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河口的前世今生
　　 位于大丰城西七里半的一处三面临水、形似半岛的荒地自五十年代后期被打破了宁静，并有了自己的专属地名：西河口。这里南临二卯酉河，西北被老斗经港湾环绕。神秘而古老的斗龙河是大丰人民的母亲河，一条白牛斗恶龙的故事在当地民间流传了数百年。白牛与恶龙拚搏所经过之处留下了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河流，为纪念这条白牛斗龙的壮举，大丰人将这条河流取名为“斗龙河”，两岸的居民世世代代继承着白牛勤劳勇敢、不屈不挠、战天斗地的斗龙精神。这条河后来也成为运输海盐的主要通道，民国初期后其航运功能才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后来为开垦放碱而开挖的五横三纵的卯酉河和子午河形成了棋盘式的科学格局使得原有的自然河流成为历史。二卯酉河是民国实业家张蹇来此掀起废灶开垦由年轻的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所设计开挖的五横三纵中的其中一条河流，河南是解放前后进出大丰的重要通道——大刘路，河北只有人行的小道，遇阴天下雨则泥泞不堪，难以行走。这座近乎荒废的半岛的南边筑一大坝，原本是用来防洪的，正好可以供人行走。西河口是县城最西边的一个角落，河西就是新团乡的河口村，河口村因地处老斗龙河的拐弯处而得名，西河口是人们借着河口村的习惯叫法。
　　 这里最早是一处荒地，五十年代末期成立了航运合作联社，将一些长期在水上以船为家的船民组织起来入社，成为大集体职工，由联社进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并以基本工资加计件的形式发放工资，船民子女年满15周岁便可成为上升为自然劳动力，可以参加分配成为家中的辅助劳力取得一份工资了。
　　 由于水上船民都是举家带口常年以船为家，船上的坛坛罐罐严重影响了船舶的载重，为此，航运联社进行了一次“清舱加载”行动，动员非劳动力中的老人、孩子、病残人员计293人离船上岸。此项行动申请了地方政府，经研究，大丰县政府为支持企业发展生产运输的实际需求，决定将西河口村的100亩土地划归航运联社，由这些离船上岸的船民在此开垦种地，并决定兴建村庄、船舶修造厂和学校，解决水上船民上岸后的实际困难，为水上船民子女提供入学条件。
　　 离船上岸的老人中有24人被分到城区原解放军养马闲置的马房，经改造后供这批退休船民来养老，也就是航运公司最初的养老院。最初一批船民就成了西河口最早的居民，后定名为“水上一村”。不久又在大丰草庙乡的川东闸国有草荡由航运公司打报告、政府发文、两次划拨了一千亩土地给航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水上二村”。
　　 清舱加载行动使得原有以船为家的木船增加了载重，同时也节省了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船舶货物运输的能力，也由此衍生了今天的西河口。
　　 西河口发展的历史是大丰发展历史的浓缩。最初水上一村的居民既算不上是船民，也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农民，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性质还是大集体职工，享有计划内供应的粮食，他们自耕自种，按计划上交粮食，与船民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在这里，公司为他们统一盖了房子，形成一个特定的农庄，没有现成的路，路，都是靠他们自己的脚踩出来的。没有大型的农业工具，最大的劳力就是用来耕田的水牛。
　　 水上小学后改名为航运公司职工子弟学校。最初只有几十名学生，而且是复式班，一个教室里同时坐着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按照一二三年级的课程进行错时教学。学校配有简易的食堂和住宿，那些船民的孩子从小就寄宿在这里完成小学的学业。
　　 随着航运公司的木船越来越多，每年夏天都要保养涮一遍桐油，航运公司就自筹资金办了自己的船舶修造厂，最初只是保养木船，后来发展为造木船，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开始造水泥船，再后来技术力量又有了进步，发展到造钢质船舶，从40吨到110吨，九十年代职工人数增至近300人。
　　 水上学校东边的二卯酉河边上的石灰窑厂兴建于六十年代，起初只是借着土窑烧石灰，这里的工人也都是退船上岸的船民，离开船之后他们就换了身份，成了工厂里的工人。石灰窑厂烧出来的石灰在那个年代供应着全县城各个乡镇，成为人们建房不可缺少的材料。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石灰窑厂更名为“大丰化工厂”，同时筹办了交通水泥厂，两厂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到九十年代为兴盛期，最多职工达到五六百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职工住宅区，配置了职工医务室和职工浴室、职工演剧院。
