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岁的冯存孝仰仗着身体素质好，这几年嗜酒成性，昨天晚上终于醉得性命难保，被酒友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护送到医院抢救，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
　　 靠炒股和倒卖文物发了大财、住上了别墅的冯存孝从前年起，几乎天天请人喝酒，每次都喝得醉醺醺地。他请的人有老乡，有历年来的一些领导（当然都早已经退休或离休了），有过去的朋友和同事，甚至包括曾经跟他有过矛盾、当面或背后整过他的人。他喝醉后的突出特点是话多，滔滔不绝地讲他自己的故事。当他说“想起当年哪，当年……”，下面就开讲他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当他说“我这一生啊，一生……”，这是要讲他中年以后的故事；当他说“我的现在啊，现在……”，这是要对他的一生做总结，发感慨，或介绍他这几年在倒腾文物中发生的惊险离奇故事。他现在倒腾文物已不完全是为了挣钱，而是成了一种收藏嗜好。他的别墅里有一间专门陈列文物的房间，真品、仿品都有。这种经历丰富的人，故事当然也就很多，所以，凡被他请去喝过酒的人几乎都能讲他的故事，了解他的一生经历，甚至包括他们村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一起喝酒的人都是七十岁左右甚至近八十岁的老同志，即使当年有酒量的人也不敢多喝，只是愿意聚一聚，帮他花花钱，更为了听他讲过去的故事和这几年他在天南地北的见闻。他最近讲的最多的还是他们村里过去发生的事情（老年人多半都爱忆旧），除非你听烦了，让他“打住”，他才开始讲他后来的故事。
　　 第一章冯村遗事
　　 冯存孝出生在一个叫做“冯村”的中原农村，后来属于“晋冀鲁豫”老解放区。
　　 冯村是个大集镇，有东、西、南、北四大街，相对独立，各有自己的村公所和村长，等于一个冯村有四个村长。冯村中间是上百亩大的公共用地，东面偏高的部分有三座庙，即关帝庙、龙王庙和土地庙，人们习惯上管这个地方叫三庙台。四街的人们盖房时常常从这块公共用地上挖土，三庙台的西面便形成了一个大水坑。三庙台是四街人传统文化活动的中心，每年二、三月份还有两个庙会。三庙台西面的大水坑既是四街的分界，也是四街人每年夏天的公共洗浴场所。
　　 冯村的东街姓氏杂，多是外来户；西街最富，人口多，三分之二是冯性；南街李家是大姓，也最热闹，因为集市设在南街；北街郭姓是大户，祖上曾出过一个武状元，郭氏家庙里挂着一块雕着“武魁”两个金字的大匾便是证明。
　　 冯存孝所在的西街，冯家是老住户，最远的亲缘关系甚至超过了十代，但姓冯的人的凝聚力一直很强，几乎所有的冯姓人都为袓上曾出过一个进士而自豪。
　　 冯村西街的人大都长寿，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八九十岁的老人就有十几个，甚至有一个一百多岁的老人还能天天干活儿，早晨早早地起来背个糞筐到村外去捡糞，上午到地里割一筐草，下午到林子里搂一大筐柴禾，但是冯家的族长却是七十多岁的冯承礼，大概是因为他是前清的最后一批秀才吧，有文化。
　　 冯村四街的文化氛围很浓，不管门楼大小、阔气还是简陋，门楣上大都雕刻有“诗礼传家”、“耕读人家”、“书香门第”等字样，成年人几乎都能用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道理教育自己的子女。冬天农闲的时候，几家孩子聚在一起在某一位家长指导下诵、写《三字经》、《百家姓》、《世间杂字》、《千字文》、《明贤集》者有之，青年男女在某家大院子里练武者有之，中老年人聚在一起听人念民间“唱本”者有之，会笙、箫、笛、琴、唢呐和弦子、二胡、板胡的聚在一起演奏乐器或教青少年背诵“工尺谱”者有之。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冯村人大都心态平和，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对戏曲、新文艺和古今中外的事情也大都感兴趣。冯村也有几个懒汉、二流子，有的因为赌博输掉了家产，成了穷光蛋；有的天生好吃懒做，或者偷鸡摸狗混日子，或者跟土匪勾勾搭搭作引线，靠得些不义之财过光景。冯村的老人们也曾试图挽救过这些人，但成效不大。直到来了共产党，冯村一带成了解放区，土匪销声匿迹了，加上那时候的八路军政府号召大家发家致富，鼓励生产，这些人才大体上安静了下来，或粗枝大叶地耕种自家的几亩薄地糊口，或靠给富裕人家做帮工度日，还有的用一个高一点儿的大“马札子”在当街支一个柳编篮子，用“姜太公钓鱼”的方式卖些烟卷儿、花生什么的，或者当起了货郎，走街串巷地卖些针头线脑。
　　 每当冯存孝回忆起冯村留给他的这些美好印象或虽不美好但却有趣儿、并令人感慨的景象时，他的脸上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甚至表现出很陶醉的样子。
