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神话家族的传奇等同于或者代表龙门县城的历史，但我无法否认神话家族的传奇就发生龙门县域，属于龙门县众多传奇系列之一：每座城市，无论大或小，都拥有它的传奇，都拥有它的色彩。众多的家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生活在西林河畔，休养生息，既各自演绎，又藤蔓般相互纠缠在一起，共同绘制出一幅多彩而壮阔的画卷。不过，对于其他家族的传奇，我并不熟悉，只有神话家族的传奇，真实而又近在咫尺，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充塞进我的视线之内。一个家族的繁衍承续、兴衰荣辱、爱恨情仇、生离死别，似乎全都能在神话家族中看到。
　　 偶尔我在想，我的岳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马里奥.圣地亚哥般的人物吗，兴致涌来，会用一枝笔，画笔、铅笔、钢笔或者碳素笔，顺便找个物件，餐巾纸、墙壁、硬纸壳、小孩子废弃不用的作业薄，或者床板上涂鸦一番？当然，留着夸张胡须的他也会如李太白般豪放，呼朋唤友，视钱财为粪土，拿着千金裘去换取一醉，抑或就是个被埋没的美术界的曹雪芹，就是个爱伦.坡般的悲剧人物，高更般放纵着自我，酗酒滥情，毫无节制地浪费着自己的才华，最终沦落，所有的作品都成为遗作，散轶于世间，甚至他连一张相片都不曾留下，以至于我无法想像出他的模样。如果他的生命足够长，哪怕再多活十八年年，抑或他的作品能够保存下来，哪怕保存下十几二十幅，甚至保存下个位数字的画作，会不会成为另一位谭池发，成为另一类热衷于表现所谓的‘南蛮文化’的知名人士，成为倍受后人推崇的一代宗师，创造出与其他流派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且拥有数量不菲的拥趸者？但是遗憾的是，他的画作不仅消失无踪，就连他自己的影像也无处寻觅，哪怕是一张与别人的合影，能够给予活着的人纪念的，不过是天堂山那瓮隐没于山林的骨灰。
　　 或许是神话家族人数众多、枝繁叶茂的缘故，所以在一些迷信者的眼中才会看起来喜事连连，祸事也频频，就像有个神秘的无法破解的魔咒令人沮丧地笼罩。从龙门县到新丰县，神话家族的子嗣蒲公英般地开绽繁衍，其成员由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耄耋之年的老人，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并不一样，从事的行业也彼此不同，谁又能保证个个都一帆风顺无病无恙？就像居住在西林路的老阿婆，她何尝不希望自己的两个年幼的孙儿没到过河边，没成为水中冤魂，她何尝不想老有所依，不至于如此孤苦伶仃孑孓一人。
　　 如果说春节期间的走亲戚属于家族成员们团结的符号，那么祠堂和围屋应该算是另一个符号，家族之间团结的符号，中华传统无数的流苏之一。在龙门县城，祠堂和围屋比比皆是，有些焕然一新，时常有其族人前来打理，有些却已经荒草萋萋，成为残垣断壁。祠堂自然有公祠和宗祠之分，祠堂里供奉着先祖，祠堂外照例会敬着龛土地，正对祠堂大门则大多有一池波澜不惊的塘，或宽阔，或已经被侵蚀，变得狭窄，而位于仁善里深处的邓氏宗祠，俨然已经没了池塘，成为大隐于市的另一个庞大家族历史与现实的承载，成为凝固的记忆，家族的，城市的，或者某一地区的，抑或整个国家的，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而从那些围屋，新郑围，上梁围，见龙围，我又似乎看到鸿蒙之始那些初到此地的先人们，看到他们的艰辛，开拓，耕耘，创造财富，繁衍子嗣，齐心协力地抵御着恶劣的环境，来自大自然的，或者来自人类自身的。于是，一个又一个家族从这些祠堂和围屋的砖瓦间，从时光深邃处不断地拽扯出来，邓氏，廖氏，李氏，潘氏，徐氏，刘氏，路氏，客家人，广府人，数不胜数，共同组成所谓的土著，共同织就和其他地域有同有异的传统风俗，婚庆喜事，丧葬礼仪，和饮食习惯，等等。
