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一种极致。他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他的欢乐，他的残酷，他的江河横溢，沙泥俱下，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让人叹为观止。以至于让张清华先生感叹道：“我感到徒劳的危险”，“任何题目都失去了譬喻的意义”。[1]也许李敬泽说得对：“莫言过于迂阔，人们无法确定他的要害。”[2]可以说，莫言的小说从主题到美学，从文学到政治，从历史到道德，都富有极大的争议性。1985年底，张洁在联邦德国答记者问时说，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发生了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莫言是中国文学的传奇，是历史冥冥之中馈赠与中国文学的奇迹。他是“怪才”，是天才，是奇才，是鬼才。评论家毫不吝啬，把一切可能的不可思议的溢美之辞送给了莫言，这个从东北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的小说家。树大招风，广受赞誉的同时各种质疑之声，批判之文也汹涌而来。
　　 解读莫言成了一种危机。他太出名，太富争议，研究的人太多，成果太众，光研究资料汇编就有几部，他的家乡甚至为他成立专门的研究网站：高密莫言研究。研究者又多是名人大腕。我感受到严峻的恐惧。我害怕自己亦步亦趋。学术是需要勇气的。我总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去引多少经，据多少典去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的正确性，而是更可能的去探索一加一不等于二或者不仅仅等于二的更多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也许是不存在的，这种探索可能是徒劳的，但它的意义却在为我们发现了一条行不通的路，排除一种后人不必重蹈覆辙的陷阱。当然，没有人愿意去这么做，因为这是牺牲。我在冒险。然而莫言比我更冒险。莫言说：“我不愿意四平八稳的讲一个故事”。[3]也许相对于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一层不变来说，冒险与牺牲都要有意义得多，走错路至少总比原地踏步能看到更多的风景，牺牲始终也是文化积累的一个方面。他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探索，甚至不断地否定。他对叙述视角的探索，对结构的努力，对语言的追求，都称得上开创与悲壮，与此而来的也是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的另类风景。莫言太宽泛，太令人振奋，太丰富，太大气，哪里才是解读他的钥匙？没有人能全面地谈莫言，也没有人能说自己真正读懂了莫言。笔者不揣浅陋，拟从美学的角度，去试图探索解读莫言小说中的一种可能性。
　　
　　 一、一个崭新的美学问题
　　
　　 莫言的小说，充斥着来自原始与大地的生命狂欢以及对于苦难的奇异感觉。他作品的美学问题，争议颇多。“审丑”作为其焦点被学者们不断诠释。丑，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有三解：①不好看；②叫人厌恶或瞧不起的；③作为方言，就是坏。[4]作为权威的工具性著作，这一解无疑具有经典性意义与普遍性认同。丑，顾名思义，是一个否定性价值的词语。丑作为审美价值的演化，大至经历了鄙弃排斥，以丑衬美，以丑化美到以丑为美的过程。在古希腊时期，丑是艺术的禁忌，据莱辛《拉奥孔》记载，忒拜城的法律明文规定，艺术家不得表现丑，否则将会受到教会的制裁；柏拉图《理想国》趋赶诗人的罪状之一即诗人表现了丑。贺拉斯告诫人们，严防把丑的事物搬上舞台。丑被艺术家发现其审美价值并确定其理论地位，丑进入审美领域，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等艺术大师都对其进行不懈探索。雨果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5]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但这同时也是典型的以丑衬美，对照其实是用“丑”来对照“美”而已。在雨果的作品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衬托关系。以《巴黎圣母院》为例，浅层的对照如加西莫多与爱丝美达腊的外表对照；内在对照如加西莫多丑陋外表与其善良心地的对照；反差对照如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丑恶心地与加西莫多外丑内善的对照（善在美学史上很多时候可以等同于“美”）。雨果虽然正视了丑的存在并发现其价值，但其对丑的价值评判却是一目了然的。