　　 自八十年代起，西河口以水上一村为基础，有了船厂、拉丝厂、学校、医务室、化工厂、水泥厂，西河口的名声随着人数的急增也变得越来越响亮，这时候西河口常住居民人数早已突破了千人。
　　 西河口地区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从水上转到陆上的，水上船民以船为家，一些退休的职工没有经济条件盖房，找一条破旧的船固定在河边便成了自己的家，还有的则利用原来船上的油布、竹篙、跳板、纤绳找一处空地搭起一临时的户棚，这样以旧船和户棚为家的自七十年代起便有几十户。到了八十年代航运公司开始统一集资建房，一些条件尚好的或能筹备到资金的船民开始陆续买了房子，从此他们便在陆地上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种情况发展到九十年代后期，水上船民都开始有了建房计划，对于那些老年职工，航运公司也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间一厨的平房十几栋，至今为至一千多户船民中已有七百余户落户在西河口这片土地上，加上化工厂区的近四百户的职工住户，西河口地区也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小集镇规模，除西河口的名字外，现在都习惯称这里为“水上新村”。
　　 西河口的兴盛期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十多年中，那时候的化工厂、船厂、拉丝钢网厂这几家企业都处于上升期，西河口今天的格局也都是在那个时期的影响下形成的，尽管今天这几家企业都已公退民进，但留下的却是一千多户永久居民，后来的“西河口社区”就是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小区特色而设立的。
　　
　　 二、我在西河口的童年
　　 父母的小木船是15.5吨，入社后每年夏天都进船厂保养一次，将船上每一块木板都要涮上桐油。船舶进厂保养的过程就是父母的炼狱过程，盛夏的日子他们在烈日下保养与自己相依为命、赖以养家糊口的小木船，船上的每一块木板在烈日的炙拷下散发出阵阵热浪，他们顶着这滚烫的热浪精心呵护着木船，正午的阳光把每一块木板的温暖晒得滚烫，穿着布鞋站了时间长了都会感觉烫得难受。船民们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保养着自己的生产工具，然后又行走在各条河流中，每次保养出厂后整个木船就如新船出厂一般，桐油的味道终年都会伴随船民，成了木船上最变通最常见的独特气味。
　　 现在回想起当初父母保养船儿的过程与凤凰涅磐重生的过程一般，在那段时间中他们不仅仅要付出劳力和汗水，而且没有收入，但他们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只有把这条可以用来养家的船维护好，一家九口人的生活才能有所保障。
　　 进厂后要视船舶的数量来决定上坡保养或是水下保养。上坡保养就是把船拉上岸，将船底搁至一米高左右，可以保养到整个船底部。水下保养就是不上岸，先在外船邦的水面上吊一块跳板，人站在跳板上对着船的外邦作业，待外帮作业完成就用两块跳板撑住船的一边，另一半伸到船外，将一些重的物件压到伸出船外的跳板那一头，这样船就能形成差不多45度的角，半个船底露出水面，这边的作业完成再如法炮制另一边。上坡和水下保养由各船主决定，并不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
　　 上坡保养时用卷扬机做牵引，缓慢向上拉动。上坡前船主定会仔细地检查拉船通过的坡岸是否有钉子、石子及其他硬件。上坡保养的地方上面有高大的厂棚，阴雨天维修也不会受到影响。木船保养结束下水，船民们称之为“接水”，这是一个特定的称呼，接水是件大事，接到水的那一刻站在船头的船主会点燃爆竹，以示庆贺，还会准备些香烟、糖果给每一位在场的人，以示“同喜”。在西河口这不大的地方只要听到船厂响起爆竹声便知道有船接水了，闲了无事的都会跑过来凑些热闹，讨得些香烟和糖果，沾沾喜气。
　　 木船是由无数块木板用长钉钉起来的，中间的缝口用油石灰夹上麻丝，再用专门的工具敲进去，油石灰干了之后就不会漏水了，这些都由专门修船的师傅来完成，船主所要做的都是些辅助性工作，如：到厂里的仓库领麻丝、桐油、石灰，石灰拌上桐油之前先进要去专门的磨里时捶上一段时间，一个人坐在地上用棍子在磨里来回翻着石灰，另一个人用脚踏着丁字形的木锤，要将石灰捶到全部溶合起来才能把麻丝切细掺和进去，然后还要再捶上数分钟，这样就能往木板的缝口里敲了。
