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往西有座油库，是专门为航运公司自家的船队加油的地方，在油库的西南方向有一座一千平米左右的小岛，岛上住着一位老夫人，人称“蒋奶奶”，这位蒋奶奶进出小岛全靠一条小船，看小船停靠的位置便知道她是否在家了。她在此盖了几间简易的草房，没有水，也没有电。自己开垦的田地里种了些庄稼和水果，养了很多的鸡、鹅、鸭，每年立夏时节我们总是成群结队地站在河的这边叫喊“蒋奶奶”，她听到声音便会撑着船过来把我们接过去，借口是买蛋，但主要还是去领略一下这小岛上的风景和到处长着各种不同的作物，如果是早几天去你会在远处看到她的小世界都盛开着油菜花，那黄色的花儿将整个小岛覆盖起来，外形却酷似一只巨大的鸭蛋黄。我们都羡慕她与世无争的个性和她立于世俗之外的悠闲，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超然物外，日出而作，日暮而缀。她认识我们所有学生的家长，因而对我们很是亲切，我们也把她当长辈一样的尊敬，只要她锅里有的就会让我们吃个干净，然后我们会看到她满意的笑容。那一脸的慈祥总是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她对我们都很和蔼，卖的蛋价格很便宜，每次都会让我们满意而归。
　　 蒋奶奶是这西河口来得最早的居民，她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西河口的兴盛历史，她于九十年代仙逝，对于她的过去和我们离开她后的一切我从没做过了解，但她在我和我们一起在水上学校读书的船民子弟心中却是西河口的一个重要标志。她所住的小岛后来与西河口连成了一体，但她却永远躺在了她种满庄稼和曾经开满油菜花的这块小天地中。
　　 学校的北边是老斗龙港湾，有一条半环绕的圩子，是早些年的防洪堤，与我们学校东边的路相连，北边还有一条小路，被人用土填成了一条坝子，这样，一条大约1500米的环校越野跑的天然跑道就成了冬天水上学校学生早间的必修课。在这条路上我最怕两样，一是德西村村民家中养的土狗，人少的时候他们会狂叫着跟着你后面追，因而我们这时都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避；二是怕烟，早上正是村民做早饭的时候，很多人家在这个时候升炉子，在你上接不接下气的时候遇上这烟雾几乎会让你窒息。每遇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加快速度快速穿越过去。
　　 逃避狗的追赶和逃离烟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逃离痛苦追求快乐的过程，人生亦是如此。
　　 最喜爱在春天的时候约上几名同学一起围着圩子转一圈，因为我特别喜爱听老斗龙港芦苇丛中柴雀的叫声，还会寻着声音去亲近它们，观察它们的动态，探究它们建在芦苇枝上的鸟巢。湾上那一望无边的青青芦苇在风的吹送下时而倒向一侧，时而立起，柴雀立于枝头忽隐忽现。每天早上从睡梦中醒来我们就能听到它美妙的叫声，让我们感受到一点原始的气息，自然的味道，春天的感觉，以及少年对事物特有的好奇心。
　　 每年端午节前我都喜爱钻到芦苇荡中去打柴叶，与同学们一起捉迷藏，将柴叶折叠成小船的模样放进河中随风吹向远处，然后默默地站在岸边在心里许着对未来的愿望。
　　 村庄后面有一处竹园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每当夕阳西下之时，数不清的鸟儿们回归竹林，它们叽叽喳喳象是在交流着一天的收获。地下是积了很厚的一层枯叶，松软而亲和。漫步于林中，听鸟儿们歌唱，看它们起舞，每每看着这些可爱的精灵，我便感受到学生时代那轻松快乐的一面，在这里我们会把所有的学习压力抛在一旁，尽情地享受这大自然的天赐。
　　 西河口，带着几分神秘，夹着几分激情，演绎着我们的初春岁月。
　　 夏天的夜晚我们最喜爱跑到桥南去，那里是一座套闸，站在最上层一眼能看到县城的红旗桥和周边的街景。这套闸有些历史了，是大丰西部的典型标志。闸南面是水利用程队和打井队，再往西边的拐弯处的路西是一座两层楼的工房，外侧有个楼梯直通上面的平台，这里便是我们夏天纳凉的最佳去处了。我们会夹着一条凉席，几个同学往上一坐，手拿扇子，带上口琴，和着音乐吼上几嗓子，然后躺下来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夜深人静之时，萤火虫儿拍闪着从我们的身边掠过，把我们带入到童话般的世界。
　　 这样的夜晚将我们心中所有学习的紧张暂时忘却，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最多的就是与小伙伴们一起幻想未来的前景。
