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你，我最亲爱的：
　　 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在我生命的第三十八年，或者第三十九年，我有幸认识了你，认识了一个鲜活且有趣的灵魂，从此步入这幸福世界，享受着快乐，享受着温馨，也享受着安逸，流连忘返，虽然我们相隔几千里，一个在寒冷的黑龙江，一个在炎热的广东，天南地北，就连坐飞机也至少需要六七个小时，但那种地理上的距离，只能更令彼此珍惜。而龙门县城，这座同时蕴含着古老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南方小城，是你生命寄居的地方，是你亲朋云集的故乡，也是你灵魂的载体，所以我不能不爱屋及乌，不能不走进去，观察它，描述它，欣赏它，无论它是辉煌，还是破败，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顾无言
　　
　　 夏尔.波德莱尔在《可怜的比利时》一文中谈到布鲁塞尔时说过，每座城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味道。因为地处中俄边境，又曾遭遇到日本军人的殖民凌辱，所以绥芬河市的味道是多元的，中西并举，就如同这里的文化和习俗，五月有股丁香的花香味道，七月有股杨树的黏稠味道，九月有股来自太平洋的薄雾味道，十二月有股冰雪的清透味道，铁路附近有股木材的锯末味道，俄罗斯人常常出没的商场有股欧洲人特有的狐臭和香水混合的特殊味道，老城区有股巴洛克式建筑以及古典主义建筑和折衷主义建筑的陈旧味道，郊区则有股肥沃黑土的腐烂味道，有蘑菇、松子和蒿草的味道。那么，龙门县城的味道是什么？牙签的味道，还是漂洗牙签的药水味道，酷暑炎热的尘土味道，抑或是芒果味道、年桔味道和榕树味道，这些味道也随着季节而不断变化吗？我居住在甘香区刘屋附近，芬芳爆竹近在咫尺，再稍远处是家二十四小时加油站。甘南路两侧栽种的就是叶子先红后绿的芒果树，环城南路靠河一侧栽种的就是独木可成林的榕树，其中几株已经不知不觉存在了百年。有那么一阵子，偶尔，我在幻想，走在街边，会不会有熟透了的芒果砸到我头上？但我始终不曾见过成熟的芒果掉落到地上，倒是在台风来袭之前见过环卫人员拿着大剪刀，登上梯子，不急不慌地将茂盛的枝叶剪掉。
　　 漂洗牙签的药水是工业双氧水，靠近一些，药水的味道直冲鼻子，那些工人因为常年接触，很多头发都已经发黄。龙门县有很多规模不大的牙签厂，少则五六台机器，多则十几二十台，家族式管理的颇具现代化的小作坊，生产的牙签不仅销售到全国，还悄然溢出国境，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和欧洲国家，走进在寻常人家，或堂而皇之地摆放在星级酒店，成为龙门人的骄傲，也成为许多人的传奇，造就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富豪。如果天气好，无云，太阳又足，走在路上，常常会看到晾晒的篾条，给一根绳拦腰扎起，浸泡在阳光里，黄澄澄的，就像一簇簇盛开的金丝菊，从不断轰鸣作响的厂房一直延伸到熙攘的马路边。
　　 至于菜市场的味道，似乎所有的城市都相差无几。龙门县城的菜市场属于大棚市场的性质，一路通透着，鲜少有卫生条件比较好的超市型果蔬店，更缺少那些分门别类、明窗净几的小店铺鲜肉行，遮风挡雨还可以，城北市场、供销市场、中心市场和甘香市场，诸多的味道，蔬菜，水果，生肉，禽类，水产品和熟食，全都混杂在一起，搅拌，融化，混合，新鲜的，腐烂的，和即将腐烂的，一古脑儿地充斥进嗅觉，尤其是屠宰禽类的角落，鸡粪味儿、腥臭味儿和对死亡的恐惧味儿很浓，这在城北市场的活禽交易场所更是如此。
