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礼一看这阵势，赶紧表白：“工作组同志，各位乡亲爷们儿，六成刚才说我有血债这件事不能成立，那完全是为了支持国军抗日呀，和我后来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完全是一个道理、一样的心思呀！……”
　　 还是那几个人在高喊：“打倒反动地主冯承礼！”“枪毙顽固地主冯承礼！”
　　 三个工作组干部面前的八仙桌上竟然放着一条麻绳，不知被谁扔到了冯六成脚下，六成看了一眼并没有去捡，会场边上却走过来三个穿着破衣烂袄的年轻人，嘴里嘟囔着“把冯承礼捆起来游街示众”，两个人一左一右就把冯承礼摁倒，扒掉冯承礼的黑洋布棉袄（普通农民一般都是穿灰粗布棉袄）和里面套着的坎肩、衬衣，另一个人捡起绳子去捆绑冯承礼。冯六成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见又一个年轻人递过来半截儿断了的扁担，并大声提醒冯六成：“六成哥，别忘了冯承礼在程村集上打过你那三棍子，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了！”
　　 冯六成机械地接过那半截儿扁担，脑子里想起了在程村集上挨冯承礼三棍子的一幕，便举起那半截儿扁担，照着被反绑着跪在地上的冯承礼的光光的后背打了下去，那几个土改积极分子在旁边助威：“好样的，六成，像个爷们儿！”“六成哥，使点劲儿打！”
　　 脑子已经麻木了的冯六成又使劲儿打了两扁担，致使冯承礼“吭哧”了两声，后背便很快出现了两条宽宽的红印子。
　　 会场边上有七八个妇女和老人起身离去，外围站着的人中有一个人大声喊：“共产党不兴打人！”
　　 工作组中一个年轻的干部忽地站了起来：“还没有散会呢，谁也不准走！站岗的民兵赶快把走的那几个人给拽回来！──谁说共产党不兴打人？共产党不打好人，反动地主谁都可以打！甚至可以杀！”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干部站起来，用右手按了一下年轻干部的肩膀，让他坐下，并大声宣布：“西街控诉冯承礼大会结束，下面接着游街到北街去，到北街再接着控诉冯承礼。”回身从后面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一顶高高的纸帽子，上面竖着写有“打倒反动地主冯承礼”几个大字，交给两个民兵给冯承礼戴上，然后由几个持枪民兵押着向北街走去，后面是提着半截儿扁担的冯六成，工作组三个干部殿后。
　　 到了北街，还是先由冯六成就那三个问题进行控诉，然后是一个持枪民兵领头呼口号：“打倒反动地主冯承礼！”“冯承礼不认罪就叫他灭亡！”除了两三个七八岁的孩子外，北街的成年人没有一个呼应的。
　　 西街来的两个民兵命令冯承礼：“彻底坦白你的反动罪行！”
　　 被反绑着的冯承礼直直地站着，两眼呆滞，嘴唇冻得发紫，紧闭着嘴一句话不说，只见一个民兵走过来从后面狠踹冯承礼的小腿，冯承礼便不由自主地“咕咚”一声跪在了地上，那个民兵接着下命令：“冯六成，狠狠地打这个顽固不化的狗地主！”
　　 冯六成熟练地在冯承礼后背连打三扁担，三条新红印子便重叠地出现在旧红印子上。
　　 工作组戴眼镜的中年干部宣布：“北街控诉冯承礼大会结束，下面接着到东街去控诉！”
　　 在东街控诉完冯承礼后又转到南街去控诉，最后转到三庙台，把冯承礼关到了关帝庙里。太阳快要落下时，冯承礼的家人送来了几个菜包子和一壶茶水，这便是冯承礼这一天的第二顿饭，当然还有冯承礼的那件黑洋布棉袄和坎肩、衬衣。吃完饭后，冯承礼让家人捎话给工作组，表示愿意以书面形式交待自己的罪行，如同意，请准许家人把笔墨纸张（前清秀才冯承礼家里不缺“文房四宝”之类的东西）和一盏油灯送到关帝庙里，他第二天将当众宣读自己的认罪书。工作组同意了他的请求。
　　 晚上，冯承礼把关公泥像前的香案收拾干净，把一沓印有红竖杠的信纸放到香案上，打开墨盒，就着油灯，背对着庙门，边思索边写了起来。院子里巡逻的民兵不让冯承礼关庙门，怕他偷偷上吊自杀。冯承礼始终是想一阵子写几个字，再想一陈子又写几个字。
　　 门外的两个民兵熬不住了，坐在庙门外边睡着了。当四街传来此起彼落的鸡叫声时，两个民兵醒来回头向庙里香案上一看，油灯还亮着，冯承礼却不见了，急忙进到庙里先向高处的红色大梁上看一眼，没有发现冯承礼上吊；地面上找一找，也没有发现冯承礼在什么地方睡觉，再看香案上，二十来页纸上写的都是诗，其中一个认得字又具有念“唱本”水平的民兵看了几首诗后断定：“坏了，冯承礼逃跑了，而且十有八九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自杀了。”另一个说：“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家伙，能跑到哪里去？咱们到那两个庙里找一找去。”认得字的那位说：“对，找一找去，这事情责任重大，先不能向工作组报告，实在找不着了再说。──说不定冯承礼跑回家窝藏什么证据去了呢。”另一个说：“对，等一会儿到他家里去找一找。”