　　 稍后的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在审丑美学上竖起大旗，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他把尸体、粪便、同性恋、变态狂等等带入诗中，写出了“绽放在地狱的边缘”的不朽名著《恶之花》。但他赋予“丑”以深意，是一种以丑化美，换言之是一种发掘“丑”中之“美”。到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消解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畏惧，雪莱写出了《无神论的必然性》，尤其是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异口同声的“上帝死了”的呼声几乎成了西方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惊雷。“‘上帝’死了，也即理性死了，而非理性则‘复活’了；‘上帝’死了，也即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崩溃了，而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却没成型。”[6]信仰在丧失，精神世界面临空虚与压抑，“世界失去了终极和统一，美不过是虚幻的感觉，能够引起人强烈感性活动及其造成的痛感，丑成为了审美的核心范畴。”[7]“丑”成为“美”（与美一样）被哲学与艺术不断探讨。之后关于丑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代表作有罗森兰克兹的《丑的美学》等，丑受到特别的重视。
　　 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尼采、萨特、加缪、弗罗伊德、罗兰·巴特、福柯等哲学家，都在不同层面上对丑进行价值性论述。丑到底具有怎样的认识价值与社会意义呢？有人认为，首先，丑在拯救现代人灵魂和批判不合理现实方面有重要作用，更能反映出现代人的变异与困顿，反映出人物的尖锐对立。面对异化，扭曲，人更能清醒认识自身。其次，“丑是对传统美观念的反叛，是审美的解毒剂，起到审美陌生化的作用。”再次，丑是现代人精神自由的特殊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直面丑是一种对于传统蕃篱的桎梏及其超越。[8]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里说：“自由感是审美的最高境界。”[9]丑被赋予了自由的新内涵，拓宽了审美的空间，颠覆传统美学观，为美学领域开创出了更多的可能性。众学者围绕的，无疑都是对于“丑”或“审丑”本身的价值的可能性探讨，他们关注的还是丑本身，还是与美相对的另一审美范畴。他们津津乐道的“丑”，有可能仅仅是“美”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丑虽然独立并成为美学史上的另一领域，与美同受关注。但其局限仍是作为美的一个对立面，并没有价值上的独立性，如圣奥古斯丁认为美是具有绝对性的，而丑却是相对的，并认为孤立地看是丑，但在整体中却由于反衬而烘托出美。罗森克兰兹也说“吸收丑是为了美而不是为了丑”。《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认为：“丑则是表现负面审美价值或审美反面价值的普通词。”[10]当代学者也多数称丑进入审美领域备受关注也仅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人们进行审美活动的领域也不断扩大。许多过去被认为不可能进行审美的对象和领域（例如丑、荒诞等），现在几乎全都成了审美对象，进入审美领域。”[11]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简单，丑不仅不是美，它本身依然是丑，它进入人类精神领域受到重视，与时代关系千丝万缕。一个渐被异化的世界里，丑是困顿精神表达的一种补充，是物化世界的人们的一种极端的反抗方式。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不可抹掉的恶梦与创伤，从恶梦中走出来的人也许特别渴求久经压抑的释放，经历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12]疲劳于“高大全”式单元化审美的艺术家以及读者大众（消费者群体）极需一种非同寻常的体验与刺激。“1985年前后，只有少数作家意识到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早已在引进和传播现代西方感性学和文论。”[13]以西方象征主义与现代派为代表的对传统审美的突破毫无疑问为此提供了可能性。“在人类美学史上，20世纪实在是一个‘丑’的开端。似乎一夜之间，在美学领域突然充盈了侏儒、屑小、庸人、禽兽、无名鼠辈，处处给人以愚蠢、粗俗、可鄙、丑陋、颓废的印象。”[14]
　　 这一思潮对国内作家艺术家的影响之大之快，几乎到了让人费解的程度。各种译著、研究蜂涌而来。这一思潮最明确最直接也最为彻底并得到接受与表现的是先锋派小说家。余华的暴力、悖谬和怀疑；格非的性力、欲望与圈套。[15]无不让卫道者们大跌眼镜。泡沐在欧风美雨中的莫言，更是健笔横扫，无所顾忌，把生殖器与大便，乱伦与通奸，变态与酷刑一齐带到了小说中。变型，解构，夸张，美化，充分动用了莫言独特而丰富的感觉世界，创造出了一个五彩缤纷、非同寻常，让人叹为观止的小说世界。评论界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很多人甚至很迷茫，莫言太难确定，成了当代文学中一种复杂的美学现象。
