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要用认真、求真、较真的精神，扎实推进……”听到这句貌似口号的广播词时，我正走向食堂。我的包里装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孤独又一次击中了我。我在家不吭不响窝了一月有余——这对看见我就抓耳挠腮皱眉头的领导来说，或许是莫大的解脱。但我又来了，我得吃饭。我不可能像丽贝卡那样靠吃土吃蚯蚓在马孔多那幢残垣断壁门窗紧锁的小屋子里悲惨度日、了却余生。我的手不由自主伸进包里，摸出张饭卡。饭卡上的照片还是20年前拍的，头顶两只蝴蝶歪条大辫子的我浅笑吟吟，酒窝里盛满了青春的甜美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我咋看都看不出照片中的人是我，蒋二丫。
　　 我拿着卡在窗口前的感应器上拍打、来回挪动，没有数字显示。我清楚记得卡里还有三块八，早餐一份米饭一份菜再加三根油条一块八，剩下的两块我计划买斤油条作为我和萌萌的晚餐——尖椒土豆丝炉油条。窗口里，那双包裹在白色帽子和白色口罩里的眼茫然望着我。身后响起不耐烦的催促声：卡没磁了！让让，误了签到了！我不管什么签到不签到，我早已不是矿上的职工了。我不紧不慢地移动着卡，无辜的眼紧盯那个挥舞着大勺子埋头打饭的男人。男人抬抬头：哦，蒋老师，你们的卡不能用了，矿上给冻结了。我被后面喧闹的人潮挤出了队伍。
　　 我看着黄灿灿的油条、油汪汪的土豆片、哚成一大疙瘩的米饭，咽了口唾沫，勉强提起一股气若游丝的怒火直奔办公楼。
　　 我将卡“啪”地拍在了桌子上，桌子纹丝不动，桌子上的书、笔筒、日历、电脑、茶杯，还有桌子后面那张男人的脸都纹丝不动。看得出，他还没有完全从昨日梦境中醒过来。我的手掌因用力过猛泛起微微的潮红。
　　 “这人还没走，你们就连茶壶都给端了？”
　　 “离矿手续不是已经办了？”男人欠欠身子，挤出个比哭还难看、严重缺乏真诚的笑容。我饥饿的胃一阵搐动，忍不住想吐。
　　 “给，吃了饭再说。”他也将一张卡拍在桌子上。工作二十年，我的早饭从来都是在食堂解决的。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没接他的卡，用一种敌意的、花岗岩一样冰冷的目光注视他。
　　 学校移交工作俩月前就结束了。我这个曾经培育过矿山希望的老师，和矿上已无任何瓜葛，除了五险一金已交给相关部门办理之外，矿上和我解除了劳动合同。签字时，我的手因心情的复杂几度哆嗦，写下的名字像铲成两截的蚯蚓甩动着可怜的尾巴。从五月份开始，我的工资就由教育局发放了，我亲手开启了我生命的新纪元——在我四十大几时，实现了企业普通职工到事业单位编制的华丽转身。矿子弟学校回归社会，经过漫漫无期的十年抗战终于取得完胜，蒋二丫同志功不可没！这是坐在我面前这个男人的原话。他几分讥讽几分感慨表情揶揄，不过，成也萧何败萧何哪！我心里莫名其妙萌生出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士悲情。
　　 今天是七月二十八号，矿上发薪水的日子。我的手续还没理顺，工资架在从矿上前往教育局的桥上晃悠。其他老师不着急，巴不得以后的光阴都在等待中逍遥——班不用上，工资一分不少都在银行存着呢。他们可以花家人的钱，或者别的什么人的钱也未尝不可。他们猫一样慵懒的神情告诉我，他们是怎样享受这份散漫的自由。但于我，望梅岂能止渴？我一个单身的离异女子，独自带着个刚过成人礼的女儿，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日子过得毫不潇洒。三个月领不上工资，我就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这说出来似乎可笑，却是我的现状。社会主义饿不死人，可我还没有到了放弃人师的尊严，覥着脸孔跪在大街讨饭的地步。
　　 于是，我来了。
　　 我是来要抚养费的，和眼前这个端坐在宽大得可以当床的写字台后面的男人。
　　 他是我的前夫王大川，萌萌的亲生父亲。
　　
　　 二
　　
　　 一念之差，我堂堂大学生就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煤矿上了二十多年班。当老师，不是我的心甘情愿，而是某些人的一言九鼎。
