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娃常对我们说起的一件事，是他三岁的时候偶然撞见自己母亲与马冬清偷情。
　　 “他们进房间把门反锁，以为我还小什么都不知道，我就一直敲门一直敲，直到他们衣冠不整地出来，她还骂了我一顿。”
　　 说老实话，我们对他的话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不是那种说话让你信服的那类人，比方说前一天他向众人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通过发誓来保证自己的信誉和坚定，两天后他便会说出截然相反的话，态度依然像之前一样强硬。我后来思考他这个人，不由得自负地对他进行一番总结，思想观念不是他的灵魂，那种视死如归，捍卫自己观点的态度才是他的立身之本。就像这件事，他说的越详细越动情，态度越是坚定，我便越不信任。说不定他在头脑的某一处编造了这样一件让他深信不疑的事件，玩弄记忆是简单的能力，我也这样做过。
　　 但当我想要就他写点什么，依然觉得无从下口，就像一只背壳坚硬的蜗牛，你清楚地知道他有多么的柔软，有多么细腻的情感，但就是无法直白地呈现在你眼前。也许人人都是如此，在他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我绝不敢自称是他的朋友，只当自己是他童年的玩伴之一，成年后的一个同乡，假如你因为他的热情感动不已，他立刻就会以同样程度的冷漠和讥讽奉还给你，我实在捉摸不透他。
　　 除了我们这些童年的玩伴，没人叫他喜娃，他自有一个十分响亮的九零后的大名，叫做陈言信，大概是父母希望他能言而有信。事实恰好相反，和我们在一起时他就是一个鬼话连篇的角色，比方说我们看见他不小心弄得一身是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转眼就哄骗我们水田中央有个塑料玩具，肯定是有钱人家小孩丢下的，还煞有其事地指了指某个方向。
　　 “就在那里，看到没，那个黄色的，你们眼睛还没有发育好，看不了那么远。”
　　 等我们和他一样弄得一身是泥，他早就哈哈大笑走开了。回到家中，父母问起缘由，他立刻将过错甩到我头上。
　　 “被村里那个徐志远推的，我还把他拉下去了，他身上也是一身泥巴。”
　　 成人自是没有那么好骗，一顿打骂依然避免不了。虽然他从小嘴上就不老实，但因为见识有限，撒不了太大的谎。到了十四岁他在镇上的一个服装厂打工，反而在此道被人所骗。他跟着那个骨瘦如柴，胸口纹着一只狼头的人到处游荡，那人用着香港黑帮片的语气和他说话，手里用的是苹果手机，出行都是成群结队染着各色头发的人，喜娃也跟随其中，但只是个阿谀奉承的小角色，他心中有着羡慕和野心，想要学习这样的人，成为这样的人。后来他同我们聊起此事，又是一脸的惊讶。
　　 “那不过是一群屌丝，我怎么可能和他们混在一起。”
　　 我们从来不与他争执，无论是谁都无法在语言上战胜他，他那为了自己的话语悍不畏死的态度是我们不曾拥有过的。
　　 每次想到这个人，我总会无可抑制的想起城西那个中学一处画满涂鸦的墙壁。但我们几乎从来没在这里发生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事。那是一堵普通的中学的墙壁，原先是白色的涂料，但上面被人画上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写下了怪模怪样的文字，有些字迹已经很久远，几乎和这面泛黄的墙一样古老。后来人们将整个老教学楼推倒，在学校原址上建了一个生产烟花爆竹的厂房，我的所有回忆就随之而去了，也许早就去了。
　　 我想之所以会将喜娃和我还有那面墙壁联系在一起，恐怕是因为我们在那面墙下走向了不同的人生。童年和小学，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做着相同的事，喜好同样的娱乐活动。但其实从那时候已经可以看见不同了。我是从小在棍棒下成长的人，他也一样，但不曾经历过我这样频繁的管教，原因在于每隔一段时间，他的父母便会外出，对他做下的事无力惩戒，对他的悲伤难过也不能及时安慰。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的父母一次吵架，母亲只身前往南方沿海打工，父亲赌气离家去隔壁的城市工地上干活。等他放学回家，早已人去楼空，他强装镇定等待父母回来，男孩的自尊让他无法落下泪来。他一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十几天，自己学习开火用酱油炒饭，直到延亮到他家找他玩，才发现他孤单一人的事实。
　　 “去我家里，我们住在一起。”
　　 一直过了半个月，他父亲才堪堪想起自己的孩子，将他接了回去，回去的时候向延亮的父母道歉。