　　 自然，除了这些味道，还有尘土的味道，那些拉瓷泥的泥头车在黄昏时分或清晨时刻碾过路面扬起的尘土，暴土扬长。每辆泥头车的载重都超过二十吨，车主和司机都害怕交警，所以白天鲜少驶过县城，只敢占据龙塘公路，怪兽般蹭伏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加油站附近，从松岭-黄竹坑-龙塘公路路口延伸到中医院，几辆到十几辆，不住喷吐着恶心的废气，令马路更加狭窄，而它们碾压过的路面，很快就会龟裂，凹凸不平，塌陷成一个又一个不规则的坑，逢到雨天就会积水，孑孓生息不停，车辆驶过，自然会溅到来不及躲避的行人；如果夜幕降临，蚊虫漫起，懵懵懂懂，不断撞向来往搅动空气的来往者，包括行人，也包括车辆。
　　 龙门县城的道路要比绥芬河市的拥堵，尤其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似乎每条街都挤满了人，小车，摩托，电动助力车，自行车，和行人，彼此互不相让，急忙忙的，嘈杂，混乱，无序，期间羼杂着发动机的突突声，男人女人的吼叫声，特别在几所学校门前，以及东较广场和甘香桥，就像战争来临时逃难的场面，来来往往，争先恐后，行人不知避让自行车，自行车不知避让摩托，摩托不知避让小车，全都乱哄哄地挤在一处，沸腾的像一锅粘稠的粥，难怪那些交警矫枉过正地在若干处交通干道设卡，专门抓摩托和电动助力车，并把交通堵塞的原因归咎于这两类车辆，却放过横在道路上的小车，和同样见缝插针的自行车和行人，以及那些疾驰而过的飞车党，那些以开飞车为荣的蛊惑仔们。这固然因为龙门县城比绥芬河市人口多的原因。据官方统计，农业大县龙门县户籍人口超过三十五万，即便非农业人口也要达到十六七万，商贸之城绥芬河市户籍人口刚刚达到六万，两者相差几乎三至六倍，城区面积却极其接近但也要归咎于龙门县城街道狭窄，再加上一些商家侵占公共面积，城市自然会拥堵。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南方城市摩托太多，成年人几乎人手一辆，以至于鲜少有人去坐公交车，也鲜少有人去坐出租车，哪怕去坐五元起价的摩托或三轮。如果说绥芬河市的街区没规划好，那龙门县城简直就是糟糕透顶，它的街道更狭窄，更弯曲，更迷踪，西林路，竹园巷，谷行街和高街，除了那条金龙-迎宾大道。而街两侧居民楼的阳台上，无一例外都挂着晾晒的衣服，万国国旗般，包括女人的内衣内裤，花花绿绿，斑驳交错，密匝匝的，蔚为壮观，这在北方，至少在绥芬河市是难以想象的。
　　 一直认为绥芬河市是座逼仄的小城，山城，上坡下坎，自幼生活在这里的男男女女无一例外地臀部肥硕，大腿根粗壮，就像沙漠中的驼鸟。从空中俯瞰，绥芬河市整座城区象滴水珠，用弹丸之地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但到了同是山城的龙门县城才豁地发现这世上居然还有更加逼仄的城市，虽然这里的街巷大多都是平坦的，没那么多上坡下坎，但很多都那样的狭窄而弯曲，米诺斯的迷宫一样，说是城市中的羊肠小道一点儿也不过份，如果不熟悉，准会深陷其中，有些路是迂回的，颇有些峰回路转的感觉，有些路则是死胡同，不知不觉，会径直闯进人家的院落里，还有些路是分岔的，七拐八弯，绕来绕去不得要领，毫无头绪，无需小车，只要几辆摩托就会将整条巷子壅塞。即便如此，有些小车还是执著地直往小巷子深处钻，使得行人或者摩托只能提着小心，紧贴街边，恨不能就近避进那些档口里，而且奇怪的是，小车居然还能缓慢地开过去，这颇像体态庞大的大象走进精致的蚁穴里，‘嘭’地发出个响儿，又硬生生地挤了出来，无论大象，还是蚁穴都毫发无损。