　　 而要说起风俗，就不能不提及扫墓。其他地方，或者说在北方广大地域，人们都是清明扫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肠。这里，龙门县，乃至整个广东省，无论潮汕人，广府人，还是客家人，却在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恪守祖训，进行秋祭。当然，这或许只是我以偏概全的私人印象，或许只有颠沛流离的客家人才在重阳节思念祖先，就像那句诗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不过，即便在客家人相对少一些的县城，逢到重阳节，也常常看到一些人家雇辆微型客货，或者半截子，上面支上锣鼓，敲敲打打，一路撒着纸钱，燃放炮仗，隆重地祭祖。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到遍布城内的祠堂，是不是广府人，我就不得而知了。但他们如果聚在县城里的祠堂，那么八成就是广府人，因为龙门县的客家人来自新丰县，他们在这座县城里鲜有祠堂。那天一早儿，一大家族聚在一起，拿好提前购置的烧纸、香烛，炮仗和一些贡品，骑着摩托，离开炊烟袅袅的聚居地，离开先人为之创业拼搏的家，沿着崎岖山路前行，等到路的尽头，下车，爬山，凭借记忆沿前一年走过的路，拿着砍刀斫出一条仅容一人穿过行攀爬的小径。终于到了山顶，一丘青冢现在眼前，现在朝向夕阳的一侧，这家人的祖先之一便葬在此地，一个太初有人的归葬之地。而在太初有人之前，这位‘人’，客家人从新丰地界一路跋涉过山川河流，最终停留在此。那时，他有多大，少年，壮年，抑或已经很老迈了，又是因何离开故土，颠沛至此，战乱，天灾，或者人祸，我这位旁观者就不得而知了。
　　 太初有人，亦有虫蛇。人类从遥远的非洲走出，蟑螂也随后从那里走出，并随之变异。我从没到过非洲，不知道非洲的蟑螂有多大，但在龙门县城我看到的蟑螂绝对要比绥芬河市的蟑螂大，大到离谱的感觉，最大的足有一寸长短，它们隐秘地躲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卧室，厨房，或者储物间，入夜，或者熄灯后，它们纷乱爬出，占据着原本属于它们的领地。同样昼伏夜出的还有蚊子，体型比北方的要小，黑底白花，飞行时噪音也低，咬起人来却很疼，又疼又痒，只好涂抹斧标驱风油。这些小蚊子执拗地钻进卧室，钻进蚊帐，甚至连熏人的蚊香都不怕。不过，即便在白天，也会有胆子大的蚊子飞出来，躲在闷热的树影下，伺机而动，攻击人畜，那些鸟儿则飞快地低掠，捕食，紧贴着路面，擦在眼前，车前，相距毫厘，似乎抻出手就可以碰触到它们的羽毛，和它们有个亲密接触。能够消灭蚊子的，还有寄居在窗外塘里的牛蛙，抑或是一种嗓门大的树蛙，白天还好，夜幕刚落，它们就聒噪不息，歇斯底里，彻夜不绝。我住在甘香区，卧室的窗外就是个一过三月就会涨满水的池塘，2013年，抑或2014年，整个夏天物种开始大爆发，蛙鸣不断，生长出水面植物的茎上爬满了红色的卵，一株又一株，从远处看鲜艳夺目，蔚为壮观，那些蚊子却丝毫不见少，反而更多，还有四处横行的蟑螂，间或还有一只两只小壁虎，洗手池里，或者冲凉房的墙壁上，甚至连我丈母娘养的那十几只鸡也因肚里生虫，变的又瘦又小。没过多久，那些小蛙就不断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它们公然跳到院落里，藏身于篾条间，躲在已经装箱的牙签下，和蟑螂混迹于一处。一楼是牙签厂，二楼和三楼是住宅，接连数月，白天机械轰鸣，夜晚蛙声大噪，以至神经衰弱的我常常疲惫不堪。也许因为蛙多，也招惹来蛇。一个正午时分，站在窗口的我看到一条蛇划过水面，漾起圈圈涟漪，轻渺地游向底楼的窗口，伏在那堆丢弃的砖瓦上，享受着阳光，偶尔吐吞着信子，抻长脖颈，隔窗盯向厂房，惹来工人阿牛的一声大叫。
