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逝去的红姑。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传记，甚至不够文学。我虚虚实实地写成文字，只是为了纪念一个人，祭奠没有回程的岁月。
　　
　　 红姑是我小时候的隔墙邻居，大名小红。红色时代女孩子取名大多带“红”，叫“小红”的也就不计其数。按辈分我该称她小红姑姑，但因为年龄上她比我大不了几岁，所以我就化繁为简，一直唤她“红姑”。
　　 红姑喜欢坐在门口的四方石头上，让我给她翻找头上滋叉的头发。这当然很难找，我总是拨拉来拨拉去，老半天也没有什么收获。但红姑还是坚持要我帮她找，一副眯着眼睛很享受的样子。有一次她娘看到了，笑着说你们在找虱子啊，红姑说俺俩在找金豆子。我喜欢闻她头发上的味道，说不上是香还是甜，也分不清来自于花还是草，总之别的地方都闻不到，一闻就入心入肺，直达灵魂，前后左右的世界焕然一新。
　　 那天老家两个发小先后打来电话，说红姑突发心梗去世了，“剃头二的”也赶回来了。红姑明天就入土安葬，他们觉得应该给我说一声，回不回去不当紧。
　　 我脑子里一时有些乱，这才想起好久没有和红姑联系了。她只比我大了六七岁，怎么就突然不辞而别了呢。
　　 农村办白事规矩很多，在不在五福，合不合大锅，该扯什么孝，该随什么礼，每个层次都界限分明。我家和红姑家不存在近亲关系，村里人给我打电话报丧，无非说明了红姑对我很重要，或者说我对红姑很重要。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一直都知道谁最惦记红姑，红姑最惦记的是谁。她从不遮掩对我的喜爱，曾经口无遮拦地对别人说，我是她的开心果，她是我的树阴凉。
　　
　　 记得那年红姑要出嫁了，隔壁她家叮叮当当地一阵忙活。我跑去看红姑，红姑正在试衣服，红嫁衣映得她满脸通红，像是红透了的桃子。看见我，她僵了一下，然后问我好看不好看。我吭吭哧哧地说不出来，只感觉她突然不像是原来的样子了。
　　 她嫁了全村最好的人家。男方小名叫“白孩儿”，白白净净，一表人才，属于又傲又帅、越傲越帅的那种。这样的人穿上军装，戴上军帽，连村头啃草的老牛都会看傻了眼。这年冬天白孩儿参军了，一身绿军装让他胜过电影里的解放军英雄，把三里五村女孩子的心思全都搅乱了，提亲的媒人一时间踩破了他家门栏。衣装从来是一种神奇的物件，它不能给衣服里面的人体带来一丝一毫的改变，黑皮不会变成白皮，水桶腰不会变成水蛇腰，但它却能让衣服之外的众多眼睛发生巨大的光学变化。何况是白孩儿，原本底版就好，军装在身完全的一副军官模样。
　　 因为当兵一走就是多年，所以农村入伍的青年大多会赶着日子突击完婚，以免退伍回来错过了好姻缘。白孩儿的家庭条件在全村数一数二，他父亲在县城当长期工，身着蓝色的司机制服，偶尔开着县运输公司的大卡车轰隆隆地回来。在自行车都还少见的年代，一辆威武的大汽车停在村口，让整个村庄都立马容光焕发起来。
　　 白孩儿之所以选上红姑，当然是因为村里村外谁都没有红姑长得婍。身材高挑的没有红姑眉眼俏，脸蛋好看的没有红姑的腰肢软，杨柳腰的又比不上红姑的腿长，哪儿哪儿都不错的又未必比红姑说话的嗓音耐听。不论上学还是下地，红姑走过人前，谁看了都想再看第二眼，不看的也是强忍着。红姑也知道自己长得好，所以总是低头走路，避免跟人眼对眼，衣服也不敢穿得花哨，脸上从不涂脂抹粉。她常常地害羞，却不知道害羞的样子更动人。
　　 红姑对这门亲事想必很满意，“叫第三”回到娘家，喊我过去吃好东西时我看到她一脸的笑意。我对她说昨天听到几个大人在说她，一边说还一边笑。她忙问我说啥了，我说他们说你睡觉不脱衣服，是白孩儿一件一件硬扒下来的，差不多扒了半夜，连裤衩都撕破了。红姑突然拿两只手捂住脸，俺了娘啊，你听谁说的啊小屁孩，呸呸呸。
　　 白孩儿很快就身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走了。据说部队的探亲假一年只有一次，做了媳妇的红姑又恢复了常态，天天下地干活，有时也去婆家帮忙几日。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红姑还是很享受我给她找不好找的头发，头发里传出的气息似乎比之前更好闻了。
　　 那年我上了初中，学校开始做回学校的样子，要求学生学习了。我的脑子突然开窍，发现古诗里就有红姑的影子，书本里藏着的世界比身边露出来的世界还要有趣。
　　
　　 “白孩儿”参军还不足一年，一个消息在秋天的一个黄昏传开，立即惊呆了屋顶的炊烟和枝头的鸟雀。山村里的新闻本来就极其稀少，这个意外事件让一村人不知所措，它的阴影自这一天弥散在山村上空，后来一直持续了很久很久。