正晕头胀脑，忽然看到似曾相识的街巷，看到几十分钟或者两小时前经过的档口，庙前街，万寿古寺，我老婆的外婆常去的庙宇，虔诚的佛教徒。据说相隔几十米外的木匠街还曾经有座基督教堂。这条木匠街，很早之前云集着做棺椁的能工巧匠。高街63号，现代电脑，一辆蒙上层薄灰尘的黑色女装电动助力车，两张熟悉的面孔，我在这座城市最先认识的人，我的妻弟，和我妻弟的一位连襟，两个安装维修工，两位依靠勤劳致富的小老板，相对自由的职业：电脑，监控，以及各类不同的电器，空调、油烟机和太阳能热水器。他们微笑，用生硬的普通话轻声打个招呼：我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出来，这才松口气。有了龙门县城做对比，我忽然发觉自己对绥芬河市的街巷能够容忍下去了，更何况现在的绥芬河市早就没有了那些迷宫小巷，也没有坑洼积水的街道，街面上干干净净的，斑马线，绿化带，线车按照固定时间和固定线路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遵循程序设定规规矩矩地闪烁着。唉，我并非刻意拿我的家乡和这座县城来做对比，没有恶意，没有嘲笑，更没有亵渎的意思，只是一种井底之蛙般的本能。没有任何两座城市可以这样相互比较的，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可比性，尤其两座城市一南一北，一座城市里有条铁路迤逦而过，一座城市里有条河流蜿蜒穿过，城从铁路来，城从水中生，两座城市都属于中国，属于那成百上千座小城镇之一，只是分别座落于黑龙江和广东，相隔千里之遥，地域不同，习俗不同，甚至连语言也大相径庭，普通话，客家话，龙门话和路溪话，以及潮汕话，相对统一的国语，和碎片化的广东方言。越是往南，碎片化越是严重，过了长江，每座镇子，甚至每条村子的方言都有所不同，白话的众多姻亲与子嗣。但衡量一座城市，观察一座城市，总要拿出一个潜移默化的标准，这其中没有任意贬损，也不存在歌功颂德。我没去过别的城市，长期居住在家乡，就像那些夜郎国的子民，冷丁儿到了另一座城市，自然会拿自己最熟悉的家乡来比较，这也许是一种躲藏在潜意识里的狭隘吧。
　　 龙门县城的街巷乱七八糟，像是大肠小肠般混沌无序，不断叠加在一起，很明显没规划好，这一点颇像三十年前的绥芬河市，或者说这是一列三十多年前的老旧不堪的列车，不经意地驶进了日趋现代的世界：一条街巷可以倏忽间转变方向，由东西走向折成南北走向，或者恰恰相反，比如文化路，以及折成180度角的西林路，至于城南里，那就是一团没有头绪的乱线头，压根儿没有什么快刀来斩断，所以那些墙皮斑驳的老房子，几十年前的，上百年的，也就顺理成章地保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尽管那些房子的墙壁已被数代人先后修补了无数次。哦，即便在这座县城居住了两年之久，从2013年3月18日悄然划到2015年5月7日。哦，往前追溯，还要包括2012年2月那短暂又匆匆的一个月，春节前后——我这个异乡人也没能穷尽那些无法穷尽的小巷，例如那个紧邻旧城墙的城南里，又例如七星岗和林村村，以及那些聚集着各自家族团结精神的围屋与祠堂，说广府话的，和说客家话的。也许，每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着另一座城市的影子，虽然其中总会有些差异。我从这座南方小县城窥视到了绥芬河市的宿命，慢慢兴起的往昔，以及逐渐衰落的未来。