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日落，我就心慌。时间像一根巨大的电动皮带，转到谁的名下，谁就交出一天的收获，送回自己的仓库。我看到皮带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只有我一无所获，我的名下空空如也。
　　 离校足足四个月了，实习单位还没找好，我知道有些同学已带着签约返校，只等拿到毕业证后，马上返回实习单位，正式开始全薪资工作。我仿佛看见他们脸上汗涔涔的，奔跑在校门外那条没有树阴的马路上，他们一定是去啃鸭脖喝啤酒了，他们一高兴就去那里，不高兴也去那里，他们把差不多一半的生活费都交给了鸭脖店戴鼻环的女老板。
　　 虽然我在这里上了三年学，但有一说一，这所学校是个狗屁。没办法，人人都需要一张高中以上的毕业证，就像人人都得有张身份证一样。光听这个学校的名字：职业技术学院，还是不太掉价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考上大学，又想有张文凭傍身的话，他就只能往职业和技术的方向走。我在网上不止一次看到过这样的消息：蓝领阶层奇缺，中国制造业将遇瓶颈；中国应该大量培养新一代蓝领精英；蓝领阶层将跻身中国高薪一族可是，看看我们的教材吧，有的第一版时间居然是1995年，我不相信那个时候编写的教材还能培养出如今的所谓蓝领精英，技术这个东西，跟医学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新旧更替。我们之所以强忍着呆在这里，除了需要那张文凭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所学校的学费相对便宜。
　　 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道路不是自己走出来的，而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你在地上蹭出来的。有时候，人就像一片风中的树叶，或是一只风中的塑料袋，下一步落在哪里，何时再度飞起，事先一点都不知道，也无法自控。
　　 唯一的一次自控发生在中考那年，我和矛考上了不同的高中，这对我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我们是双胞胎（尽管我从不这么认为），自脱离母体开始，我们一刻也没有分开过，我们的父亲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谈论战争，这一点，从他给我们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一开始他叫我们旗和剑。母亲比较迷信，相信姓名笔画关乎人一生的幸福什么的，坚持说这两个字不好，有杀气，笔画数字也不对。父亲本不相信，但他乐于取名字，特别是给双胞胎取名字，他心里有太多适合给双胞胎命名的字和词，他又说了一大堆，最终，母亲对照着一本算命的书，挑了得分最高的矛和盾两个字。从此，他就成了矛，我就成了盾。从幼儿园开始，矛和盾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同桌，万一有老师把我们分开了，我们就以不上学相威胁。没想到一场中考会把我们一劈为二，早知如此，我们一定开通我们之间的无线电台，向对方发送密码，考出一模一样的成绩，就不至于被分到不同的高中去了。这可不是吹牛，我们之间的确有别人看不见的密码。
　　 一路走过来，很多老师都向父亲反映过，说应该把我们分开，就读不同的班级，因为每当我们中间一个挨批评时，另一个就会眼泪汪汪，而当一个受表扬时，另一个就在一旁乐不可支。有个老师说得最好，他说我们两个，等于是一个人，一个是另一个的潜意识，或者说，我们虽然是两个，但说到底，我们不过是一个人的两面。父亲听得呵呵直笑，老师描述的那些课堂上的情景正是他没法看到又十分想知道的，他没把老师的建议理解透彻，反而滋生出一点不值钱的自豪感来，他的孩子们多么与众不同，多么值得谈论。至于分班的问题，他也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当我们异口同声地喊出绝不两个字时，他笑骂着摇起了头。他这样回复老师：让孩子热爱学校最重要，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让孩子对学校充满恐惧，我想。
　　 矛考上的高中是所谓的重点高中，就在城区，而我考上的那所普通高中，离家三十多里，需要寄宿。我在新的学校仅仅呆了一个月，学校就跟家里紧急联系了不下十次，然后，学校主动帮忙，将矛从重点高中转到了我所在的普通高中，这事办起来很顺利，哪个普通高中不乐意接受一个来自重点高中的学生呢？说不定这个人可以让他们的升学率提高零点一个百分点，若是反过来的转学，那就不容易了。人人都在指责我母亲：你太迁就老二了，你会毁了老大的前程的。母亲哭咧咧地说：我能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吧。