　　 白孩儿死了，不是光荣牺牲，也不是得了暴病。部队上用转接电话通知大队，要家属火速前往部队处理后事，将尸体拉走。明眼人都清楚，但凡因公死亡，或者不是特别例外，部队应该派车派人来接家属，还会给予相应的安抚补助，至少会一手负责安葬事宜。
　　 不知道白孩儿的尸体是怎么拉回的，怎么埋葬的，他们一家人对此事闭口不言，讳莫如深，任凭旁人猜测议论，随意编排。连红姑也闭门不出，拒绝见人。母亲让我给她送瓜子，我看到她的脸像一枚霜打的柿子，美丽中藏着冰凉。第二次去看她，撞见她正在屋里流泪。我呆呆地站着，她伸手把我拉进怀里，一直哭一直哭。我也一直站着不动，觉出有泪珠砸在我的耳朵上。她的胸脯像一台奶奶做饭时的风箱，一抽一送，一起一伏。
　　
　　 我上高中没有考试，时兴推荐上学。不光是升高中，据说上大学也是推荐，叫“工农兵大学生”。我很侥幸自己能受到推荐，虽然我一直被老师当作年级第一名看待，但是我家连一个生产小组组长的后台都没有。随后我发现年级最后一名也被推荐上了高中，人家啥都不学啥都不会，可人家是支书的侄儿。大人们分析我是被平衡，沾了人家的光。
　　 一进高中就开始“反智育回潮”，全国都在学习“白卷先生”张铁生，憎恶学习批判考试的他一时成为青少年心目中高大上的人物。所有学校实行“开门办学”，我们天天找地方参加社会劳动，扛着镢头到山上开荒，推起独轮车给地里送粪，初中“复课闹革命”时学到的一点知识很快被山田间的一锄一锹埋掉了。
　　 像一棵到了季节的小树，虽然没长一点学识，我的个头和力气却像坐上了火箭，一飞冲天。红姑见了我惊呼，俺了个娘啊，你是咋长的，吹气泡啊，瞧瞧，几天没见，你都比我高半个头了。我心里却并不得意，反倒生出隐隐的失落感。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冒充小孩了，再也不好意思给红姑拨拉头发了，闻不到那种特别好闻的味道了。
　　
　　 红姑这期间嫁了马老师，我们村校的民办教师，曾经教过我初中数学。乡亲们实在，说话直露，给身体有特点的人起外号从来不会客气，譬如郭瘸子，刘光头，王六指，歪嘴三儿。马老师是村里最用心读书的人，同时也是长得最低的人。就因为矮小，家穷，父母早亡，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娶媳妇。马老师是个文化人，大家给他起的外号也比较雅，叫“恨天高”。
　　 不是没人给马老师说亲，但媒人拿给他的都是二婚头。马老师的自尊心很受刺激，扬言一辈子不刷牙也不想用别人使过的牙刷。所以马老师就这样一直晾着，直晾到白孩儿死之后三年，听闻红姑打算再嫁，他居然主动托人找红姑去了。村里人说，他不找二婚？那是他还够不到人家小红。
　　 红姑差不多被马老师纠缠了两年，心里疙疙瘩瘩犹犹豫豫了两年。马老师的外貌还有家庭条件，与白孩儿相比，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从白孩儿到马老师，俩人间的巨大落差让红姑难以接受。媒茬倒是还有几个，却也都不合红姑的心意。马老师的劣势不少，但他的一个优势很突出，他能写会画，隔三差五就隔着墙头给红姑家扔纸团，全是他写给红姑的情书，偶尔还有诗词。
　　 在我高中毕业那年，马老师终于娶到了红姑。吃不到葡萄的人就说鲜花插到了牛粪上，更刻薄者把马老师叫作“担鼻子”。我不理解其意，只知道“担鼻子”就是挑东西的担子正中加附的一截短木料，以防担子从中间一折两截。
　　 马老师娶了红姑后犹如换了人间，天天火烧屁股似的，再也不舍得在学校多停留一分一秒，一放学就第一个往家跑。有人还把马老师家大白天插街门当笑谈，说三十多岁的光棍没见过好酒，一喝就上瘾了，越来越贪杯了。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踢腾，恐怕犁顶得住，地也顶不住，苗也不会长。
　　
　　 1977年秋后，上面突然传出消息恢复全国高考，年龄、婚姻、户口条件不限，大家一下子都有权利考大学了。你能跟县长乡长村长的儿子闺女一起坐在考场上，平等地面对同一张试卷，最后还以分数取人，天底下竟还有这样的好事。红姑鼓励马老师赶紧复习课本，试试运气和能耐。明摆着的，一旦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一步登天，土鸡变凤凰，祖宗坟头冒青烟。马老师居然还犹豫了一阵，怕考不上丢脸，又怕考上了离开媳妇。到了那年冬天，马老师上了考场，我也上了考场。