没准儿哪天龙门县城会突然兴盛，不再局限于农业，俨然大都市的模样，万国来朝，人声鼎沸，楼厦林立，以商业贸易闻名的绥芬河市却坠入虚无，骤然衰落，只能从那些破败斑驳的建筑嗅到丝缕往昔的荣光，就像现在的人们不断从旧纸堆和偶尔留存下来的残垣断壁里自娱自乐地窥探几百年前龙门县城的熙攘一样。当然，我也一度去寻找过龙门县城的古城墙，环城西路——南门巷——城内路——环城南路的交叉点附近，一个缓坡顶，立着两块黑色石头，上面刻着涂抹金粉的凹陷下去的阴文，向愿意追本溯原的人们无声揭示当年的盛况。我没去考证过这座县城的发轫史，但我想不到这里的街巷居然不是传统的棋盘式格局，而只是随意与兴之所至，东一条西一道，横七竖八，凌乱而无序，这未免令我失望。
　　 失望归失望，我还是对这座县城，对龙门县城印象深刻。哦，我知道这座南国小城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美的，但也并非是最坏的和最糟糕的。我，一个从黑龙江省前来此地的异乡人之所以对它有印象，对它充沛着感情，恰恰是因为我爱的人居住在这里，惠州市，龙门县城，天堂山，合水村，还有那浩淼无垠的水库，因水库移民的客家后裔，神话家族。哦，是谁率先将潘氏家族称为神话家族的，这不啻于画龙点睛的那一笔，惟妙惟肖，恰恰契合这有着诸多传奇色彩的群体，光荣，梦想，繁荣，衰落，一系列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讲起来都是滔滔不绝的故事，过去时的，现在时的，和进行时的——以及一瞥最妩媚的笑靥，涟漪般不断扩散的柔情，生于斯，长于斯，她优雅地开启了顾无言-殷锡奎版的爱情故事，故事里没有满是异域风情的香水味道和胡椒味道，没有太平洋海滩的潮起潮落，没有一千零一夜的神秘与新奇，也没有热带或亚热带海岛椰树般的浪漫情调，有的只是平淡生活，只是素描般的勾勒，这座县城，县城里的建筑，县城里的人，熟悉的，陌生的，盘桓于生命中的，匆匆掠过去的。为此，爱屋及乌的我在这里渡过了两年难忘的光阴，并渐渐使之成为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藤蔓般攀援，缠绕，疯狂地生长，执著地穿越于我的潜意识深处，沉淀于灵魂之上，在夜深人静时隐约荡漾起思念的重重回音，思念起我的亲朋，思念那里的山水，故事，也思念起东较文化广场那幅巨大的赛龙舟。
　　 巨幅的赛龙舟就悬挂在东较场南侧那面墙壁上，如此栩栩如生，波涛起伏的河水，奋力拼搏的桨手：这是谁的作品，谭池发，黄伟平，抑或罗秀芳？我并不清楚，但那显然早就属于一个传奇，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张名片，龙门县众多韵味十足的名片之一，就像一条线索，隐约暗示这是一座颇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是的，毋庸置疑，龙门县属于一座文化之城，似乎连空气都悄然飘散着浓郁的艺术气息。渐渐地，在这座城住久了，这些农民画，这些艺术品也就成为街头巷尾耳熟能详的物件，尤其在香槟路沿河漫步，就会看到一桢桢临摹在石砌护栏上的农民画，斗牛，采茶欢歌，灌溉，橘子红了，可与毕加索的抽象画作媲美的艺术珍品。我甚至在县作协办公室里也欣赏过几幅想象奇崛的农民画，它们，连同那些藏书都是作协真正掌舵人黄建平的珍爱。某一期《龙门文艺》的封面，也是一幅满是抽象的农民画，舞火狗，或者类似的内容。当时，我倍感新奇地欣赏了好久。自然，成功复刊并满血复活的《龙门文艺》也是龙门县的一张名片，一张很容易被忽视却不可以被轻视的名片，使之重获生命力的就是那位掌舵人黄建平，一位性格暴躁却性格豪爽、惜才爱才的文化事业组织者，一位嫉恶如仇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