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编写的童年故事（少年的回忆），内容全部是本人青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生活片段，篇目的顺序是按着故事发生时间先后排列的，也是我出生成长的轨迹。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痛苦也有欢乐，不管人生几何，但童年美好的记忆依然一直留在心间。我们出生的那个时代，虽然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但我们思想单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所以感到生活的很快乐幸福。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推移，转眼间我们已年过半百，鬓发斑白。此文谨献给我青少年时代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儿时那段不齿难忘的童年岁月。由于编写水平有限，错缪之处再所难免，还望读者朋友不吝赐教，多加指正，我将不胜感激！
　　 ——前言
　　
　　 一、童年
　　 1965年，立春过后，天气还未回暖，塞北坝上地区仍是一片剌骨的寒冷，白毛风雪满天飞舞，俨然一幅北国冰天雪地的景象。一日，临近傍晚时分，风雪似乎刮得小了一些，天气也逐渐地晴朗了起来，西边的太阳仿佛镶钳上了一圈绚丽的光环，耀眼夺目。在太阳光的映照下，皑皑白雪覆盖着的山峦、田野、村庄到处呈现出一派银装素裹的景色，气象万千，宛若童话世界里描绘的景物一样，显得格外妖娆美丽。村外，牛（马）、羊群在牧人们的驱赶下，披着晚霞欢蹦着陆续回到了村里，待哺的牛犊、马驹、羊羔欢叫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响成一片。村内，妈妈在外婆与接生婆的守护下，经受了数小时剧烈的阵痛之后，我呱呱坠地了，母子平安，家人们一片欢欣。
　　 我出生后，由于母乳稀少，常因饥饿啼哭不止，每当我哭叫的时候，妈妈就喂我一些白糖水充饥。那个时代，一切物资都很紧缺，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比如奶粉、白糖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供销社也很难购买到，只有市民户（城镇户口）依靠供应证才可以购买到一些有限的物品，农业户口的群体根本享受不到这种待遇。那时，表舅父赵瑛是公立（公办）老师，村里只有他们个别几家有粮食供应本。舅舅、舅妈心地善良、为人热情，对我家很关照，在物品那样紧缺的时期，仍主动接济我家一些白糖与奶粉之类的营养品，担心襁褓中的我受到饥饿，给予了我们家很大的帮助。爸爸妈妈为了能使我吃饱，千万百计，依托亲戚、朋友四处打问周围村子里谁家有奶山羊出售，后来经人介绍，不惜花重金从邻村罗明沟购买了一只奶山羊，至此彻底解决了我的哺乳问题。我以山羊奶为辅助乳液，不再忍受饥饿，平时哭闹减少了，夜晚睡觉也很安稳，妈妈憔悴的脸上终于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幼年的我，体弱多病，经常打针吃药，两岁半时学会站立走路，拖累了爸爸妈妈，还有姥姥等亲人。我们与姥姥家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两家相距不远，只隔几户人家。姥姥虽是裹足小脚妇女，但特别勤劳能干，经常是忙完自己家里的活，又去我家帮助妈妈做家务、照料我，一刻也闲不下来，为我们家操劳不少，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初学走路时，歪歪扭扭、跌跌撞撞，样子很笨拙，像个丑小鸭，因而经常遭到一些大哥哥或大姐姐们的戏谑，他们想逗我取乐时，就会亲昵的呼叫我说：“黑虎，黑虎，歪歪犊子（方言，扭屁股）！”若遇我心情顺畅时，就会在妈妈的看护下，给他们“表演”一下。我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前行不了几步就会摔倒，可他们仍要看我摔倒在地、献出丑态，然后哄堂一笑才肯离去。妈妈则心疼不已，急忙将我从地上扶起来，擦去我眼中的泪花，细致地查看我摔着了身体没有，直到哄我开心为止。