　　 不久，我就知道了粉色的卵并不是蛙卵，这些高粱粒般的胚胎慢慢孵化，变成背负硬壳的福寿螺，一种从异域，从遥远的亚马逊入侵过来的物种，它们和幼蛙一样不断扩张，蠕动着壳内的软体，出现在角角落落，爬的到处都是，墙壁，水管，和浸泡过刺鼻药水的篾条底下。药水，工业双氧水挥发到空气里，能够使人的头发由黑变黄，却不能够杀死蛙或者福寿螺，不能够杀死蚊子和蟑螂，只能够让以腹爬行的蛇敬而远之。秋天，湖南人阿牛或者他之后来的工人，一对江西夫妻开始盯向那些螺，拾拣，洗净，加上葱姜和辣椒，爆炒，把它们当成美味儿，当成天降吗哪，虽然他们并非基督徒。被工人当成美味儿的，还有生长在西林河浑浊的水里的鱼。逢到节假日，阿牛或者后来的工人无须老板发话，自行放假，然后一早儿洗漱过后，悠闲地踩自行车，或者骑摩托，扛着鱼杆到河边垂钓。就在那前后，我的丈母娘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浑身透亮金黄的腊田鼠，每天和洗过的衣服晾挂在一起，让它吸吮阳光，浸泡空气。转过年，再到五月，乃至整个夏天过去了，塘里再没出现过福寿螺，更没出现过高粱般大小的粉色的卵，但那些蛙依旧聒噪，彻夜不绝。
　　 曾几何时，龙门县城乃至整个龙门县域就已经满是移民，任嚣、赵佗的岭南军团，数十万的军人、徭役和民夫，以及随后几百年间陆续南渡的难民，难以数计的官吏、匠人、兵卒和农民，从战祸纷乱的汉末到大厦倾圮的两宋，再到风雨飘摇的大明帝国末期，直到经济繁荣的当下，期间绵延千载，经历无数。唉，难怪早已自诩为土著的当地人，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会如此骄傲，难怪我的丈母娘会说北方人来了就不愿离开。阿牛是湖南人，二十年前来到这座县城，进了牙签厂当工人，如今他的一双儿女也已经年近而立，他依旧在牙签厂，虽然反反复复换了许多厂，阅历过十几位性格迥异的老板。那位作协执行副主席是潮汕人，五十年前来到这座县城，他的父亲是第二任县长的警卫员，如今他也已经年近花甲，成为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被赞誉为文武双枪，见识过上百位沉浮人生的成功人士。我老婆的曾祖父是新丰人，百年前来到这座县城，隐没进山坳做了辛劳耕耘的农民，如今早成为一丘青冢下的枯骨，却繁衍生息了十位数字以上的子嗣。当然，或许我老婆曾祖父的曾祖父，甚至更久之前的一位先祖早就已经来到此地，寄身于山林险峻之地，耕耘劳作。那个时候，大概还是天苍苍野茫茫的原生态状态呢。或者可以说，无论绥芬河市，还是龙门县，都是一座移民城市，都有其置身其中不易觉察到的粗鄙或美好，只不过时间不同罢了，前者的历史不过短暂百年，后者却接近漫漫千年，以至于当地人几乎个个都认为自己土生土长，久的都已经模糊了记忆，只能依靠传说来追溯，就像根基亘古、粗壮盘虬的大榕树，枝干不断延伸，不断落地生根，蔚然成林。
　　 也许正因为历史久了，龙门县城的土著们，无论是说客家话的，还是说广府话的，骨子深处才浸染了自大，觉得这里什么都是好的，认为县城相当于大宋的开封府，塔山之塔相当于大唐的大雁塔，东较场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昆山相当于佛教圣地普陀山、五岳之尊泰山和旅游胜地黄果树，万寿寺相当于南京的夫子庙和孔庙，谷行街，尤其是墟日的谷行街相当于大上海的外滩，繁华，热闹又熙攘。至于那条河，西林河自然相当于本地的黄河长江，因为它们都是母亲河，只不过这条近在咫尺，是个当地人的母亲河，这就像德国人评价歌德时说的那样，也许太阳没有天蝎星伟大，但晒熟大地上葡萄的是太阳。对于这里，对于此地来说，龙门县城，抑或龙门县域，西林河是太阳，黄河长江是天蝎星，而养育龙门人的，只能是西林河。还有最好的茶，南昆山小种，更甭提赫赫有名的农民画。