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分
　　
　　 说是果园，其实，生产队社员们都习惯地叫它梨园。因为，只有在果树开花时节，除了园子东南角，绯红绯红烂漫的像一片云霞，才让人们记起，那里还有几棵七歪八扭、老态龙钟的桃树外，园子里其它几百棵都是梨树。
　　 春天来了，春风只一吹，花骨朵一抖开，便白茫茫的一片。花瓣雪花般飘落在地上，甜香被挟裹在风中，清香弥漫得很远很远。蜜蜂闲不住了，便嘤嘤嗡嗡地闹腾起来，辛勤地酿蜜，在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却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了他人，这是多么的高尚和无私呀！
　　 黄鹂鸟在树枝间亮开了歌喉，宛转悠扬地唱着情歌，借以吸引异性。啄木鸟也在树上东窜西跳“咚咚咚”地凿开树洞儿，捉着害虫。
　　 小时候，我就只是觉得梨园的景色很美很美，就是说不出子丑寅卯来。等长大了，才能真正体会到，我泱泱大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领略到文人骚客们美丽曼妙的诗情画意。
　　 像苏东坡“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的早春景物；白居易“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相思之苦；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庭院月色。诗人笔下的一幅幅梨花春图，从不同的场景和视角，给我们启开了无穷无尽地幻想和想入非非的遐思。
　　 当然最让我顶礼膜拜的、心悦诚服的，还是唐代大诗人岑参的笔下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春花图。虽说是借梨花写的雪景，却写出了梨花漫天飞舞的动人画面，仿佛梨花的漫卷纷飞扑面而来，香气也沁人心脾。
　　 等梨树挂了果，我们的心就不再那么安分了。
　　 每棵梨树上一嘟噜一嘟噜的全是梨子，在风中不停地晃悠着。我们就顺着围墙转悠着、转悠着。看见梨树上蹦来蹦去、叽叽喳喳的小鸟，不免又心生羡意：想象着，自己要是和小鸟一样有一双双会飞的翅膀该多好呀！想吃什么梨，就飞过去吃个够。
　　 入学前，经常盼望刮大风，大风过后，难免会有梨子被风刮落地，社员们就把刮落的梨子收集起来。因为还不是很成熟，不能卖，就分给每家每户。尽管有的已经破损，有些还有点青涩。可也能给流着哈喇子的孩子们解解馋呀！
　　 最盼望着生产队分梨子。梨子成熟了，大人们就拿着竹竿、带着竹筐，进梨子园摘梨子，金灿灿的，光亮亮的，堆起一大堆一大堆。然后按每户多少人给分梨子。
　　 梨子分到每家每户后，家长们就选些好的送给亲朋好友，再卖一些，剩余的就留着自己吃。
　　 我们小孩子们屁颠屁颠的、欢天喜地，甭提有多高兴了。
　　 那阵子，看着娃娃们狼吞虎咽地吃梨，牙齿早已掉完了的爷爷，便从土墙根站起来，把那根半米长的烟袋，使劲地在脚底下磕几下，满脸羡慕地说道：“有牙真好！有牙真好！”然后，把长烟袋往背后腰带上一插，背着手离开了。烟荷包在屁股上一晃一晃地左右摇摆着，好像风中摇晃着的梨。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再大些，我们都学精了，自己摸出一些偷梨子的门道道来。
　　 夏天，蝉在树上“知了、知了”不厌其烦地叫着。撮蝉似乎就成了我们主要任务。我们多半不用弹弓打，那样会把蝉打得稀烂，被打得稀烂的蝉，当然不好玩儿了。往往改用一根长竹竿，在顶头固定一个捕捉蝴蝶、蜻蜓的网兜儿，看见蝉就往上罩，这样可以捉住活的蝉了。
　　 我们的竹竿会不断加长，其实，不只是为了罩高树上的蝉，而是能站在园子外面，隔着生产队员们用木板打成的一人多高的土墙，伸到园子里面的梨树上去兜梨子。网兜口的铁环是特制的，留有能卡住梨把儿的小口儿。高高地举起，套住梨把儿，使劲一拉，梨子刚好就落在网兜儿里。如果几个梨子长在一起，运气好的话，一下子能全部拉进网兜儿里面，那个高兴劲，就可想而之了。
　　 梨子的收入也归生产队。生产队把卖梨子的钱，一部分用在化肥犁耙之类的农资上，一部分同其它收入一起作为年终福利，给工分多的农户支付余支款。
　　 因此，对这近五十亩的果园，每任生产队长，都会特别地重视，也看管得特别地严格。
　　 生产队规定：如果抓住大人偷梨子，除了开大会进行批斗外，还要罚一个星期的义务工。就是说：这一个星期，你在队里干活，不给记工分了。抓住谁家小孩儿偷梨子，就罚谁家大人一个星期的义务工。