　　 八十年代，在我们何庄乡，大学生是很尊贵很稀有的物种，不亚于国宝熊猫。谁家孩子考上个中专、师范什么的，要放三天电影或者说三天鼓书。场子就支在自家大门口敞亮的地方、大队院里，或者横穿村子中央的土街上。放了鞭炮，全村的男女老少搬来高高矮矮的板凳，也有搬块石头垫在屁股底下，端上碗热气腾腾的焖锅面就着白胖胖的刀切馍馍，就“吧唧吧唧”地开吃开看了。最常放的电影是《喜临门》、《许茂和他的七个女儿》等喜剧片，图个吉利。也有放枪战片《渡江侦察记》、武打片《少林寺》的，全看主家喜好。说书说的是邻县长子的鼓书。梆子一敲，竹板一打，二胡一拉，说书的女子就精神抖擞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场子里又说又唱地表演上了。逢了这样的喜事，村里人就像过节赶集、娶媳妇嫁闺女，沉浸在欢天喜地的亢奋之中。
　　 我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这是村里年纪最长、学问最大的西屋姥爹捋着及胸的花白胡子，在翻了疙瘩村村史后振振有词说给全村人的话。为了这句话，村委会在村口的打谷场上连续放了七场电影，说了一礼拜的鼓书。村支书说，二丫考上大学，是咱疙瘩村的集体荣耀，在何庄乡也是挂头牌的，这钱理所当然由村委会支出！以后，无论谁家的丫头小子考上大学，都照这个标准来！这让我在乡中学当老师的父亲很过意不去，他涨红了老脸去何庄买回半匹猪肉，端回两箱子杏花村酒，出了八桌薄席，款待了全村人。疙瘩村弹丸之地，十来八户人家，一家子算上四口，八桌酒席绰绰有余。这个“薄”字，当然是从满口之乎者也的父亲口里说出来的。父亲喜欢咬文嚼字，却是何庄乡中学响当当的数学老师。我中考那年，最后三道大题他猜出了两道，这种神功让身材瘦弱的他声名大振，享誉全县，也让他头顶将近二十年“民办”的帽子换成了“公办”的顶带花翎。直到他老人家去世，这道光环还罩在他头上，被主持追悼会的老校长写在悼词里，声泪俱下重现昔日辉煌以告慰父亲亡灵。那年我却极不争气，因数学成绩不及格，被师范拒之门外。这近乎冷幽默的结局，更为父亲的形象增添了几分高大和神秘。蒋老师献身教育、废寝忘食，一心扑在学生身上，自己的女儿不仅没偏饭吃，连正餐都吃不上。教办的那个小干事在为父亲往教育局报事迹材料时如是说。确实如此，我在县二中读初中，没幸成为蒋老师的高足。
　　 父亲的课讲得好。据听说，他上课从来不看教科书。进了教室，将夹在腋窝下的书往讲桌上一放，就开讲了。那些几何图形、循环不尽的数字在他不俗的口才、严谨的思维和漂亮的板书下被解析得有理有据、有根有梢，因果对应，环环相扣，他黑瘦的脸孔在同学们仰慕的目光里熠熠生辉。我没有遗传到父亲的数学天赋，初中毕业连续两年报考师范，都被数学59分的稳定成绩拖了后腿，不得已上了高中，歪打正着考上大学，成为家人的骄傲，我的伤痛。
　　 我毕业于省师范大学数学系。命运这玩意儿认起真来，真他妈邪门！我的分数刚达录取线，学校赋予我的最大权利就是选择别人挑剩下的专业，我不得不和我看见就头大的数字进行了四年的亲密接触。
　　 选择到煤矿上班，是父亲的主意，背后却是母亲坚持不懈的游说。
　　 父母生了仨丫头，大丫、二丫、三丫。我想不通擅长舞文弄墨的父亲何以给他的女儿们起了这些个土得掉渣毫无内涵的名字，直到王小丫走红。电视里，主持人煞有其事说文解字一般将王小丫这三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字解读出不平凡的意思时，我满脑子晃动的都是杂乱无章密密匝匝的脚印，大丫的，三丫的，我的，还有那个王小丫的……我的目光穿过无边无尽的脚印，将散漫的思维努力集中在大俗即大雅、亲切随和、乡土味道这些主持人随口诌出的字眼上。
　　 我上班那会儿，大丫已结婚，在家招了个外地女婿，三丫正读高中，成绩比我优秀不知多少倍。母亲说，大丫老实，嫁出去怕也顶不住门市，留在家里不受气。二丫，也就是我，有文化，有工作，离家近些，和大丫相互有个照应，挣了钱还能补贴家用。母亲辛苦拉扯大我们姊妹三个，这样的想法也算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我洒泪作别对我频示爱意的薛大公子，忍痛撕掉县一中的大红烫金邀请函，被父亲骑辆自行车驮到了离疙瘩村只有十里地的矿上。后来母亲偷偷告诉我，我的工作是父亲托他的学生家长送给矿长一箱子汾酒找下的。我既无感激之心也无厌恶之情。答应父母到煤矿上班，我是抱着改行目的的。没曾想，矿长拿着我的派遣证斩钉截铁很负责任地决定了我的命运，矿上有中学，就当老师吧，大学本科，专业对口，女孩家家的，多少人都羡慕呢。我怅然所失无权拒绝。找对象时，我不顾全家人反对，执意找了在大连当兵的王大川，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顺理成章随了军，像金凤凰一样展翅飞出山窝窝。随军，这算不得逆了父母的心意吧。