　　 有一年冬天，我生了病，头上长出了很多脓包，高烧不止，呼吸困难，病情很严重，急坏了爸爸妈妈。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爸爸妈妈不顾寒冷，冒着风雪天气，背着我徒步去到几里以外的罗明沟村里请医生看病，医生是驻地一名军医，医术很好，很快给我诊断了病情，并开具了药品处方。回家后，为了能使我的病情尽快好起来，妈妈除白天悉心照料着我，还经常半夜里起来花费很长时间给我热奶、喂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理疗，我的病情渐渐地好转了，妈妈却被折腾的感冒咳嗽不止，一直拖延了很久。关于热奶之事，现在看来很简单，全部使用电器化，无需辛苦，不足挂齿。可是，在那个全部都是手工劳作的时代，加热奶液也要费很大的功夫，过程如同做一餐饭，首先要点燃灶火，然后把奶瓶放在锅内，不停的推拉风箱，填加柴禾，直到蒸煮至热，起落时间至少也要十几分钟，如果遇到风雪天气，柴火受到潮湿，难以点燃，烟气熏呛的就更费事了，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里起床劳碌那么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想象到妈妈是多么的辛苦。
　　 那时候，我们北方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都住着土坯房，房屋保温性又极差。到了冬季，受风雪侵袭，屋内北侧墙体壁面四周边缘上，便会凝结着一层厚厚的冰霜，使得屋内愈加寒冷。人们家里除了火炕之外，唯一的采暖设施就是火炉子，那时由于生活贫困，很少有钱购买煤炭，火炉的主要燃料就是晾晒干的牛、马、羊粪便，火焰不持久，需要不停的填加，直到人们感到室内的温度舒适为止。然而，每到夜晚炉火熄灭以后，屋内的温度就会很快地降下来，冷风嗖嗖袭入，寒气咄咄逼人，屋内即刻变为一片冰凉。天气最严寒的时候，屋内温度将降至零度以下，有时候水缸里的水面会凝结一层薄薄的冰渣，底部的水甚至还会冻结为冰状，住在屋内的人如果没有厚厚的棉被，就会冷冻的瑟瑟发抖，卷缩成一团，漫长的冬夜是很难熬过的，所以多数家庭的人们都经历过这样苦难的日子。
　　 星移斗转，岁月悠悠。在那样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爸爸妈妈不辞辛劳、含辛茹苦、呕心沥血、节衣缩食，将我们兄弟三人精心哺育成长，并设法改善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使我们度过了快乐、幸福、美好的童年。
　　
　　 二、小学
　　 1972年，我在英图坊村读小学一年级。我们学校坐落在村东口，校院内有三间教室和一间老师宿舍兼办公室，开设一至五个年级，两名老师任教。由于条件所限，所以不是每个年级都有独立的教室，那时一年级与五年级混班一起读书，班主任是蒋海志老师，高年级上课时，低年级在班内写做业，反之，高年级写做业，互不影响教学。我父亲担任其他班级的老师，并兼任学校音乐与体育课老师。
　　 入学后，我很希望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铅笔刀，有一天中午，我趁着大人们午睡，偷拿了家里的一枚鸡蛋到村供销社购买了一把削铅笔刀（一枚鸡蛋卖六分钱，正好与铅笔刀等价，不补钱，不找零）。铅笔刀把的釉面是橄榄色，很醒目，我十分喜欢，爱不释手。下午，我们一、五年级在上音乐课，父亲在讲台上教唱时，我却没有专心学唱，而是偷偷地用小刀削刮铅笔。我坐在前排位置，担心父亲发现，没敢在桌面上削刮铅笔芯，而是将铅笔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一边抬头佯装听课，一边用刀削刮笔芯，稍不注意，锋利的刀刃即刻划破了腿部，当时虽然疼痛的厉害，但却没敢哭出声来，同桌的表姐魏省莲看到我的腿部流出了很多鲜血，吓了一跳，急忙将此情况告诉了正在讲课的父亲。父亲看到我的腿部流血不止，便找来一条布带立即给我包住伤口，并将我送回了家里。妈妈见状，心疼不止，急忙取来止疼药片碾成碎沫，一边为我敷药粉，一边问我是怎么弄破的，我忍着疼痛如实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妈。妈妈知道情况后，没有责备我，而是关爱的抚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以后上课时一定要认真听讲，不要总是贪玩。至今，我左腿上部清晰地留下了一道约2公分长的疤痕，那就是因少儿时顽皮留下的一处印记。
　　 在学校过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孩子们一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换上新衣服，夏季时很少再做新衣服，只能是穿哥哥或姐姐替换下来的旧衣服。这一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学校为了参加片区举办的体育运动会，要求学生们统一着装，妈妈为我们缝制了漂亮的新衣服（白衬衫、篮长裤），这在当时已是很奢华的事情了，因为仍有一些学生不能换上新服装。我们穿着新衣服，系着红领巾，个个精神饱满、朝气蓬勃。特别是我与三弟，年龄相差一岁，个头却相仿，穿着一样的衣服，在人们眼里还以为是双胞胎兄弟呢。还有，爸爸用木棍为我们制作了一支红缨枪，枪杆用红、白两色相间的油漆涂刷，呈扭丝状图案，枪头涂刷了一层亮光闪闪的银粉漆，枪颈系一块红绸布，样子很漂亮美观，我们都十分喜爱，这也是爸爸送给我们的节日礼物。