　　 “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这么多天。”
　　 然后朝喜娃轻骂了一句。
　　 “你真是好意思，到别人家住这么久。”
　　 除了我们，极少有人能理解他对兄弟的真诚，我自然算不上，他的兄弟大多是他初中时认识的同学，他称呼他们为伙计。即使后来他父母离婚，也看不见他有多么伤心（当然难过还是无可避免的），但当他遭受兄弟们一个个离去和背叛后，整整一个月没有和人说过话。
　　 喜娃刚上初中，便明确表示了对我们这些比他年纪稍小的玩伴的摒弃。我同几个孩童从山上找到一处无人看管的竹林，砍了粗大的竹子削成弓箭，刀剑等物去到他家，向他炫耀自己的杰作，顺便邀请他与我们同玩，不想他正在客厅中央摆弄着什么电子仪器。
　　 “一边玩去，幼稚。我现在要忙着赚钱了。”他随手打发我们。
　　 在我们的好奇追问下，他最终说出自己的秘密。
　　 “你知道赚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他神秘兮兮地说。
　　 我们把头摇地像拨浪鼓。
　　 “是收集铜丝。”
　　 “同事？”
　　 他一点即逝，不再言语。当时我尚不明白如何生钱。后来各处打听，才明白铜丝是何物，如何寻找，如何卖到收废品的张瘸子手上。我开始搜集家中大大小小废弃电器的金属部分，我们重新打成一片。他收集到的铜丝总是又大又重，让我们十分羡慕，自以为年纪大一些赚钱能力便会更加出众。喜娃与我们不同的是，他将家中所有不带电的物品全部拆开，才换到手中一团又重又亮的金属，大约卖了三十五块钱，价值远远不及被他毁坏的电器。不仅如此，他翻到废弃的房屋里，将电线电表搜刮一空，他对金钱的渴望不是生来就有，但觉醒地比我们任何一人都要早。我从小父母便不曾在金钱上亏待我，直到我到了大学，开始为生计四处寻找路子，才常常感慨金钱万能。而他小小年纪仿佛就知道了这是终身陪伴他的物件。他赚到的钱全部花在了乡间的破旧网吧里，喜娃几乎一年级就会上网。他玩过的游戏我未曾听闻，我玩过的他如数家珍，直到他父亲发现家中的备用电器全部被拆坏，气愤地往他腿上狠狠打了几棍，他便不再收集“同事”了。
　　 虽然对金钱热爱，但喜娃却有几处值得钦佩的地方。一是他不到商铺里偷盗，二是不仗势欺人勒索低年级的学生。站在少年的角度这两件才是来钱最快的渠道。直到我去到初中，仍然时常发生这样的事。为了买烟，上网，高一些年纪的学生在半夜偷偷溜进商铺，将爱吃的零食和柜中的零钱搜刮一空。越穷的地方贼越多，有时晾在窗户的衣服鞋子上课回来也会消失不见，堂而皇之出现在另一个人身上，若去讨要，少不得吃一顿拳脚。如果更加蛮横，便将老实巴交的学生堵在墙角，威胁他从家中偷钱带给自己，当然香烟也可以当做货币。我曾经遇到过一次，在我被罚打扫操场卫生时，几个不怀好意的人站在墙角招呼我过去，都是几个恶名远扬的人物，我坚决不去，飞快逃回教室。到了晚上放学，意外发现那几个人站在门口，辨认着一个个离开校门的人，我低下头，不引起任何人注意地朝远离他们的方向走去，如此几次后，他们好像忘了这回事。
　　 对年轻时候的喜娃来说，是看不起偷这个字的，他用不屑一顾的语气说道：“我最瞧不起偷东西的人，相反，我还挺佩服那些抢劫的人，最起码有胆量。”
　　 说这话的时候，他意识不到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偷窃，只不过披上了一层掩饰的皮。
　　 此道宣告失败后，喜娃进行过各种不痛不痒的尝试。他大热天去过橘子林挖三叶草的果实当做药材卖，在长满板栗的山上捡了一背篓板栗，这些让他尝到了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到钱的喜悦。而十四岁一过，他真正辍学打工，全心全意进行赚钱，却仿佛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泥潭。他每日七点起来，马不停蹄工作到晚上十点，还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二点，一周没有任何假期，上个厕所也有着十分钟的限制。他手上的皮破了又长，整日重复的动作让他的肌肉绵软，即便如此，他一个月所得的报酬依然无法养活自己，还需父母的接济。
　　 在服装厂打工的岁月里，他没有痛恨那里的人，痛恨经常数落他的线长，没有痛恨那些让他有了耳鸣毛病的机器，却记恨了这种兢兢业业，按时上下班的工作模式，在他眼中这不算赚钱，只是一种消磨时间，浪费生命的行为。他厌恶一切通过上班获得报酬的行业，连带着也瞧不起过这种生活的人。后来有段时间他不再富有，昔日的一个生意伙伴出每月一万的工资让他上班，他飞到成都工作了两天，又回到了湖南，他无法忍受那样的节奏，工人兢兢业业却得不到收获只是为了老板赚钱。在他最有钱的那个时候，我正好获得了一份在国企上班的体面工作，他直接当面数落我：“一板一眼拿死工资，有什么前途。我听说现在有很多九零后创业，那里不需要你每天签到，只要有业绩天天放假都行，你怎么不去那样的公司。”