　　 矛转来之前的那一个月真是漫长，我不是无力地趴在教室里，就是昏沉沉躺在床上，因为从进校开始，我一直都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绝食斗争。我的感受无人可以理解，身边没有矛，就像置身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就像突然失去了眼睛和耳朵，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寸步难行，什么叫生不如死。我听够了太多责备与苦口婆心的大道理，学校甚至为我专门请来了一个特别的老师，她教体育，据说在大学里也选修过心理学，我听见她在走廊里用体育老师特有的直率向班主任保证，她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让我克服新生恐惧症，双胞胎分离症，总之，我有什么症她就帮我攻克什么症，她一定能让我正常起来。班主任却不太乐观，只说，你先让他出来吃饭吧，我手里还没出过饿死的学生。体育老师是带着鲜奶与面包进来的，她知道我的这一波绝食已经有两天了。我看她也没什么高招，还没说几句，我就明白了她的意图，她想让我吃了饭跟她一起去运动，在她看来，体育治百病，一动解千愁。她提议我跟她一起去练剑，还讲了很多关于剑的故事，以及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是些老生常谈。我一边假装在听，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我觉得她现在就像秦王一样，面对荆轲的行刺，长剑在身，却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岂不苦也。当然，我既没吃她带来的食物，也没跟她一起去运动。体育老师来了三次后，就再也不来了，我想她是怕我出事，第三次来的时候，她叫我的名字，我连眼睛也没睁，我感到她把手指伸到我鼻子底下来了，她想看看我还有没有呼吸，我尽量将气息压到最微弱的程度，她很快就走了，然后，班主任来了，他搭了搭我的脉，翻了翻我的眼皮，也走了，到了下午，妈妈就来了。她一进门就放声大哭：妈宁可让你不读这个书了，也不要你在这里饿死。走，我们回家。这是我第五次绝食的第四天。
　　 其实我绝食不是要取得某种胜利，无论是回到家里，还是让矛转到我所在的学校，都不算什么胜利，也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我的绝食真的没有任何目的，我只是害怕，害怕的人可以不吃不喝，光靠哆嗦就可以活下去，除了害怕，我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别人说话，我张不开口，就算勉强张开了口，我的嘴巴也只是个空空的贫乏的洞，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平时除了矛，以及偶尔跟母亲，我从不跟任何人说话。这不难办到，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跟你心意相通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代你发言，你完全可以做到一言不发，没那么多非说不可的话，也没那么多非说不可的事情。我至今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那是初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大合唱，我的嘴巴看似开开合合，实际上，我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我只是在做着发声的动作而已。那天的表演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没有人真正想要听到你的声音，你做做样子就可以把事情应付过去，前提是你要甘于做人群里的一分子，而不是一心想去做个独唱者，或领唱者，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完全可以隐没于人群，秉持你的意愿活下去。
　　 我从不感到不说话有什么不方便，即便有老师在课堂上向我提问（这种机会少之又少），我也可以像根木桩一样站起来，过一会儿，又像木桩那样坐下去，老师批评两句算什么呢？他不可能一直批评我直到下课，他的职责决定了他分在我身上的关注最多不会超过两分钟，两分钟过后，一切都将归于平静，何况，这种情况有过一两次后，老师基本上不会再把我叫起来回答问题，谁都不会欣赏一个总是拆他台的人，话说回来，老师的关注并没那么重要，回答问题那种事，不过是满足一时的虚荣而已，跟成绩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不爱慕那份虚荣，你完全可以像一棵树一样无声地活下去。
　　 我听见兼修心理学的体育老师对班主任说，我去他以前的学校了解过了，真佩服他，一个人居然可以哑巴似的在普通学校活了这么多年，而不是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说，所以他离不开那一个呀，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共生体。
　　 我估计兼修心理学，只与一纸文凭有关，像班主任那种人，根本不需要主修或兼修任何一本心理学，却能洞悉一切。