　　 认识字的那位发现冯承礼写的十首诗是双份，一份有修改，另一份是誊写清楚了的，他就借到冯承礼家找人的机会，把那份有修改痕迹的底稿和笔墨偷偷交给了冯承礼的家人，把誊写清楚了的十首诗和没有用完的纸交给了工作组。这个民兵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他也姓冯，二是因为他也算是个文化人，惺惺相惜，而且整个事情做得非常周到。
　　 工作组从冯承礼留下的诗句中也断定他自杀了，只是找不到尸首而已。
　　 四街游斗冯承礼的举动，起到了充分发动群众的理想效果，不少赤贫的群众已经成为土改积极分子，地主老财们也都服服贴贴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交待什么就交待什么，哪怕土地全交出去，浮财全不要，只要能顾住面子、保住性命、至少不活着受罪就行。土改工作的顺利展开，工作组也就没有追究那两个民兵对冯承礼“看管不严”的责任。
　　 关于对地主成分的确定，中央晋绥分局曾有过一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规定主要靠收租生活的人为地主分子。这个标准是基本符合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可行。但曾为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的康生在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晋绥分局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上说：“你们这个东西（指划分阶级的文件）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他还引用毛泽东未经彻底修改过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些话，主张坚决彻底地斗倒地主。从此，后来各地开展的土改工作就照康生“发展“了的一套做了，便有了“化形地主”一说，意思是虽然这个人家已经穷了，实际是装穷，必须查他的祖宗三代，如果他祖父是地主，第三代以后还得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于是在土改中便有了深挖“地财”的做法，要从曾经是地主的人家的宅子里深挖埋葬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冯村自游斗了冯承礼后，土改工作就这样地全面铺开了，除东街以外，另外的三个街各都确定了七八户地主。那些被确定为“破落地主”的人家比现行地主更倒霉，工作组发动群众到这些人家的屋里、院子里和坟地里掘地三尺，寻找被埋葬的金、银、财宝。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忠厚老实的农民谁愿意干？只有那些没有道德标准的又被确定为“土改积极分子”的地痞流氓去干。明显地土地多、房屋多、浮财多的真正的现行地主倒好说，土地、房屋随便分，浮财任意拿，能保住性命、不受罪就行。但也不尽然。且看北街郭寡妇的下场。
　　 北街郭寡妇（娘家姓梁，文字上或正式场合被称为“郭梁氏”）是有名的“主儿家”（当地人对富有的地主的习惯称谓），泼辣能干，别看是小脚，照样能犁地、摇耧、割麦子，推着小洪车（独轮车）赶集卖木柴、贩食盐，甚至还会相牲口（掰开牲口的嘴判断其年龄即俗称的“岁口”），从二十岁守寡起一气儿奋斗了二十多年，由一个小康之家发展成为北街的首富。她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十里八乡有口皆碑。在夏收、秋收大忙季节里，穷人们都主动到她家帮忙干活，管饭就行，别的报酬一概不要。土改中轮到分她家的浮财时，工作组让各家贫农任取一件，但多数人只是来看热闹，不报名登记即放弃任取一件东西的权利，工作组动员到谁头上，他们还竟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俺不想坏良心，人家寡妇家家的，置办这么个家业容易吗？”“把人家用心血换来的东西摆在自己家里，俺心里愧得慌，俺怕折阳寿呢。”有几个磨不开工作组面子的，勉强报上名，这个挑一把竹扫帚，那个拿一把扬场用的木锨，有一个老头儿提了一个断了绳子的小马札子。几个小物件被拿走后，那些箱、柜、桌、椅、条几、雕花的衣架、被、褥、皮衣、布匹、各类青花瓷器和高档贵重的器皿，没有人去拿，有人报了名，又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有的说“俺家不配用这些好东西”，“俺心疼这些好东西，放到俺家怕弄坏了，还是放到郭寡妇家吧”。最后，工作组强行分配，但夜里有人又偷偷地把东西送回来。郭寡妇对这种情况很是洋洋得意，并大胆地跟工作组开玩笑说：“八路军同志，你们不是说俺家的财富是剥削来的吗？件件东西都沾满穷人的血和泪吗？你们可都看见、听见了，乡亲们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俺起五更睡半夜辛辛苦苦挣来的。──把这些东西分给大伙儿俺没有意见，可千万别把俺说得像专门儿吸人血的妖魔鬼怪似的，……”