　　 冯村认得字的人不少，冯存孝的父母却是文盲，但良好的文化环境让聪明的冯存孝在没有正式上学前就已经认识好几百字了，还会讲不少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各类故事。冯存孝一家从祖上就穷，虽然不常被人欺负，但也不被人看得起，在村里属于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可有可无的人家。所以，冯存孝从小就想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向往做一个人们传说中的进士，至少像冯承礼那样做一个秀才，让村里人世代称颂，让全村人个个敬重。他知道进士、秀才是老辈子的事，是“旧社会”的事，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只是偶而想想而已。在冯村，他最敬佩冯承礼的人品和做事方式。
　　 据大人们讲，冯承礼曾经背着一褡裢“铜子儿”（钱币）只身进过土匪窝，赎回了被抢去多日的村里的两个外姓妇女，后来还和土匪头子做了朋友。日本人来了以后，冯承礼还引荐这个当土匪头子的朋友带着几个弟兄参加了国军，开到抗日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听说他的这个土匪朋友后来还升任了营长。千不该万不该，冯承礼把几个不愿意去当兵的土匪领回到了村里，安排他们给几个富裕的人家当了“扛活的”。第三年头上，这几个曾经当过土匪的人趁全村人都到三庙台赶庙会的机会，联合起来把主人家的细软洗劫一空，逃之夭夭了。
　　 用和平方式瓦解一个土匪团伙儿的确是冯承礼的一大功劳，但引狼入室，介绍几个土匪来冯村“扛活”，让几户人家蒙受重大财产损失，则又是他的一大罪状。受损失的几户人家最初曾怀疑是冯承礼的早已经出了五服的远房孙子冯六成可能是这一事件的主谋，苦于没有证据，冯承礼也就劝告这几户人家暂且不要把这种怀疑声张出去。半年后，有人在三十多里外的程村大集上见冯六成在估衣街上出售的衣物中有好几件是自家的衣物，没有敢声张，赶紧去找在程村朋友家喝喜酒的冯承礼来查问此事。冯承礼怒气冲冲地赶来后用文明棍儿指点着在大绳上挂着的绸缎衣物喊：“六成，六成，你出来！”
　　 冯六成从衣物后面探头出来一看，紧张了：“二爷，您也赶集来了？”
　　 冯承礼问：“六成，你这些衣服是咋回事？”
　　 冯六成赶紧走出来要做解释的样子：“二爷，是这么回事，……”左右看了看，就急忙转身向人群里挤去。
　　 冯承礼举棍追打，第一棍子打在了六成的右肩上，第二棍子打在了六成的后背上，第三棍子举起来没敢落下去，集上来往的人太多，怕打着别人，便手腕一翻，狠狠地戳了六成后背一下，转眼间六成就不见了踪影。
　　 解放区根据一九四七年十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土地法大纲》于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全村人敬重的冯承礼第一个被定为了地主分子。为了揭露地主压迫、剥削穷人的罪恶，土改工作组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穷人们“倒苦水”，控诉冯承礼的罪恶。但是，人们都不发言。工作组只好让冯承礼自己“坦白罪行”。
　　 冯承礼从容地承认自己地多，承认自己“也算”雇过长工，也认为自己应该定为地主成分，至于压迫、剥削么，他意识不到，因为从他爷爷起到他这一辈三十多年来先后有五个被“八路军政府”认为是长工的人都不是雇来的，而是他们自己“投奔”来的，是奔着他们家不会压迫他们才来的，这其中有他的大舅（土改前一年刚过世），有一个姑表兄弟叫王长印，有一个长他三岁的磕头弟兄刘惠仁，有一个没有出五服的比他小十来岁的小叔叔叫冯继堂，一个则是他收养的流浪讨饭的孤儿，没有姓名，因为会编蝈蝈儿笼子，又卖过蝈蝈儿，人们就管他叫“蝈蝈儿”，被冯承礼收养后就随了“冯”姓。土改运动中，这几个人倒是都“谦虚”地承认自己是冯承礼家的“扛活的”，但不承认受压迫、受剥削，都说没有冯承礼家的收留、接纳，他们会一辈子受苦，甚至会饿死他乡。冯承礼待他们和其他家庭成员没有什么两样，其地位甚至高于家庭中的女姓成员，一二百亩地的耕作、收获物的储存与处置，几乎全都是这几个沾亲带故的“扛活的”做主操办（包括农忙时雇大量短工），冯承礼很少过问家务事，他的主要精力是忙于族里和村里乃至四街的事情以及社会来往，有时候管一管儿女和孙子们的上学、求职问题。冯承礼对他的大舅极尽孝道，直到养老送终。冯承礼先后为另外的四个人娶上了媳妇，各都给盖了三间当地最普遍样式的住房，还给每人拨出五亩地，让他们单独另过。只有他的拜把子兄弟刘惠仁例外，只和老伴儿另院单独住，却不开火单独过，也不要那五亩地，始终和冯承礼一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土改前两三年，要强、年迈的刘惠仁实在不能下地干活儿了，这才过起了“养老”的日子，遇到雨雪天气，都是冯承礼的儿孙晚辈们给他老两口送饭吃。土改工作组反复动员这几个长工在“控诉大地主冯承礼大会”上发言诉苦，他们何苦之有？只好一言不发。会后工作组单独找他们谈话，大讲“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则实话实说，尽说些对冯承礼感恩戴德的话。