响誉中外的龙门县农民画就是这里的县粹，就是这里的骄傲，谭池发就是这里的齐白石。我也喜欢当地的农民画，常常在西林河边的雕栏上，或者环城东路的围墙上欣赏它被复制后的风姿，叶公般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和那些富有创意的艺术家们共处一室，散漫思维，畅谈人生，胸膛里涌满虔诚与圣洁，暗自揣测它的技巧，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剪纸艺术，透视技法，或者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画，舞火狗，或者桔子红了，摘丝瓜，喂，灌溉和斗牛，原作与摹本，谭池发，或者罗芳——前者是人人皆知的宗师，后者是仅有一面之缘的农民画画家，或者随便哪位农民画画家，以及年桔和米饼就等同于龙门县，等同于龙门县的一张制作精美的名片。当然，这种自大翻转到另一面，就会成为某种硬伤，演化成为孤陋寡闻，从而蒙住了双眼，不再看世界，更看不到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异，文化，习俗，气候，地理，和某些自幼熏陶的认知与习惯，例如绥芬河市天气干燥，尤其冬季的室内，许是因为有暖气的缘故，烘干了仅有的潮气，驱走了想象中的寒冷，初次来此的南方人通常会口唇干裂，鼻腔流血，龙门县城却一年四季都那样潮湿，逢到连阴天，衣服都很难晾晒，到了冬天则冷的无处藏无处躲，冷的彻骨，料峭；例如绥芬河市的商家找零，会叮叮当当塞给你一把硬币，角币和圆币，一些私营者甚至会大大方方地抹零，龙门县城的商家却锱珠必较，鲜少抹零，口袋里永远有大把的纸币，不仅有圆币，还有似乎早已绝迹的角币，壹角，贰角和伍角，同时又拒绝一切硬币；例如绥芬河市的公交车总是人满为患，龙门县城的公交车却空荡荡的，鲜少有人去乘坐，甚至一些长途大巴也显的空荡荡的；例如绥芬河市的出租车就是出租车，大多涂抹成红色，这里的出租车却是摩托，双轮的三轮的，偶尔才有辆涂抹成黄绿色的出租车；例如在绥芬河市过小年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三，在龙门就提前为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春节时绥芬河人一定要在子夜时分吃饺子，龙门人又对此无感，甚至觉得奇怪；例如同样是春节，绥芬河市的市民可以欣赏街边晶莹剔透的冰灯，龙门县城的百姓可以到花市赏花购花；例如正月十五绥芬河人要扭秧歌，放礼花，或者猜灯谜，这类活动顶多持续到北京时间十九时三十分，龙门县城，特别是永汉镇却要舞狮，我一度猜想舞狮一定很壮观，因为我只见过朋友聂医生传来的视频，并没亲眼目睹；例如绥芬河人怕的是三九天漫过天际的大烟泡，龙门人怕的却是催枯拉朽、将甘蔗和香蕉刮倒的台风；例如评比卫生模范城市时，绥芬河市的交警鲜少散布到马路上抓车罚没，龙门县城的交警却满城堵截，毫不留情地将那些方便利民的私家摩托或电动助力车没收，这无疑是一种扰民，一种公开剥夺公民财产的抢劫，对于交通安全也治标不治本。与此同时，不止一次有人问我，黑龙江还下雪吗，如果这句话是在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三四月期间问的还无可厚非，但偏偏是在盛夏，六月，或者七月。更有一些人仅凭主观就把我列入面食主义者，觉得黑龙江省不产稻米，却忽略了胜过泰国香米的五常稻花香和响水国宴用米，更甭提镜泊湖火山岩大米和东宁三岔口大米了。
　　 也许，在一些人眼里，一个外省人，尤其一个相距甚远的北方人这样无所顾忌地描写龙门，甚至无所顾忌地揭露隐私掀开短处，无疑有些唐突，既是个不大不小的过错，也是个羼杂了无知的原罪。其实，看到的经历的，只是一些浮光掠影，记录下来的不存在所谓的褒贬，就像那句诗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