　　 工作组认为郭寡妇的态度是对土改工作的反扑，认为北街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还都被郭寡妇的伪善欺骗着，必须打掉郭寡妇的嚣张气焰，否则难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经和几个土改积极分子商量后，工作组便召开群众大会，由工作组的干部亲自上阵，深刻揭露、分析“郭梁氏所以被少数人认为是文明地主、开明地主的原因：一、郭梁氏像男人一样地下地干活、割麦扬场、赶集和上会买家具、相牲口、和长工吃一样的饭食，就是做戏、装样子，就是为了给人造成她发家致富不容易的印象，博得人们的同情。二、她乐善好施、周济穷人是为了她家财产的安全，也为了能不断得到大家的帮助。其实，要不是大家的帮助，她能很快发家吗？再说，她施舍出去的东西都是她家不用的东西，送出去的衣物全是她们家穿用过的，没有一件是新做的；送出去的粮食也都是陈粮旧米，不给人也会生虫、发霉、烂在家里。三、她最初守寡那几年，仗着年轻漂亮，给她扛活的男人们都愿意为她效忠卖命，村里的男人们也都愿意无偿地给她帮忙。她上集、赶会倒腾买卖或到官府办事为什么一办就成、一路顺风？为什么从没有赔过、失败过？女人在办事上使用什么手段最有效，这是不言而喻、不难想像的事情。……”
　　 一个头戴毡帽、身穿灰色棉袍的老头儿在人群里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工作组同志，咱们讲话可得凭个天地良心，要以理服人，不能想咋说就咋说。”
　　 讲话的干部反问：“我哪儿说错了？怎么不讲理了？你给指出来。”
　　 灰袍老头儿用烟袋锅儿点着讲话的干部说：“俺没有听出来您哪儿说对了，更没有听出来您哪一句话是讲理的。您既然让俺指出来，那俺就给您指出来，让众位街坊也评评理。一个女人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儿还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这说明他嫂子（指郭寡妇，这是长辈人对晚辈女性的委婉称呼）争强好胜，不想让人看不起，这有啥不对的？周济穷人，跟街坊搞好关系，就算是为了个人财产的安全，这有什么错的？谁不想保护个人财产的安全？您说他嫂子送人的衣服都是自家人穿用过的，照您的意思，她应该专门做很多新衣服送给别人才对吗？说这话是讲理吗？还有给人周济粮食的事儿，咱庄稼人都是先吃陈粮，用陈粮送人有啥不对的？再说，陈粮还比新粮好吃呢，咱庄稼人都知道新棒子面做的窝窝头儿吃多了会烧心的，用官话说就是肠胃不舒服，您不懂吗？您难道不是庄稼人养活大的吗？更让人听不下去的是，您往寡妇身上泼脏水──她家几个孩子年纪小，家里又没有成年男人，办什么大事都得是他嫂子出面，她什么手段都没有使，您在这里瞎说，像共产党办的事吗？”
　　 有几个中老年人呼应：“对，对，是这个理儿！”“工作组随便说一个妇道人家是不合适的。”“炮仗爷说得对，不能因为人家是地主就胡乱往人家身上泼脏水！”
　　 讲话的干部很尴尬：“郭炮仗──郭德礼，你是她家什么人？为什么帮她说话？”
　　 外号叫郭炮仗的灰袍老头儿又站起来：“俺是她家未出五服的二大爷，用你们的话说，俺给她家当过几年长工，是正牌的雇农成分，咋着啦？”
　　 一个像领导的人站了起来，大伙儿以为他要评判一下是非呢，只见他向旁边一指：“你们几个民兵按计划执行任务，去把郭梁氏绑了过来，斗争这个向工作组反攻倒算的泼妇兼破鞋的地主婆！”
　　 郭寡妇本家的几个年轻人站了出来：“谁敢去？试试！分地、分房、分东西可以，随便抓人不行！”
　　 要执行任务的几个民兵站住了。
　　 工作组的那位领导又下命令：“西街的民兵上！”
　　 西街的冯六成刚刚升任了武委会主任，带了十几个民兵来支援北街的土改（北街郭姓人多，工作组事先做好了防止家族冲突的预案），便冲上去隔断了郭寡妇本家的人与执勤民兵的接触，然后拉扯着双方都回到原来位置上去，冯六成等十几个西街民兵便撤回到人群圈外，保持着随时执行任务的“第二梯队”的架式。工作组领导跟开头“分析”郭寡妇问题的干部耳语了几句，那个干部便绕出去悄悄带着冯六成等人去了郭寡妇家。工作组领导开始讲话：“大家坐好了，咱们继续开会。从刚才郭炮仗——郭德礼同志的发言看，咱们有些贫雇农同志的思想还很落后，还往往爱从家族的角度看问题，不懂得亲不亲，阶级分的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地主都是吸血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