　　 去矿上报到那天，劳资科、党办、行政办、总务科……我挨科室盖章，迎来的都是由衷的赞美和惊羡的表情，大学生啊，还是个女的，前途无量！矿长才煤校毕业！这一连串的赞叹让我原本有些驼的后背像绑了块铁板，挺得倍儿直。报完到，走出办公楼，我的腰腿都不会打弯了，甩左胳膊迈左腿走出老远，才发现走顺了。
　　
　　 三
　　
　　 我拿了两千块钱径直走向办公楼的玻璃门，被一溜人墙滞留了脚步。人墙挡下的是一群矿上的老职工，地上还躺着个哭天嚎地看不清面容的女人。她藏在长发下鹰隼一样的目光紧紧追随我的高跟鞋。等我下了最后一个台阶，她撩开头发露出半张脸，向我挑挑眉毛扯了扯嘴角。她是我的学生家长。我的学生已经三十多了都当孩儿她妈了还是矿上的待业青年——从十八到三十五岁，白了少年头。矿上每年都有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真才实学者寥寥，各路神仙的七大姑八大姨居多，职工子女者无几。有钱有门路的不会一棵树上吊死，或正式安排，或另谋高就。只有这没钱没门路的普通职工靠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笨办法，在民警队的人墙前出卖自己的体力、情感和尊严。邪了门了，最简单的的方法往往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小老百姓有理无处讲，将脸钻进裤裆里，天天在办公楼、在领导的眼前阴魂不散地哭闹、咒骂，领导的脸却高贵地杵在脖子上红一阵白一阵。有些事情还真能靠这不要脸的办法挣回点脸面来。待业青年的三险一金就是家长们用这样的方法争取来的，接下来就是理顺劳动关系的问题了。我从包下叉出只剪刀手冲女人晃晃，她嚎叫着又一次冲向了人墙……
　　 我把提溜到肘弯的包重新挎在了肩膀上。两千块钱装在我的包里像掉进了颗煤炭碜。这是萌萌两个月的生活费，相当于十年前一年的抚养费。我急匆匆去赶矿上的通勤车。为省四块钱路费，我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肥大的包在我身后晃荡，时不时地咯一下我的脊梁骨。我的包里除了越来越厚的上访材料，还装了我的全部家当：钥匙、手机、身份证、户口本、工资卡、医疗卡、各种积分卡，一张新办的可以透支两千元的信用卡、一条18K的镀金项链、一个扑闪着两只蝴蝶的白色塑料发夹，手套、围巾、雨伞……还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总背个大包，总在包里塞本书。卡夫卡、贾平凹、莫言、路遥……他们和全部家当混杂在一起带给我的疼痛感、压迫感、沉甸甸的现实感和时有时无的安全感，拖拽着我虚无的躯体，凝成我活在这个世上的全部底气——我总担心瘦弱的我在某一天会被哪阵突然而至的风卷得不知所踪。
　　 按说，王大川待萌萌不薄。他虽然骨子里塞满了小农意识，一分钱看得比磨盘大，一说掏钱就手抖，但在萌萌的抚养费上他从来没有缩过指头。离婚十多年，他主动涨了三次抚养费，从每月五百元、八百元涨到了现在的一千元。这些钱对于年薪三十万的他来说就是毛毛雨了，但在煤炭形势日渐滑坡的当下，工资奖金严重缩水，他能眉不皱眼不眨地掏钱，还是有几分男子汉的责任和担当的。这不是我对他的评价，是他送萌萌个三星手机作为考大学的奖励时，他女儿的肺腑之言。我当即心意酸酸地提醒摇晃着身子飚飞车的萌萌，小样儿，你可是他唯一的骨血，他的大方居心不良，你别做了糖衣炮弹的俘虏！萌萌一撇嘴，离婚可是你主动提出的，为将大碗摞在小碗上离了婚，说出去就能掉一地牙齿！她斜睨着我，前世的没落小情人敌得过今生的贴心小棉袄？你慌啥啊！
　　 我张了张嘴，又合上了。臭丫头只知其表，焉知其内！
　　 我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王大川的。这个别人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的前公公王解放。王解放是个走村串户吹响器的主儿，一把唢呐能吹干了你的眼泪。他怀里揣张王大川穿军装戴军帽系风扣的彩色免冠照，搁下唢呐就拿出来炫耀，看，我儿子，肩膀上两杠杠，是军官咧！我就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被他手里的照片晃成他家儿媳妇的。吸引我的不仅仅是王解放嘴里的大连长、好人才，还有王大川服兵役的地方——大连，那个为我插上翅膀给我无限遐思的海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