“六一”儿童节那天，爸爸带着学校的部分学生，妈妈陪着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去到罗明沟学校（片区）观看体育运动会。运动会的比赛活动项目很多，有短跑，中长跑，立定跳远，跳高，铅球，接力等，我参加了短跑项目的比赛，妈妈站在围观的人群中还为我加油呐喊，给我增加了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妈妈还在家里提前给我们准备好了干粮，煮鸡蛋与擦酥糖饼是我们儿时最喜爱吃的食品，如不是逢年过节，平时都很少吃上的佳肴，所以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小学二年级时，我家从英图坊搬迁到白音特拉村，当时程占平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她嗓音洪亮，面容慈祥，和蔼可亲，平时总是带着一本很厚的教课书走进教室。有一天，程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时，讲述到北京天安门是一座多么雄伟的建筑，威严庄重，气势宏大，并鼓励我们好好学习，长大后到首都北京参观旅游，一睹天安门的雄姿与风貎，我们听的津津有味，充满了对祖国首都的无比向往。我在村里读完小学，还读了初中一年级，共轮换了几任班主任。我们升入初中二年级后就离开了村里，去到公社驻地农场住校读书了。我们（中一班）在离开村里学校之前，几位老师带着同学们去到化德县照相馆拍了合影留念，照片里共计有26名同学，7名老师。虽然离别三十几年不曾相见了，但我现在还都能清晰地记着每位老师和同学们的名字。孩提时代的梦充满了好奇与幻想，记忆中的一切都是那么地美好与快乐！
　　
　　 三、搬迁新村
　　 1973年，我们家从河北省康保县属地移居到了内蒙古化德县境内。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村生产队里实行工分制，社员们主要依靠生产队年底结算的分红款过日子。那时候，康保县境内的生产队里，一个日工（出工一天，一般记为10分）只有2-3角钱，而相距仅十几里路的化德县白音特拉村，一个日工7-8角，比英图坊村高出一倍之多，因而年终家庭里的经济收入相差很大。面对现实，人们都希望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爸爸妈妈决定将我们家搬迁至白音特拉村居住，后来依靠亲戚们的帮助与努力，终于实现了我们的心愿。
　　 “白音特拉”系蒙古语译音，意为“富饶的草滩”。在我的印象中，白音特拉村是个比较大的村庄，约有二百余户人家，分为四个生产队，当时是公社所在地，街上设立有粮库、供销合作社，来往的人比较多，街上很热闹，那里也是孩子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据听说因村里水资源缺乏，后来公社搬迁至村子以北约4公里的农场村。那时候，大队党支部书记是谷守章，他精明能干、公道正派、为人质朴、平易近人，为大队集体建设及农牧业发展做出了很大成绩，深受社员们的拥戴。我们家的户口按居住街道分落到了第三生产队，队长崔科，中等身材，为人热情、正直善良，对我们新迁入的户口比较照顾，比如我们刚搬迁过来缺乏烧火柴，他总是想办法多给我们分配一些，使我们度过了暂时的生活困境。
　　 塞北坝上地区，春天风沙满天飞扬，夏季无暑期，冬季较漫长，属典型大陆季风高原气候，一年只收获一季庄稼，老百姓基本上都是依靠老天吃饭。这里农田的土壤属半粘性土质，比较肥跃，适应于雨量较充沛的气候，虽然当地没有水浇田地，但因种植的土地多，即使干旱年景，庄稼的收成也要比其它盐碱类型的土地产量高。生产队里年度生产的粮食，除去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的口粮以外，还有余粮上缴给国家粮库，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经受过饥饿。农业发展的轨迹，也确实如长辈所预料的那样：有一年，天遂人愿，风调雨顺，各类农作物长势茂盛，尤其莜麦生长的齐腰高，十几岁的孩子们进入到田地里都露不出头顶，人们喜出望外，农业生产全面大丰收。快过年的时候，生产队里结算了分红款，爸爸回到家里将厚厚的一叠（一元纸币）人民币放在屋内大红柜上面的木匣子收音机上，我们全家人满心欢喜、笑逐颜开，我还拿起来数了数，好象至少有三十多元钱，这也象征着我们家里有了余款，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那时，我爸爸在村里任民办教师，妈妈是大队的裁缝工，爸爸妈妈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使得家里年年有余粮，不愁吃和穿，生活蒸蒸日上，在村里也算是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了，我们感到生活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