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并不很高的山，山上有个村子叫七里岚，在胶东临近渤海湾的地方，有无数这样的丘陵。儿时，我曾在这里嬉笑玩耍。在沙河里跟着叔父捉鱼抓虾，用河沿上捡到的破陶罐煮了吃，没有一粒盐巴。在井边上和小伙伴们玩泥，用一双脏手抹汗，把自己涂抹出一张鬼脸，偶尔天真地一笑，能把搓衣洗菜的姑娘、媳妇笑翻。
　　 秋天的时候，祖父在坡上耙草，我在山间疯跑，举着一双小手，要去抓天上的云朵。风雨来了，祖父拉我躲进草棚，我却捂着脑袋冲进雨丝中，一边高喊：我——不——怕！一边拼命蹦跳。睡梦中，我朦胧地听到祖母的斥责：你这个老头有啥用？小孩子都管不住。孙子发烧了不是！祖父不服地咕哝道：你没瞧见，他那副样子，像是落了水的小狼崽子。我想睁眼起来替祖父辩解，身软得像朵棉花。
　　 几十年过去了，我在睡梦里，还常常会品咂到岁月的雨丝，那些雨丝，像是一堆乱麻，理不清、咬不断，拂不去，纠缠着时光中的锦霞、月光，明媚、阴暗，编织成一张记忆的网，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自己抖开。
　　 山里的小狼崽子，没有一只是像猪一样圈养的，它们都是在风霜雨雪中野蛮生长。一旦断了奶，能够自我捕食了，它们就离开温暖的窝，奔向未知的远方。远方是哪里？小狼崽子们，只有憧憬，没有方向。山里的汉子，也像狼崽子一样，总想着走出大山，到外边去闯荡，在他们的血脉中，一直有个声音在唱响：山那边是个好地方。
　　 于是，我的祖父，在他还只有三岁的时候，就跟了哥哥们走出山村，稍后，去闯关东。他们父母早亡，没有依靠，驱使他们逃亡的是辘辘饥肠和活下去的渴望。几十年后，他回到家乡，依旧是孑然一身，穷光蛋一个。日本人来了，烧杀抢掠。我父亲十二岁的时候，被鬼子抓了去带路，走了一天一夜，又惊又吓。实在没法活了，十五岁，他投了八路，拿起枪，上了战场。一晃十几年，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孤身一人，二十多位同去的战友没有了，只有他满眼止不住的泪水。我渐渐长大了，十六岁那年，也循着父兄的路，打起背包，走进军营。我去时丢下的是地瓜干、玉米碴子，再回山村，提来北京产的蛋糕和甜点心。再后来，我五岁的儿子也回来了，他没有走进山村，只是在海边，一面看着渔民们抬着滴水的海蜇，一边玩弄澄澈的海水。我山村里的亲人，都到外面读书、当兵、打工去了，就算是95岁的老祖母，也进了城，住进了公寓大楼。山村对儿子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一个迷，一个童话。
　　 如今儿子也有了自己的女儿，他喜欢抱着小丫头在太湖边溜达，江南几十年的斜风细雨，或许早已冲刷掉了那些父祖带给他的胶东老家的记忆。一身细皮嫩肉，一口吴侬软语，早没了父祖那种来自山野的血性与剽悍。
　　 七里岚，这是个很有诗意的名字。我已经有好多年不曾回去了。那些时光中的记忆，那些清晨、晌午、黄昏和夜晚，那些清晰又浑浊的日子，都被岁月聚拢又打碎，煮成一锅八宝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七里岚的身后，是一座更比一座高的峰岭，峰岭上长满绿色的松柏、老槐和白杨树。村边上有些不大平整的田地，种了小麦和玉米。山坡上有苹果和梨树，沿着田边、山脚，散散落落地有些桃子和杏子。村外有条浅浅的闪亮的河，没有名字，村人们都叫它大沙河。冬春瘦得像条蛇，夏秋上游落了暴雨，它就涨成一条蟒，咆哮着翻腾。父亲曾回忆说，他小时候到河对岸放牛，山水下来了，他拉紧了牛尾巴，才算没给大水冲走。
　　 七里岚最美的时候是秋天，远远地望上去，天空飘着云朵，山间有岚气飘散，加上农人们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大有杜牧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的意境。加上峰岭上如火的枫叶，山间路旁星星点点的野菊花，叶儿金黄的白杨树和一簇簇红橙橙的野山楂，在暖暖的秋阳映照下，更让人觉得气韵生动，美到心醉。
　　 记得进村有条窄窄的山路，山路上铺满细沙和碎石子儿。那条路弯弯曲曲的，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老天爷的裤腰带，细溜溜的，一头系着平地，一头系着云彩。逼仄的小道，一边是山崖，一边是山梁，山梁上间或有从石缝中伸出的枝杈，有枝杈就有歇脚的鸟儿。不过没有几个人敢于仰头去看那些鸟儿，只好任由鸟儿吱吱喳喳。小路窄到只能走行人和独轮车，遇到小河，河上的桥只是搭在大石头上的青石条儿，过桥不仅需要技巧还得有胆量。有一年，我和表妹兰姑娘的男朋友一起迎面走到了桥中央，两个后生谁也不肯想让，我就一把将他推进了水里，看着他在七月的清水里，拼命地“狗刨”，笑出了眼泪，笑弯了腰，一不留神一屁股跌坐在青石板上，也差点落到水下。