　　 工作组搞不成对冯承礼的控诉、斗争大会，下一步分土地、分浮财的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还会影响另外三个街的土改工作。工作组只好把一直在背后揭发冯承礼的冯六成推到前台来，让他在群众大会上带头揭发、控诉冯承礼。
　　 冯六成在十几年前的程村大集上挨了冯承礼三棍子后，逃到关东躲了几年，后来又在天津卫混了两年，由于害怕一向看重礼义廉耻的冯村人不能容忍他与土匪合伙搞偷窃的事，就一直不敢回来。那一年被窃的几家人家在冯承礼的帮助下查找到了窝主，认领回来不少自家的衣物，对冯六成这个人也差不多都淡忘了，没有想到他在一年前却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漂亮媳妇。慢慢地，人们也便知道了冯六成回来的背后情况。
　　 冯村四街和周围几个村在天津卫做买卖或在大公司、衙门里混事当差的有一二十人，冯六成主要是在这些人中间混吃混喝了，得空就在社会上坑蒙拐骗、吃喝嫖赌，还和一个妓女有了恋情，答应赎买人家，可又弄不到钱。邻村一个年长的在天津卫很有些人缘的人帮他出了个主意：你要是真心想赎买这个妓女，我可以在同乡和朋友中帮你敛钱，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带着媳妇回家种地去，别再在天津卫这个国民党人的地盤里混了。六成说，我家的那三亩地早就让我卖掉了，所以才闯关东、来天津卫瞎混，我回家后咋着活呀？那位年长的同乡说，解放区很快就要进行土地改革了，你回到冯村后肯定能分上几亩地；你要不答应回冯村，我也无法帮你敛钱，即使敛了钱，一两年内你也还不起。六成说，我要是带上媳妇回家种地去，岂不更还不上钱了？那位同乡说，只要你回老家，钱的事儿我替你顶着，甚至不还都可以。冯六成一想，这倒是件好事，娶个媳妇还不用花自己的钱。那位很有心计的同乡确实帮他敛了一笔数字不菲的现大洋，没有让冯六成经手，直接交给了老鸨，拿上了赎身契据，亲自领上那位妓女交给冯六成，还给了他俩一些路费，这样，冯六成便带上媳妇于一九四七年回到了冯村。冯六成回冯村，那一二十个在天津卫的同乡等于甩掉了一个包袱。如果不是为了甩掉这个混吃混喝的包袱，谁愿意出钱资助他去赎买一个妓女？那时候的人们大都看重乡情，即使对不太喜欢的同乡，也愿意很仁义地给予帮助。
　　 村里人倒没有计较六成十几年前做过的坏事，族里人也大都能给他一些帮助，使他的生活很快安顿了下来。但六成自己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总觉得村里人都在歧视他，对冯承礼更是又恨又怕。土改工作组一九四七年冬进村后，六成估计到冯承礼十有八九会被定为地主，心里十分得意，并盼望着共产党最好能把冯承礼给枪毙了，便不断偷偷向工作组反映情况，说冯承礼有多少多少地，雇过几个扛活的，如何在村里一手遮天等等。工作组问六成，冯承礼在村里为什么那么有威望，他都做过哪些面子上的事？六成说，冯承礼对抗日很积极，曾把几个土匪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后来八路军过来了，他发动妇女给八路军做军鞋，组织年轻人帮八路军打槐籽儿（据说是用于染军装）。区上成立了“区小队”（抗日游击队）后，每次他们来村里，都是在冯承礼家吃住。冯六成还是比较诚实的，内心里虽然很想灭掉冯承礼，但并没有随便给冯承礼栽赃。
　　 冯六成没有辜负工作组的期望，在又一次控诉冯承礼的大会上果然带头发言，按照工作组的“政治需要”，他重点揭发了三个问题：一、冯承礼雇工剥削，全家人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二、为国民党输送兵员来打共产党；三、勾结、收留土匪为害百姓。揭发第一条的目的是证明冯承礼是“木板上楔钉子——没有跑”的地主分子。重点是第二条，把几个土匪送给国军，名义上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实际是帮助国民党打共产党，这样的血债是无法统计的，以此来证明冯承礼是个有血债的反动地主。第三条主要是讲几个在冯村扛活的曾经的土匪卷走“主儿家”衣物的事情。这件事几乎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中老年人知道冯六成是这件事的主谋和销赃者，冯六成当然回避了这一节。由于冯六成揭发的这三个问题有根有据，激发了一些年轻人的“阶级觉悟”，再加上几个曾被冯承礼管教过的懒汉、二流子成了土改积极分子，他们便一起高喊：“打倒地主分子冯承礼！”“把他捆起来游街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