　　 盛夏时节船厂里最抢镜头的是两种声音，一是树上的蝉鸣，二是叮咚叮咚的修船的敲击声，那是工人们在用油石灰和着麻丝在往船缝里敲的声音，这是旧时船厂特有的风景，原始的作业中不断地更新着它的内涵，在叮咚叮咚的敲击声中将船厂送入更高的技术层面。我在这叮咚叮咚的声响中游戏，在这声响中入眠，这声响合成一片，也奏响了一个时代的节奏。
　　 六十年代后期是文革高潮期，那接踵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并没有让长年在水上漂泊的船民幸免。
　　 这一年我家的船进厂的时间特别地长，母亲不象往年那样的拚命了，也没有要赶时间的紧迫感，父亲也难得在家。有一次我发现好长时间都不见父亲在家，问母亲时她也总是避而不答，唉声叹气。到了中秋节那天，母亲摊了几块大饼让我送到船厂东边的水上学校，她告诉我父亲在那里。到了水上学校我看到好多穿着军装、带着红袖章的人，很严肃地问我找谁？我第一次用很小的声音把父亲的名字告诉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朝我瞪了一眼：“跟我来！”
　　 “26号，你儿子来看你了。”
　　 那时我还不明白我的父亲什么时候改了名字，直到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当时造反派给住牛棚批斗的对象都编上了号。到了我上学时我总是对数字很反感，以至我从小学到高中的数学都很差。当时父亲还担任着船队长的职务，管理着几十条自航船，他是党员，在“深挖五一六”的运动中受到了冲击。
　　 在一间黑屋中我见到了父亲，他一把把我拉到怀里半天不吭声，就这样用力地抱着我，抱着我，许久许久，他才问我：“是妈妈叫你来的吗？”
　　 不知为何我哭了，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回家？父亲对我说：“六子，你回去告诉妈妈，我可能回不去了，你要听妈妈的话，把饼带回去给家里人吃，我这里吃饭不要钱。”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话语中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我发现父亲消瘦了许多，没有了以前那种不可侵犯的威严，这时却显得格外慈祥，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他那紧锁的眉头。
　　 就这样我把饼又带回了家，母亲还在灶边做着饼。我把见到的一切告诉了母亲，她什么也没说，转过身去抹了抹眼睛，嘴里自言自语：“这烟真呛人……”
　　 到了晚上母亲借口累了，晚饭也没吃。
　　 西河口，政治风暴无缝不入也跟着吹到了这里。
　　
　　 三、我在西河口的学生时代
　　 我在马房读完小学五年级，爷爷去了盐城后我在城里没了住所，跟其他水上船民子女一样来到自己单位办的水上学校继续读书。1976年我在水上学校上初一，这一年也是学校第一年开设初中班，也就只有初一年级。学校有一半老师来自苏南的苏州、无锡，他们都是下放知青，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等待的回城的机会。这批教师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他们严谨的教学风格在短短几年间把水上学校这个不起眼、不被人看得起的水上船民子弟教育得有模有样，教学质量得到县教育部门的高度认可。
　　 船上人家经常在一起打邦的船民称之为“老邦四邻”的，相当于陆上的邻居。我虽是在县城小学读书，但假期里都会回到父母的船上，因而许多学生都认识，到了水上学校这一新的环境并不陌生。我到这所学校时学校已经很有点名气了，师生人数已达到五百多名。学生住的是十个人一间宿舍，上下床铺。吃饭是定量的，早上自己带饭盒到食堂排队打粥。午饭由事先选好的桌长统一去领来饭盒，菜是一大盆子，由桌长平均分配。城镇定量户口的中学生每个月还能领到8斤的补助粮票，这些粮票用来兑换零食或换成现金再买些小吃的解解馋虫。整个西河口没有一处小卖部，要跑到二卯酉河以西的大丰桥下才有一处小卖部，来回一趟差不多有七八里地。进了小卖部就有很多让人不愿离开的味道，这些味道里面有饼干的味道、糖果的味道、馓子的味道还有麻切的味道，哪一样都想吃，只是口袋里的钱少得可怜，也都是从平时定量的伙食中省下来的。
　　 在学校里常听得一些同学说起周边的故事，如村庄（水上一村）、船厂、石灰厂，这些都让我禁不住要走上一趟去熟悉一下。在水上学校读书的几年时间中我对西河口各个角落都已很熟悉了。最常去的就是村庄，这个村庄算是都市里的村庄。村庄的学生也成了典型的农村孩子，不过他们都是我们所巴结的对象，因为能与他们搞好关系便意味着有罗卜、山芋、梨子、花生、香瓜等土特产吃了，实在不行我们也熟悉了他们所种的成果，在顺便的时候就会悄悄去掏些山芋来吃。水上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有过偷山芋和其他爪果的经历，这就是那个特定年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