　　 早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可分开的。精子和卵子并不是解释一切的密码，我们本来是一个人，只是后来在那个穹窿里发生了一点意外，黑咕隆咚的地方，难免会发生一点这样那样的意外，有时一个人会短暂地涣散一下，变成两个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时候，一个我在这里，另一个我跑出去漫游，过一会儿又不动声色地回来。在我们分开的那会儿，穹窿里一阵剧烈的搅动，这让我有点迷糊，等搅动平静下来后，我发现我迷失了路径，不知道怎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但我没有慌乱，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要做的，仅仅是安安静静地等待，等一切都平静下来后，那条小路自然会来触碰我的脚底，我只需轻轻一踩，就能回到原位。可那天有点奇怪，我等了又等，一直没有等来那条小路，我的脚底一直没有碰上任何东西，其他部位，比如胳膊脑袋之类的，倒是有东西碰到过，但我知道那不是回去的路，有些家伙就是上了这个当，一出生就得挨刀子，因为他们在回去的时候走错了路，就像一颗大扣子插进小得多的扣眼里，一部分身体被迫留在外面。这样的家伙在出生的时候将被称作畸胎。那些家伙真是笨得可以，也怪他们平时疏于观察，不知道只有从脚底开始原路返回，才能完完整整地嵌回原来的地方，就像把一个小电池严丝合缝地卡进电池盒里一样。我很聪明地避免了挨刀子的命运，却不得不接受另一种悲惨的处境，我把我的主要零件遗留在母体那里，我有心跳，但那只是机械的感应而已，离开了母体，这种感应就像会失去电源的电池一样，支撑不了多久，也就是说，我成了依附母体而生的附属物，一个没有灵性的外壳。矛就是这个母体，我必须围着矛，才能获得存在感。父亲的名字取得真好啊，只有盾没有矛，盾的存在显得荒唐可笑不知所谓，而只有矛没有盾，矛又将时时刻刻处于危险当中。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父子间与生俱来的默契，虽然他本人并没意识到这种默契。
　　 矛从一个重点高中的学生变成了普通高中的学生，人人都替他惋惜，他却不以为意，他说，我的中考分数仅仅超过重点高中录取线一分，我在那里无疑是最差的一个，而在这里，我几乎是全校第一名，古话说得好，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也很高兴我们能重新在一起，没有我的时候，矛虽然不至于绝食，但并不快乐，这点我太了解了，他在他们中间，远远不到如鱼得水的地步。一个人的朋友多不多，能不能迅速吸引住新朋友，是要靠天分的，没有天分，怎么努力都不行。
　　 我们越来越不适应学校的气氛，他们在搞改革，说是要跟国际接轨，他们改变了老师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在下面聚精会神地听的传统模式，像开茶馆似的把课桌摆成几个小圆圈，这等于把学生们分成几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一边听课，一边讨论，我和矛有时能分在一个小圆圈里，有时不在。我们都很讨厌这种上课方式，尤其是我，教室里闹哄哄的，没有一个权威的声音，我不知道该听谁的，我也没法说话，我的视听说都必须通过矛来传播，我想我上课的情景，就跟一个哑巴坐在一群疯子中间差不多。矛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常常一节课下来，矛跟我说，好无聊啊。他的表情像是被迫打起精神玩一个并不好玩的游戏。我们的成绩直线下滑，一直滑到再也滑不动的地方为止。
　　 就这样，唯一的一次自控被我们自己搞砸了。我听到有些人在嘲笑他：还是重点高中来的呢！我替他难过，这简直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他却笑了：这说明那只虎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虎。
　　 矛转学后的第一个回家的周末，我们举行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庆祝仪式，我们一起跑到长江边，对着江水狠狠地撒尿，然后，我们沿着江堤一直往北走，庄稼地生机勃勃地安静着，江水无声地流淌，我们肩并着肩，紧挨在一起走，我们的心跳和脚步，始终保持着一个频率，对我们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刻意。有时我们放声高喊，有时我们拔足狂奔，这中间，收和放的时间点也是一模一样的，根本不需要约定，或是眼神示意。天黑时分，我们不得不回来，我们必须分开一点，保持一点点距离，人们不喜欢看到我们肩并肩手拉手紧挨在一起，更不喜欢看到我们脸对脸笑着说话，他们觉得这不正常，很恶心，他们不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仅仅相当于一个人难得的心情较好的时刻。
　　 就在这天，我们在街角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种新的小吃，那是一种发酵过的面饼，面里和了大量的辣椒酱和其他香料，香喷喷，辣乎乎，太好吃了。我们一人吃了两个，还意犹未尽。我说，我觉得我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吃这种饼。矛说，我可以一天三顿都吃这种饼。我说，不如以后我们也来卖这种饼吧，没人买的时候，就自己吃掉，还省得去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