　　 第二年春节一过，马老师的通知书下来了，他考入了郑州大学数学系。这差不多是全村的大喜事。那一年高考僧多粥少，全省录取不到一万人，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多一点，十里八村都难得有一个金榜题名的幸运儿。小伙伴们的话风随即变了，有的说个头低咋了，不长个的人都长了心。傻大个傻大个，有哪个离天低的比得上人家“恨天高”。还有的说，谁说人家红姑是克夫命，她男人全沾了媳妇的福。谁说鲜花插到了牛粪上，现在你闻闻，牛粪比鲜花还香。
　　 我落榜了，村里让我顶替马老师的空缺当民师。红姑安慰我，明年再考吧，知道你行，说不定迟饭是好饭。
　　 在马老师站过的讲台上，学生仰起头看我的视角起初有些不习惯。他们怀念马老师，有时会说这道题马老师不是这样讲的，明显地对我不信任。街坊邻居鼓动红姑多去郑州看丈夫，别心疼车费。红姑点头嗯嗯，却一次也没有去过。
　　
　　 第二年我被外省一所大学录取，一年也就回来两次，红姑的情况了解得既不及时也不全面。还在我收到通知书后，红姑专门去镇上给我买了一个超大的笔记本，打开来除了纸香墨香，似乎还有红姑的气味藏在纸页间。红姑说你可比你老师文采强多了，这个本子给你写诗吧。我说我能考上大学，兴许也和马老师一样，沾了你的福气。
　　 村里人都知道马老师很黏红姑，每个假期回来都像过节，不到开学的最后期限不离家。奇怪的是红姑一直没有小孩，婶子们就说地应该是一块好地，都怪男人浇地浇得太勤了。
　　 但红姑的故事在马老师毕业后再度拐弯。马老师被分配到一个地级市的高中教书，并没有带红姑过去。当时男方是“国家人”女方是“老农民”的，犹如被分隔在阴阳两界，社会上称这种夫妻组合为“一头沉”，将来生出的孩子都得随母亲户口，入不了城市的门槛，一切都不好办。
　　 总之马老师和红姑离婚了，幸好没有孩子拖累，也没有财产纠纷。别人都骂马老师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只有红姑一句都没有骂过。知情者说马老师一年后又在外地结婚了，本家叔叔们去过，见到女方是个有些跛脚的女子，但人家有商品粮户口和正式工作，她父亲还在什么局当着什么科长。我听说后就坏坏地想，一个“恨天高”，一个“地不平”，倒也般配。只是亏了红姑了，一晃三十出头了。
　　
　　 我毕业后进了行政机关，相面的说我长了一张做官的脸。这个时期又改又开，风不再凌厉，山川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冒泡，似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有了出头的可能。即使是最没有盼头的农家人，也平添了许多花花绿绿的念想。最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是那些最先背着编织袋走出山门，走进大城市搞建筑、做劳务的人。他们每年开春后出去，大年三十前回来，背回来的麻袋里不光有铺盖卷，还藏着破布包着皮筋捆着的钞票卷。
　　 这些背井离乡的谋生者，成群结队地涌入都市中，活在城里人的白眼下，不讲穿戴，也不讲卫生，一见到穿裙子的就一拉溜地向左向右看齐，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蛮荒愚钝的世界，仿佛纯种的植物园突然地就被劣等的外来物种入侵了。
　　 那时他们被称作“民工”，后来被叫作“农民工”，与城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群人里头注定有一些胆大不害臊的人，不认命的人，非要和上等人掰掰手腕，试试高低，下决心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起初所有背铺盖卷的人都一样灰头土脸，像要饭的，像收破烂的，哪饥哪吃，哪黑哪睡，但很快一些小能人便从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苦力阵营里诞生了吆五喝六的头人，其说话的嗓门，习惯的手势，走路的派头，渐渐与普通人区分开来。他们的腰包开始鼓胀，额头开始放光，肚子开始变圆，城里人看过来的眼睛开始变大。他们在行业里被称为“工头”“包工头”，在后来故乡政府的说辞里被敬称为“建筑工队长”“建筑精英”“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我那个村的“剃头二的”，便是这些成功人士之一。
　　 就因为“剃头二的”本家有个兄弟小名也叫“二的”，起小放羊长大，为便于区分，大家就把他俩一个叫“放羊二的”，一个叫“剃头二的”。此二人性情大为不同，这里重点介绍的“剃头二的”比较精干，没怎么上过学，但很有钻劲，啥都敢比划一番。他买了一把电动推刀，谁的头他都敢剃，剃一个头收费五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