　　 我颇为尴尬地笑笑，没有反驳，但对他说的不以为然。
　　 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六年，是喜娃赚钱最多，也是最容易的时候。他春风得意和朋友花天酒地，吃饭嫖娼，花出去的钱几乎和赚的一样多。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从哪里赚到这样多的钱，只有他们行内的人才清楚。我们只知道是在网上做生意，总之不算合情合法的东西。
　　 钱一到身上，人的眼界心态一瞬间转变。他看不起一切资产低于他的人，近乎谄媚地讨好资产远远大于他的人士。我们这些同乡，包括他的亲人，朋友，都在他的鄙视范围之内。我有些受不得他的语气，少年人的嫉妒甚至让我想要他回到一贫如洗的状态，这样我从小在学校保持的优异成绩才能体现出价值所在。不过也就一瞬间的念头，正如他有了钱不愿意和我们来往，上学时间多了，也不愿与他多接触。
　　 为了更加明显地展示自己的优越感增加鄙视他人的筹码，他买了一辆奔驰C300，在学区房买了一栋大房子。从此人人对他都是一副赞赏有加，高看一等的姿态。农村中的妇人，免不了将自己的子女与他对比，竟导致了一年以内十几个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愿回家过年，年轻人的一点骄傲在金钱面前被击个粉碎，他们只好逃离。
　　 但二零一六年一过，网络风潮变化，喜娃的产业遭受了狂风暴雪式的打击，他不得不拿着攒下的不多的钱，大概数百万，到处投资，收获却甚少。认识的年轻人不清楚内情，只觉得他为人谦逊许多，不再咄咄逼人，认为那是年龄上涨带来的成熟。那时我刚上大学，恍惚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家乡的事知之甚少。只过年回家的时候听到喜娃离开家乡一段时间，好像是去找昔日的生意伙伴寻求发家的路子，有没有成功无人知晓，但不见他钱少过。人们不清楚他具体财产几何，但他富有的印象已经在人们心中无法磨灭了。
　　 喜娃十二岁的时候，便将自己的头发全部染红。他的手机里，全是当下最流行的男男女女的照片和网络红歌。照片大多是浓妆艳抹，头发被啫喱水竖得笔直，发型颜色五花八门的年轻人，音乐是最流行时尚的网络歌，唱到副歌部分总是带上几句英文，或者整个副歌阶段全是英文，对他来讲，只有这个时候英语才算一门有兴趣的学科。
　　 当然追求潮流的人不止他一个，但少有人做到他那样肆无忌惮。那时候的城西中学，一个班一个班的男生都将自己斜着遮住眼睛的刘海染成黄色红色，出行时目光炯炯，像一大群横行无忌的竹鸡。只有喜娃将自己全部头发染成一个小太阳，不留一丝余地。他的父亲第二天便喝令他染回黑色，喜娃置若罔闻。不想第二天起床，竟然发现自己的头发全被剪短，整个脑袋恍若被狗啃过的烂木桩。他起床便大吼。
　　 “谁让你剪我头发的。”
　　 “你自己看看，搞得像什么，跟个鸡公一样。你要再染就不要回家。”
　　 能够威胁寻常少年的话语对喜娃毫无用处，等他头发一长，他又将其染成金黄，如此几次之后，连他父亲也习以为常，不再管他。
　　 我从那时起便羡慕他能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形象，我将其视为寻求个性和反叛家长的象征。有一次我试着问了问自己的父母。
　　 “我想留个长发，染个颜色。”
　　 “你留啊，你留一次我用火钳烧一次，我看你留不留。”
　　 我便再没提过此事。
　　 喜娃在快要辍学的前几个月，是我认为他最潮流的一段时间。应该说紧跟时代的想法是他在那个时代建立的。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走在大街上，去游戏厅跳舞，打街机游戏，或是去网吧上网，打桌球，听流行音乐。每一个正经的人，或者像他一样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前者视他为街上混混不愿招惹，后者对他的品味风格赞赏有加。
　　 不过长发带给他的弊端有两个，一是当他和人打架时别人总是能轻易抓住他又长又蓬松的头发，让他受制于人，二是夏天不停出汗。这两个坏处都是我在他工作的那个服装厂打暑假工的时候发现的。我初二时，暑假闲来无事托父母找了个服装厂包装的活，收入几乎没有，但管吃住，不用父母格外的开支。我曾见到喜娃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光头发生口角，光头骂他母亲是个婊子，喜娃怒不可遏，事件很快变成拳脚相加。喜娃虽然长得比对方高大，但头发一下被对方抓住，就像一只被扼住喉咙的公鸡，这让他的力气无法释放，光头不停扇他耳光，脸一侧被打得通红。后来线长恐吓喜娃要将他送到警察局里，喜娃一声不吭。光头的长辈把光头抓住，带来与喜娃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