　　 这些可恶的条条框框，就像手铐一样，把我们手脚给“铐”了起来，不能越雷池半步。
　　 有天傍晚，从生产队刚开完会的父亲，一回来，就用那只长满老茧的手，使劲地拧着我的耳朵，声色俱厉地大声问我：“小黑子，老子给你出道算术题，你给老子好好算一算。”
　　 看我吃惊的眼光，父亲接着出题了：“一个梨树枝上结十五个梨，一个梨子要扣工分五分，一共扣多少分？另外，我在生产队干活儿，每天记十分，十五个梨子扣的分，等于我几天干的活儿？”
　　 听说，我小的时候，鼻涕特别多，经常流到嘴里。别人看见了，就开玩笑地大喊一声“鼻涕流过河了”，我就赶快用鼻子一吸或者用袖子一擦。加上又喜欢捣鼓蚂蚁、蛐蛐之类的小动物，所以，脸常常脏兮兮的，也因此就得了个“小黑子”的外号。
　　 父亲是家里面的老大，在家里说一不二，黑脸一不高兴，连我妈都惧怕三分。现在，他给我出算数题，我岂敢马虎。
　　 我数完十个手指头，不够用；一屁股坐在地上，脱掉鞋，又费力地数完十个脚指头，仍然不够用，算了老半天。还是同父亲心中的数少一天半。急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日你妈，都三年级了，这几个数都掰不出来？老子白养活你了。”气急败坏的父亲，找来扫帚疙瘩，高高地举起，准备打我的屁股。
　　 这时，在厨房做饭的我妈，放下擀面杖，把满是白面的手在腰间围裙上擦了擦，不急不慢地说：“你出的题目，就连我都给算糊涂了，何况是个小孩子？不要再难为小黑子了。”我赶紧躲在妈妈的身后，惊恐地看着我的父亲。
　　 最后，父亲用手，指到我的鼻尖儿说：“小黑子，你给我听清了，关于娃娃们偷果园的梨子，生产队又有了新规定，偷一个梨子，扣大人工分五分；看见用网兜儿偷梨子的还要成倍地罚。你再敢去偷梨子，看我不把你屁股打成两半儿。等生产队分了梨，我让你吃个够。”停了停，又恶狠狠地补充了一句，“记住了吗？”
　　 我看了看母亲，见母亲对我微笑着，就诚惶诚恐地点了点头。
　　 只听我妈问道：“娃娃们不是肚子饿吗？你要是有馍馍给他们吃，他们就不会去偷了。再说了，不就偷个梨，怎么就规定这么严呢？”
　　 父亲说：“队长讲，娃娃们没有事情做，整天在梨园子周围转悠，把东边、北边那几片儿刚嫁接的苗圃都给糟蹋坏了。那可是请县里林科所的技术员给嫁接的呀！”
　　 父亲说完，铁青着脸，把我罩蝉用的长竹竿给折断了，送进我妈准备下面的灶膛里，伴随着“噼噼啪啪”竹竿爆开的声音，灶膛里面的火，瞬间旺了起来。
　　 我摸了摸左手食指，今天下午用铁丝拧竹竿，被扎破出血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呢！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一点都不假。大人们起早贪黑，不分旱地水田地劳动，挣工分。不就是盼望年终有个结余，多核算几个钱，给一家大小添置几件新衣服吗？也难怪各家大人对娃娃们要求那么严。
　　 可我们这些贪嘴的猴儿，园子里树上的梨子一晃悠，哈喇子就条件反射一般流了出来，早把把大人的话，给忘得一干二净了，还管你什么规矩不规矩的。连做梦都在哼哼：“刮风了、下雨了，树上的梨子落地了；梨子香、梨子甜，磨白了牙齿好过年。”
　　 也还别说，那个年代，上学也没有课本，功课学不成，根本就没有什么家庭作业什么的，玩的时间就非常多。大人下地干活了，你让我们干嘛呢？一门子心思就集中在偷梨子上。守园子的人是生产队社员，他们夜晚轮着值班巡逻，白天轮流着休息。哪有我们小孩子有时间、有功夫？
　　 我们就学电影《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中的潘冬子和嘎子，灵活机动地同守园的“敌人”周旋着、打游击。
　　 网兜儿不准用了，我们就直接爬上树去偷；守园人白天看得远、容易发现，我们就改成夜晚偷；有月亮的夜晚光线好，我们就改成没有月亮的夜晚或者雨天去偷。个个训练得像侦察兵一样，用带树叶的细枝条扎成圆环，戴在头上，潜伏在土墙外面的草丛里，伺机而动。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何况是人？
　　 瞄准了机会，翻过土围墙，猴一般攀到树上。因为是热天，穿的是裤头背心，没有口袋。就把上身的背心往裤腰里扎紧，摘了梨就往背心里面塞。往背心里面塞梨子的主意，是国良最先想出来的，很实用。梨子贴着肚皮感觉凉凉的；折断的梨子把儿还扎肚子呢。出了梨园，背心塞得满满的，凸得老高，就像一个个怀孕的妇女，更像一个个打胜仗的士兵，藏进附近的庄稼地里，慢慢地品尝着“胜利”的果实。大人们整天在地里忙着，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干的这些“勾当”。
