排斥。中国皇帝极少农民出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他生于安徽凤阳，小时候因为吃不上饭被父母送到庙里做和尚，在庙里又因为吃不上饭，被迫托钵游走四方，后来参加了起义军，成为首领，后来做了皇上。所以说朱元璋对农业的重视是顺理成章的。本来中国文明的主体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许多重农抑商的名言，他经常用本末二字指称农和商。他常说“一夫不耕，民有受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寒者。”这里哪有商的位置。
　　 其实不织不耕也能生存，人类还有游牧和商业这两种生存方式。滨海的民族往往是商业民族，商业精神也是海洋文明的重要体现。
　　 什么是海洋文明呢？我思考的结果是：海洋文明不是指“靠海吃海”，不是指为了获取海洋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海洋文明指的是一种文明能够凭借海洋的广阔性和开放性与其他文明进行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的能力，及这种能力所形成的精神价值和物质成果。那种以海为田、耕海牧渔的生产和生活，本质上还是农耕文明，从事这种活动的渔民还是农民，从事这种活动的濒海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所以东北、华北、华中的几个省，虽然濒海，但是这里不曾产生海洋文明。他们有航海史，但没有海洋文明史。
　　 “东南沿海”的人一叶扁舟“下南洋”，他们几乎把南中国海变成了“中国湖”，他们给中国带来了无垠的蔚蓝色的海洋。但是中国农民出身的统治者无法理解海洋，无法理解南中国海的意义，南中国海周边的土地，只能等待远方的殖民者来占领。留给中国的只是大洋中一片珊瑚礁和地图上的“九连划”，即使这些现在也近乎于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