　　 莫言小说中的美学问题历来学界颇多微辞，赞美之声不断，批判之声未绝。王金城就总结出莫言“非审美意义的丑”有：恐怖的丑、以丑为美、化美为丑、美化兽类、丑化人类等。[16]王干的《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批判》，夏志厚《红色的变异》等文章都提出了质疑。诚然，莫言在对丑（或负面价值）的描写上极尽所能，毫无节制，尤其是其跑野马似的杂语写作，造成斑驳杂芜的阅读感更是造成了读者对其作品的难以定位。但这终究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剥皮与热恋、复仇与报恩、生殖崇拜与生命虐杀，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变得单纯，美真善固然可爱，就连假、丑、恶缺少现代的阴谋诡计与愚蠢、麻木不仁、歇斯底里而变得痛快淋漓。”[17]总的来讲，对于莫言，我是赞赏的。他描写的丑有一种淋漓尽致的快感（也许是痛感）。这其间渗透的是一种阴暗与光明、正常与变态的错位，对传统的颠覆及对自身（人类）生存困境的反向思考。丑恶与野蛮，相对被文化文明腐蚀而变得软弱，或曰：“上官金童”一样的群体与社会现状，这恰恰是一种原始的力与健康。或者说当被华丽包装的虚无的文明再也无法激起我们审美的享受与精神痛感时，实在的单纯的丑陋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尝试。莫言在这里，他成功了；同时他又走向了失败。他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向我们推出一系列的包含了美艳与卑劣的成功作品，让人目不暇接之时，让人唏嘘不已之时，莫言丧失了分寸，他将这一切推向了极致：毫无节制。这种强烈的反差，只能毁誉参半。其实，这并不是莫言的初衷。
　　 早在八十年代，在《红高粱》甚至更早，莫言就在开始试图探索自己的美学路线与并表现出极大的艺术野心。“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18]这句话被有的学者视为反讽，其实不然。莫言的小说，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反讽。这句话包含了两种极致的调和与统一。确实，在这里，莫言也做到了，这部作品，有了纯洁也有了龌龊，有了美丽也有了丑陋。我的爷爷，可以说是最王八蛋的英雄汉，我的奶奶则是最可爱的荡妇，我父亲豆官不折不扣是最纯正的野种。在这部大获成功的作品之后，莫言一鼓作气，《筑路》、《金发婴儿》、《球状闪电》一部接一部，让人目不暇接。当我花数月时间通读这些小说之后，莫言的意图在我的脑海里有了一个朦胧的端倪。把莫言的小说轻易地解读为审丑还是反讽，都偏狭了，过于简单了。“美丑融合”才是莫言一心想要达到的艺术野心，莫言的小说至始至终都在为这一目标而进行探索与努力。尽管越向后期莫言的小说因毫无节制而走向了另外的方向，但并不有损于这一努力与探索的重大意义与极大可能性。就算在“毫无节制”的《红蝗》中，莫言也还在重申着他的这一思想：
　　 “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19]
　　 小说中莫言虽言是借女艺术家之口道出，但我一直把他看成是莫言的艺术野心或美学宣言，这个完整的世界莫言“既相信科学，又迷信鬼神，既相信史志，又迷恋传说”，他试图把生活中存在的与不存在的，正面价值的与负面价值的，统统调动起来，统一起来，构成他心目中的狂欢的、立体的、混沌的大世界。这个富有极大开创性实验的美学命题也在此时开始，在美学史上，它将如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波德莱尔的“以丑化美”一样，“美丑融合”理论同样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二、对完整世界的不懈追求
　　
　　 上面我用了数千字的篇幅对西方“审丑”历史进行了简单梳理。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讲，鄙弃与排斥丑，是一种逃避与无视，割裂了事物的另一面，在艺术上造成的是片面的、单极化的、不完整的缺失。既不能完整地表达（反映）人们的情绪，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历史、社会现状，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中，“美”会被无限放大，甚而成为艺术上的浮夸，其实文革时期的创作思想的一度横行猖獗，是一种原始守旧的美学思想的死灰复燃；以丑衬美，丑只是美的附庸，其作用仅在于显示美“更加美”，缺乏独立性。在作为美的附庸仅起衬托作用的丑因为地位的关系，只可能被放大与选择，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单方面，在种情况下，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依然被消磨，由此带来的真实性依然大打折扣；到以丑化美时代，以波德莱尔为代表，艺术家以思辩的睿智，发现出丑陋、卑劣中的发人深省的启迪，丑虽然被正视并得到表现，但这是一种认知先行，丑出现的前提是作为载道（表达深刻道理）的身份出现，丑并不是丑本身，而是一种负载作者认知的媒介物，就如前文所言，实质上“有可能仅仅是‘美’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如波德莱尔的名作《腐尸》，表达的是一种再美也终归于虚无，人都会腐烂，世界没有永恒的观点。到以丑为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高新科技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世界都发生了变化，或者数千年来对于美的不断把玩已经形成了疲劳，只有丑、恶、畸形、病态等等负面价值方可表达人们压抑、扭曲的物化心态。或者用丑方可表达作者对现存世界的不满与反讽。丑的地位空前提高。但丑终就是丑，不管反讽也好，变型也好，都无法改变丑的实质。尽管丑也是具有相对性的。美丑之间，依然是割裂的不同的价值评价。我们应该为丑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