　　 七里岚的汉子走出去，七里岚的媳妇走进来。七里岚的男人走得再远，也还是要回到岚上，找个女人传宗接代。
　　 那是个四月天吧，一乘枣红的小轿抬到了岚上，花轿的一边画着“八仙过海”，另一边描着“和合二仙”，两个外县的轿夫屁颠屁颠地跑得满头是汗。他们一脚长一脚短，一路抱怨羊都不肯走的路，一路打听要找姜老三。轿子里坐着个老姑娘，绣花鞋里裹着三寸金莲。她刚刚二十出头，要嫁的是大她十一岁的老汉。这个老姑娘就是我的祖母，在民国初年，她已然是个大龄女了。媒人说，“好灯好月好人家，上街游赏开心花”，谁知道，一百多里路，人家把她抬到了这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山里边。奶奶后来说：“媒婆的嘴，黄河的水。”她是被骗进了这个小山村。
　　 祖母说，跟她平地上的娘家不同，这个小山村的天，是别样的蓝，山在好远的云里，云就在山的跟前。山里那个静啊，能听到小溪里鱼喝水的声音。祖母下了轿，小山村不安静了，族亲们都聚拢了来看，穷得四里八乡的姑娘都不肯嫁的姜老三，从哪儿娶了个精致玲珑的小媳妇儿。祖母一辈子都生得又瘦又小，始终没超过一百五十公分。
　　 祖母人小气场不小，时间不久，她就让岚上的族人刮目相看。她进了岚上，打开结满蛛丝的柴门，将几十年不曾住人的老屋打扫得一尘不染。坍倒了的院墙竖了起来，锄走了荒草的庭院里种上了石榴、花椒。她和和气气地跟老汉生活，一连生了十一个娃，虽然只有六个长大成人，也足以使这个家有了生气，有了憧憬。
　　 祖母从小长在平地，娘家住在乡镇上，平日里跟着大人们听了不少戏文，虽然不识字，却比岚上的女人们有见识。鬼子来了，村里住了八路军，祖母开了门，请八路的首长住进家里。她干过妇救会，动员妇女们给八路做干粮、纳军鞋。后来，鬼子来到岚下，修了炮楼，八路军转移，我爹那时还未成年，就跟着部队走了。夜里，每当听到“乒乒乓乓”的枪炮声，胆小憨厚的祖父就会为我爹担忧，不停地叹气：也不知咱家老三咋样了。祖母总是坚强地对祖父说：他爹，放心，咱家三儿机灵着呢，一定会囫囵回来。东洋小鬼子长不了。巧得很，祖父行三，我爹行三，我娘说，如果算上我夭折了的两个哥哥，我也行三，我们祖孙三代三个男人都行三。祖母说过，行三的人命都好。
　　 祖母是我们家第一代女汉子，胆识超过了山村里的男人。她嫁出去的姑娘，姑爷都是好样的，建国前踊跃拥军支前，我二姑父一辆独轮车从胶东推上了海南岛。解放后，姑爷们也都是乡村里的党员、基层干部。阿叔当了公社书记，最小的四姑妈，被祖母送去县城，成了村里第一个初中生、妇女队长。祖母一生不曾有个正式的名字，我当兵时要填表，亲属栏里，给她填个姜张氏。解放初，提倡妇女解放，村里没用大号的女人，都要有个名字。姐妹们中唯一识字的小姑妈给祖母起了个名字叫张恢，奶奶气得大骂：你看你老娘像张飞吗？从此起名的事作罢。她的名字依旧是邻里嘴中的三婶子、三奶奶。
　　 祖母虽然是个女流之辈，却有着火爆脾气。有一年，阿叔带了两个县里的干部来家吃饭，祖母在灶头上烧，他们在炕上吃，酒酣饭饱之后，他们就倚着墙胡侃乱吹，吹的全是升官发财之道，始终也没谁来问候一声在灶上给他们烧菜温酒的老太太。祖母怒了，上去掀了他们的桌子，怒斥道：当年八路住家里，那么大的官，倒杯水，都先敬我老婆子，谋的都是对百姓好的事。你们这些小芝麻豆子，光想着往上爬，自己过好日子，哪里还有半点八路的味？祖母这一怒，骂得干部们又羞又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了。
　　 祖母一直活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见到了重孙子，也见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
　　 岁月如梭，时间就似大沙河里的流水，从祖母坐了花轿到岚上，一晃三十几年过去。
　　 又是一个春天，沿着一路“大跃进”的标语牌，岚上来了个英姿飒爽的女兵。她体态丰盈，上身穿着黄色军装，下身是一条随风摆动的过膝军裙，一条牛皮带横缠腰间，上面系着一只小手枪，让她的身姿更显得高挑挺拔，一双南国少女特有的大眼睛，就像这山村里滚动在花瓣上的露水，有一种高傲的美。
