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只要统治者稍稍放宽对大福建地区的管制，这个地区的海洋贸易就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中国曾经有两次海洋文明大发展，融入世界的机会：一次是宋、元时期，一次是明末清初。
　　 宋、元时期，宋代的统治者虽然也想控制民间贸易，但是由于北方与辽、金、西夏对抗，陆路全塞，只有通过海路来与海外进行贸易。宋朝鼓励海外经商，奖励对海外贸易有贡献的人。一方面招来番商来华贸易，一方面在各个口岸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尤其到了南宋，竟提出“开洋裕国”的政策。又因为偏安于杭州，因此对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政府的鼓励下，两宋以来，中国的海洋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标志是海外华商网络形成。那时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资产百万的大海商亦不鲜见。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万缗入洋”，“泉州杨客为商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这样的记载在宋代一些笔记书牍中比比皆是。
　　 海外华人聚居地出现，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导。宋元时期，海外华人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聚居地。宋代的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泰国的华人势力已经达到了和国王一起建造佛寺；泉州商人在缅甸一带经商而不回；爪哇新村和苏门答腊的旧港有华人数千家；而且华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武装。梁道明为爪哇数千家之首，陈祖义为旧港当地的华人头目，啸聚数千人马。
　　 造船业空前发展，一批著名大港出现，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宋元时期，造船业十分发达，所造大船载重可达600多吨，载人500多人。13世纪初，中国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
　　 海外贸易的货品是什么呢？唐以前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丝绸和贵金属，但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纺织品、日用器皿等大宗货物已经成了外贸的主要商品，并且已经有一大批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生产这些出口商品。
　　 元代对待海贸的政策承袭宋代的政策，也是鼓励海外贸易。元时的海外贸易的盛况仅仅从马可波罗对泉州港的描述就可见一斑。
　　 宋元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海洋国家，中国的海洋文明程度绝不亚于地中海上的西方国家。
　　 可以说宋、元时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也是历史给予中国掌握海权、成为海洋大国的绝好机会。
　　 但遗憾的是，这次机会被代表农耕文明的明王朝给葬送了。中国在成为海洋大国最为关键的时代遭遇了最不具有海洋精神的朝代。
　　 那时哥伦布还没到达美洲，麦哲伦还没环球，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还不是“海上马车夫”，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不知太平洋在哪里。
　　 历史给了中国以机会。中国早就有了全球化，早就加入了WTO。那是在800年前。那时中国用不着和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沿岸国家谈加入的条件，他们全唯中国的马首是瞻。
　　 经济也是政治。中国商人的网络在“北洋”和“南洋”形成时，一个势力圈、影响圈也就形成了。那时的中国要想成为历史上罗马那样的帝国，或者波斯和阿拉伯那样的帝国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那时的南中国海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湖”。
　　 这些机会被明朝的统治者葬送了。我们不能指望明朝的统治者为中国开疆拓土。据《明成祖实录》记载，太祖朱元璋多次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明王朝在海洋中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但是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宣示国威，抚慰四方，以期换来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它的目的并不是发展海洋贸易，推动海洋文明。郑和下西洋只是证明了中国有实力、有能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但其所作所为却预示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衰落。郑和下西洋代表的完全是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而排斥了民间的私人贸易。
　　 郑和动辄万人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历时三十多年，若是西方国家派遣，一路上不知要宣布占领多少领土，建立多少殖民地，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必将建立。但是郑和所到之处，不仅不扶持华人势力，而是与当地政府及原住民一起镇压华人，在明史中就记载了郑和镇压了前面提到的占据马六甲海峡的陈祖义所率领的五千多华人。
　　 明王朝可以说是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和重农轻商的传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海禁就是一个例证。继明太祖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加变本加厉：他规定把沿海能够去远洋的尖头船都改成不能破浪的近海平头船。从此南洋、北洋、印度洋再也见不到那乘风破浪的中国船了。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是这样说的：“成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以后（我对这话保留意见），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可是政府放弃了这责任，并且不愿意继承前人的伟绩，退婴自守，听其自然。这担子便又重新放到无数的无名英雄身上。他们不但没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并且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欲望，空拳赤手，乘风破浪，到海外去开辟他们的新世界、新事业。”
　　 历史给中国的又一次机会是明末清初。明末海禁部分开放，南中国海又风帆竞发，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又蜂拥海外谋生。但这时的南中国海已经不是宋元时期中国人主导海洋的局面了。
　　 正如吴晗所说：“八十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变了一个样。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为了欧洲人的殖民地。华侨寄居篱下，备受虐待和残杀，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是中国史上一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
　　 这时的海洋已经是武装的海洋，西方殖民者的枪炮，决定此时的海洋贸易必须有武装保卫。但是中国商人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海商集团还是崛起了。这其中的代表就是郑芝龙的武装海上集团。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与荷兰人的舰队决战，打败荷兰人，从此荷兰人退出福建沿海。郑氏集团成功地控制了海上贸易，海商远洋贸易要到郑氏这里领牌照。马尼拉的传教士金提尼描写了郑氏集团的实力：“仅在厦门水域的水师就多达13000艘帆船，成千上万分布在海上的船只听命于这个王国……”
　　 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中国人第一次有了武装对抗并战胜西方殖民者的庞大的海商集团，给了中国又一次开创海洋文明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
　　 但这次机会又被来自北方的清王朝葬送了。
　　 清王朝的海禁比明更严厉，为了清除郑氏集团，清王朝不仅仅是禁海，还要求海迁，就是沿海居民从海岸线一律后退30里或50里。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最蛮横的“野蛮拆迁”。可以想见这种海迁政策对濒海居民的生路造成多大的影响。
　　 后来清政府放松了海禁，但这时出海的中国人，再也不是天朝贵客的商人，而是整船整船的被诬称为“猪猡”的劳工苦力。海洋已经瓜分完毕，早已没有中国人的位置。但是这块具有海洋文明精神的土地还不安定，还在躁动，他们一次次地试图冲出禁锢，奔向海洋。
　　 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海洋文明，在我国东南那块新月形的土地上，它绵延不绝，数度辉煌。
　　 遗憾的是，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北伐，他们都被来自北方的农耕文明战胜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小个子的四川人，他虽然来自内陆盆地，但是他熟悉海洋，他在法兰西做过勤工俭学，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个绵里藏针、沉默寡言的人在法兰西的工厂里，一边做着钳工，锉着工件，一边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中国重拾海洋文明的希望，竟然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9年，他在中国东南沿海那块新月形土地上的一个海湾边，划了一个圈，后来这个圈不断扩大，很快布满了这块犬牙交错的港湾型海岸。从此中国又一次从这里走向海洋。
　　 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当我听到中国终于加入了WTO，我想到了王直，400多年前的一个海盗。其实我们做的，正是实现了王直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