　　 70年代中期大丰航运公司所有的船都编入了船队，原先的木船都更新成了水泥驳船。船队运行的动态以航运公司调度室的一块黑板上的“工班”为参考，按照上面的动态大体就能判断出船队到家的日子，同在一个船队的学生们就会相互传递着这喜讯，到时也会结伴跟老师请假回家。每到这时，学生上船便是拚命地吃到不能再饱，回到学校便会打饱呃，打出来的饱呃全是馊味，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每逢周日总想进城一趟，通常都是步行，走河北是为了路程近一点，走河南只是为了撞运气，这运气就是能顺路扒拖拉机少走一段路程，能搭上一辆拖拉机回到学校也能成为今天炫耀的资本。
　　 船民子弟在没进学校之前大多都有过拉纤的经历，加上学校离城有七点五华里，进城就靠两条腿跑，不少学生从小就练就了一付好的脚板功夫，在我离开水上学校后的中学生涯中，我的体育成绩也连续几年保持全县第一，直到后来我毕业后回到水上学校做了体育教师。
　　 离开水上学校，上完中学后我又回到水上学校，终究还是留在了西河口这块热土上。
　　
　　 四、我在西河口工作
　　 上中学时常接触到一个词：“故乡”，但我的故乡到底在哪儿？这一直是我心中的疑问。后来我把西河口定格为我的故乡，因为母亲住在西河口，母亲在的地方就是故乡。长年在水上漂流的船民唯一落脚的地方就是西河口的船厂，船厂的工人多数也是水上船民出生，到了船厂到处都是熟悉的面孔，就如到了自己的家一般。初中毕业后我到其他学校读高中，有不少同学已经分配了工作，有部分就安排在船厂，周日的时候我常常会骑个车到船厂与他们聚上一回。高中毕业后根据我自己的要求进了学校担任体育老师，五年后我又到水上船队工作了三年，每次船队到港最常停靠的地方就是船厂。三年后我的工作调到了船厂，在这里做钳工，八年后做到厂办主任。
　　 1990年我到船厂报到的时候正逢女儿出生的时候，父亲于1986年去世，他操劳了一辈子也没能在西河口盖上属于自己的房子，他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给了大姐，去世的时候是在邻近西河口的德西村三姐家里办的后事。这也是父亲最后的遗憾，在水上漂泊一生，终了还没能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母亲比父亲要幸运，临终她瘫痪在床四年，这四年中由三姐接回家照料，最后的一个月大姐将母亲接到自己在西河口的房子里去照料，大姐认为：叶落归根，妈妈如果不在自己家中走她会死不瞑目的。果然，把母亲接回来不过一个多月她便安详离世了，而她所选择的日子与父亲的离世相隔整整29年，选择离世的时间和父亲都是农历九月二十五日。
　　 岳父母早在1987年我还在水上工作的时候他们已在西河口盖起了自家的三间平房，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住在那。
　　 我在船厂工作期间在车间做钳工八年，九十年代初期正是所有企业最红火的时候，船厂也在快速的发展着，与丰东公司（大丰飞轮厂与日本东方株式会社合资）合作生产热处理设备和用于金属表面处理的抛丸机，一度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期，工人们经常加班加点，时间变得特别的紧张，由于是按工时结算，个人所做工时的多少决定各人的工资收入，那时候我三十出头，一身的力气，夏天的早上四点钟我就从家里赶到厂里，到门卫上拿到车间的钥匙一个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晚上直工作到夜里十点回家，成月如此。那几个月我一个人的工资拿别人两个人的工资。一台套设备上的工时定时为240小时，我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中完成全部钻孔任务。每天高强度的紧张工作也不觉得疲惫，年轻，浑身是力，内心也觉得坦然，穷也好富也罢，我认为既不能如以前所希望的那样找到自己如愿的工作，但只要能活着开心便好，
　　 在厂里的日子一年四季都有驳船进厂修理，不少船主都是过去我们一起打过交道的父老乡亲，最喜爱到他们船上坐上一会，在这西河口和与我出生一样的船民打交道颇有些老乡见老乡的味道。
　　 上学在西河口，做教师在西河口，现在进船厂做了工人还是在西河口，转眼间20多年的时间，西河口每一张脸都是熟悉的，大家见到面依旧是故人一般，不分化工厂、船厂、学校、拉丝厂、村庄。在这些年的发展中，西河口有了很大的变化，多了三家饭店，十多家商铺，有了理发室、医务室、小超市、居委会、警备室、车行、菜市场，河边上常有打鱼的渔船被叫停到岸边买刚打上来的野生鱼儿。夏天的河边是热闹的，大家衣服一脱就下了河冲个凉，畅游一会。每年的初秋还会在厂最西边的大把杆举办一次全公司的游泳比赛。