　　 这个女兵就是我的母亲。她原本是金陵城里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做梦都不会想到能徒步走进这个白云深处的小山村。动乱、战争，将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卷进革命的狂潮，随着解放大军的滚滚洪流，驻防到海防线上，在那里结识了同样是守边军人的我的父亲。
　　 我的父母从未对我说起，他们是如何相识相爱的，只是到了晚年，有一次母亲在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时，忽然指着电视里的男主角对我说：儿子，你爹当年就是这么个德行！我笑着走开了，他们那一代军人的爱情，大概都是一样的。
　　 母亲毕竟是南方大城市的姑娘，举手投足，都让岚上的乡亲感到异样。虽然老区的农民对子弟兵并不陌生，但是见到这样一个俊俏的女兵还是感到稀奇。那一夜，岚上所有的马灯都点亮了，星星、月亮都躲到苍穹深处。那一夜，最骄傲的是我的老祖母，在村人眼里，她是满面流光溢彩。后屋里的吕婶子后来对我说，那天，村上的人都在麦场上看光景，你奶奶乐得颌骨都脱钩了。
　　 这是母亲第一次见到乡下的泥腿子。她后来回忆说：我从来就没见过那么破的家，院墙、东西厢房都是土坯垒的，正房上也没有瓦，铺着些个麦秸草。你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爷爷胡子已经白了，沉默地叼个旱烟袋，整晚上没说一句话。你叔你的姑姑们，脸都是黑红、黑红的，没一个穿件囫囵衣服。要不是参加革命，打死我也不会做那么个穷山沟的媳妇。
　　 话虽然这么说，自从嫁给这个岚上的穷小子，她就放下了大都市少女的高傲，和岚上的农民融合成了一家人。小时候，我们家住在青岛远郊，每当有乡下的亲戚、邻居进城，都是母亲出面接待，管吃、管住。乡民们走了，母亲都送上礼品，给他们买了车票送行。每个月她都会按时给乡下的公婆寄去生活费，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自家的孩子吃不上肉，饿肚子的时候，也不曾减少一分一厘。乡下有了什么要紧的事，也都是她代父亲去处理。几十年下来，直到我的祖父、祖母终老，她从未懈怠。
　　 母亲虽然从小长在大城市，却跟我的老祖母一样是个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的女汉子，做起乡间的农活，也不输于当地的妇女。有一次我的小妹得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医生报了病危。护士让母亲打电话给军中的父亲，电话打过去，塔台上告诉说，父亲正在指挥战机起飞。母亲立马撂下电话，抱着小妹冲进急救室。还好，小妹总算保住了小命。祖母知道了这件事，大骂我爹没人心。母亲却安慰婆婆说：这不能怪他，军中的事大过咱家里的事。她和祖母很投脾气，这对同样倔强的婆媳，竟然从未红过脸，说过一句重话。就凭这一点，让我老爹佩服了一辈子。
　　 又是三十年的一个轮回，一位穿着绣花锦缎大红袄的苏南姑娘，再次在风雪中唤醒了山村混沌岁月里的记忆。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来，山花儿没开，山口上也没人，只有一阵紧似一阵的雪花飘洒在安静的山谷中。在一片银白的世界里，她的一身红妆，鲜亮又美丽。这位身材高大挺拔的姑娘就是我的妻虎妞。她是来岚上举办婚礼的。
　　 虎妞走进村口的时候，发现村道上早就站满了乡亲。男人们兴奋地拍着手，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小孩子们则在两边的人墙里窜来钻去。后街上孙家的婶子高叫起来：哎呀呀，多俊俏的姑娘啊！三奶奶真是好福气，从老远老远的南方娶来个孙媳妇。老吕家的婆婆接下来说，你望望，多水灵哪，听说人家那地方不吃苞米，天天吃大米，人想不俊都不行。说着说着，就有些婆婆妈妈来拉虎妞的手，来摸她的衣襟。虎妞从没出过远门，也没进过北方的山村，更没有见过这种仗势，又紧张又害羞，低着头紧紧随着我往家走，她的身后是一阵阵欢声笑语。
　　 早在几年前，我从部队回来探家，就跟祖母定下个“阴谋诡计”，将来结婚一定骗了姑娘回山村举办婚礼。祖母在我爹资助下，投了重金，翻盖了南屋，一溜五间石基青砖瓦房，比大队办公室都气派。虽然，我和虎妞只在这新建的婚房里住了十天，祖母建设这座新居，却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另外祖母还重砌了院门，修了照壁，整顿了东西厢房，改革开放了，山村也渐渐过上好日子，只是我辛劳了一辈子的祖父早已离去。我也一直信守着承诺。这一切只瞒着虎妞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