　　 我们这群小孩子中，国良年纪最大，主意最多，我们都听他的指挥。我们私下都叫他“司令员”。
　　 梨子树的叶子上面，长有很多青色的斑蝥虫，摘梨子的时候，一不小心，会把你脸上、胳膊上蜇得起很大很大的肿包，火辣辣地疼痛。土墙周围的草丛里面也还有癞蛤蟆、蛇之类的动物，如果与你不期而遇，也会把你吓得半死。然而，一想到梨子的美味，都一股脑忘到脑后了，哪里还会顾那么多？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惦记树上梨子的孩子们来说，园子里，哪棵树上梨子甜？哪棵树上梨子香？就连守园人睡觉的棚子前面，他们经常晾衣服的那棵树，也就是县林科所果木技术员老罗亲手嫁接的，树上梨子是什么味道，我们都一清二楚，熟悉得如同知道自己身上有几块疤痕。
　　 然而，大人们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那是一天夜晚，下着毛毛雨，气温比较低，冷飕飕的。我们都在背心外面加一件颜色比较重的褂子，趁着浓浓的夜色就潜伏在土墙外面草丛里面。
　　 看果园的人四处巡逻着，手电筒的光柱像探照灯一样，把夜色切开，不时地划过东边，又照亮西边，在如注的光亮中，丝丝缕缕的雨滴清楚可见。
　　 我们屏着呼吸，心脏“咚咚”地跳着，似乎要蹦出胸外。等几番巡逻之后，猴儿一般翻过土墙，敏捷地各自攀上园中的梨树上，紧张地摘着梨，直往背心里塞。
　　 正偷得起劲，忽听得“咔嚓”树枝断裂声，接着“扑咚”一声，好像有人从梨树上重重地摔了下来。
　　 这么大的声响，早已惊动了守园人。
　　 “有人偷梨子”，只听一声断喝，五个训练有素的复员军人很快合围过来，一道道白光划破夜空，伴随着吆五喝六的“捉贼”声，早给我们吓得魂飞魄散了。
　　 很快，我们一个一个被捉下树，衣服和头发早已湿透了，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雨水。
　　 不一会，队长也从家里被叫来了，在梨园中间的棚子前，我们胆战心惊地排成一队，成了俘虏。
　　 这还不算完，之后，分别把我们的家长叫来。队长嘴里骂骂咧咧、劈头盖脸地把我们家长给骂了一通。大人们一肚子的火气，毫无疑问就发在了我们的身上。有的耳朵好像被拧得要掉，有的屁股被打得要烂，杀猪一般地嚎叫着。辱骂声、击打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在秋天的夜晚，被传得很久很远……
　　 接下来几天，我们可老实了。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生产队处罚的结果。
　　 第四天的早上，大榆树下，在生产队仓库西山墙上，贴出了一张“告示”，白纸黑字，小孩的名字写在前，大人的名字注明在后面的括号里，清楚地公布了对我们几家被罚的情况：
　　 郝国良（郝付根）：扣工分100分；
　　 郝国金（郝付亮）：扣工分50分；
　　 小黑子（郝付网）：扣工分45分；
　　 小八路（郝丰收）：扣工分45分；
　　 小憨子（郝全大）：扣工分40分；
　　 小高粱（郝丰兵）：扣工分35分。
　　 除国良外，大家偷梨子的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熟练。
　　 我们就是弄不明白：大人的名字写得那么中规中矩的，小孩儿的名字有的用我们的学名？而有的却用我们外号？私下里认为，肯定是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学名叫什么喽。
　　 上午，生产队还召开了大会，对我们的家长进行严厉地批评。同时，也要求其他社员要引以为戒，各自管理好自家的孩子。
　　 各家大人教训完不听话的孩子后，都不免又大骂起国良来：“日你妈憨国良，你个王八蛋，吃得胖、个子又大。也不小心一点，怎么就把树枝给压断了呢？害得我们都受到牵连！”
　　 那张写着告示的白纸，只在墙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给撕掉了。我们没有想到，先天晚上，是小高粱偷偷地给撕掉了。他在我们这几个伙伴当中，胆子可是最小的。国良还在我们面前表扬了小高粱呢。
　　 事情还不算完，国良的爷爷红着脖子黑着脸找到队长去论理：“我孙子说，那天晚上，你们捉住他的时候，从背心里，只是收出一个梨子，你们为啥要扣100分？”
　　 队长哪有好脸色，更加气愤地说：“背锅儿大叔，亏你还来问是啥原因？就这个数，还觉得罚得太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