　　 大把杆在船厂是个特别的地方，那是一种起重用的设备，两根高度达三四十米交叉着的巨型钢管斜向河面十多度，在卷扬机的牵引下将重达几十吨的轮船尾部吊离水面，用于修理轮船底部的螺旋桨。河边建有一水漕，轮船的尾部正好进入水漕，操作人员从台级上下去就可进行检修了，船厂人称之为“吊梢”。平时这里很少有人去，因而杂草丛生，显得很原始。我倒是很喜爱这个地方，钻进比腰还高的草丛中惊起无数的昆虫飞舞，仿佛回到了童年的生活。
　　 大把杆以西就到了新团地界，九十年代已有坝子连接，不过很少有人走。偶尔到初春的时候西河口的妇女们会结伴到新团河边的田里去挑些小蒜，烧菜时顺手抓上一把增加些香味。她们说，那里的小蒜又大又肥，因而每年总有不少人顺着大把杆向西去走上一回。
　　 北边是岗西，这处是个闲置之处，也是个清静之处，这里是水上船民百年之后安息的场所，是一块埋葬水上船民前辈的宝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近七十年中已有几百位前辈在此安息。无论他们的一生是如何在水上漂泊、居无定所，但在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女们都会为他们准备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席之地，以供他们长眠。他们背依老斗龙湾，眺望着大丰县城今日的繁华，他们身上的斗龙精神被后世代代承传。1966年我奶奶去世就埋葬于此，后来迁移到盐城老家与爷爷合葬。此外，我的父母、岳父母等其他长辈也都安身在这。最早的时候是土坟，每年上坟都要带把铁揪来添坟，后来不少人家都将先人的坟砌成了别墅样，逢到节日来祭奠只需烧点纸钱便行了。2002年许多航运职工下岗，因单位没帮职工办理医疗保险，政府召集航运公司、医改办进行协商解决，最后决定将岗西这一块田地用来抵充航运职工的医疗保险。自此，岗西这块土地实际已脱离了西河口。
　　 我在西河口工作期间住在淮南二厂分配的只有九平米的母子间中，每天早出晚归。夫人在二厂上运转班，女儿小的时候我就两边带，多数时间她还是在外婆家。母亲在水上新村已有了自己的一间平房加一间厨房，我每天中午都会到母亲那吃饭，不论她烧些什么我都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常自豪地跟邻居们说我吃饭不讲究，吃饱就行。饭后我到岳母家的沙发上躺一会再去上班，有时迟到了就会遭到她的唠叨。长辈们都是非常守规矩、老实巴交的本份人，容不得你有任何的过错，爱唠叨，有时我也会因为她烦而发无名之火，那是因为工作劳累所致，一个家庭中总是在这种唠叨声中渡过一天又一天。
　　 母亲没有文化，不会打牌和其他任何娱乐活动，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到农田中去捡拾人家收成后的豆子、麦子、玉米之类的粮食，然后加工成糁子，分给我们这些子女改善一下。哥哥姐姐们每每拿到这些糁子总是感慨道：这是妈妈一步一个头叩来的粮食啊。
　　 从水上到陆上的船民过着悠闲的日子，没有田地，相互间的亲情比任何一个居民小区都浓，哪一家有老人过世的时候总要拎上一捆纸去叩个头，以示老邦四邻间的亲情，这种朴实的举动成为一种传承，影响着后代的人们，成为子女们为人处世的榜样。
　　 这就是我西河口的父老乡亲。
　　
　　 五、西河口的父老乡亲
　　 在大丰境内行船的船民大多来自于盐阜地区，因而多多少少带有较浓的盐阜口音，很容易与当地居民区别开来，在语言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多年来我一直不改这种特定的口音，带着这样的口音与西河口的父老兄弟们交流起来颇有些亲切感。倒是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口音偏向了本地口音，已经缺了乡音的味道了，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算是一种进步。但不论你身处何处，只要你听到那些与自己说着相似口音的人你总会有种亲切感，有种老乡见老乡的味道。在大丰有几家农垦单位，他们也有着自己特色的语言。大丰的东部是近几百年来大陆架不断向东延伸而成陆，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的迁徙：明初的“洪武赶散”、民国初期的12万启海移民来大丰“废灶兴垦”、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山峡库区的移民，加上后来在大丰安置的农垦单位，大丰的口音带着多种方言，语言较为杂乱，因而听听口音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此人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