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看似大自然用瘟疫的方式，在公开惩罚人类的错误。其实，大自然对人类最大的惩罚，是诱使着人类自我制造出来疫情，并以自用于身毁灭一切的方式，毁灭感情、美好和生命的肌体，通过每天的演化，不断地惩罚自我，这种重罚才是真正的疫情。
　　
　　 一
　　 那一天，房间很闷热，开着26度的空调，躺在1米8宽的大床上，背靠着胡乱堆放的被子，我在家里玩着手机。手机里很多新闻反复看过多遍，挺没意思，可是，遇到再看看也不妨，反正混日子就是这样。
　　 太过安静的在走道中传来响声。对门有志愿者解开门上的铁丝提前来送菜。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就是对门女主人开始说话，说的不是感谢话，而是大声抱怨菜品质太差，就这二个皮芽子、土豆，一棵大白菜、三头蒜，四根葱，几个鲜椒，就要30元，菜包太贵，天啊，快让人活不了啦！
　　 我家虽然隔着对门家有两道门，还能清楚地听到对门女人一声叹息、哀怨不已的感喟。我没听见志愿者发出任何的声音，大概是放下东西，让对门看完货物，就随手把进户门拴上铁丝扣走了。
　　 我要的是50元菜包，和他们的30元相比，只多出二把叶子菜。特殊时期真的没办法，心中虽有不满，却觉得毫无办法，因为疫情期间的菜果，从来没有便宜过一天。好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吃饭，有时一天就是二顿，很多时候，半中午才起床，一天就只吃一顿饭，也不觉得饿。志愿者送的菜，多几个、少几个，好与罢、烂也罢，只要有得吃，还有吃的东西，一切都变得没有任何争论的意义。小区菜店的河南老板是一个中年人，进入疫情后，整个人被气吹起来似的，从身体到精神，都像被打过5遍热鸡血，挣起钱来亢奋得像永不睡眠的神经病。在这次疫情期间真是发了横财，还表现得非常不讲道德、不讲信用，给人送的菜包经常份量不足，烂菜充数，而且价格昂贵。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只是将来能出门，永远不再去他家，哪怕走再远的路，也只买别人的。
　　 整个城市封闭以后，偶尔打个电话，朋友之间的事情，只是问问而已，因为，我很久都没有正规上过班了。从去年8月份的疫情开始，公司要统一关门防疫，员工都要关在家里，避免上班聚集在一起发生交叉感染，既可以不让公司费钱花力造成人心不安，又不给社会和社区搞破坏，而且，阳了自己去负责，买药住院甚至死了也与公司无关。我的部门王经理人挺不错，身材匀称，说话和顺，又长着一张方方正正的苹果脸，眉宇间透着一份好人的外貌，说话也温温和和像在自语。他是企业创建时的老员工，他让我在家里呆着，等开工或有事时再来找我。反正还有一份不高的保底工资，加上以前的存款，凑合着过日子也不成什么问题，国有企业就是这么好。
　　 我身在床上闭着双眼，手机放在床头，正放着女歌手降央卓玛的《那一年》，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歌曲，也是我喜欢的曲子之一。那是一份干净清彻深入骨髓的天籁之音，散发出低沉纯正的女声，一步步透过凡尘的喧嚣，让人有一种忘记外面、忘记疫情的安全感。
　　 名义上的婚姻早已荡然无存，一个女人的真实生活，最多的时候是给自己过的，更多时候是自己看着自己，自己想着自己。有时也想过离婚的事，麻烦。就这么过着，其实对双方都很自由，谁也不管谁，只要能把钱拿回家，那怕只有一部分也行。这样的日子虽然有时很无聊，无聊到骨头都麻木的程度，却又让人觉得非常单纯。
　　 我妈打来过几个电话，她们的小城也一样，全城封闭。只有社区干部和志愿者可以出门，把你需要的东西放在门外，敲门、解锁，接着验货、拴门。有时，小县城的疫情管理，甚至比我们大城市还要严格，根本不允许任何人出门，包括不允许每家楼房里的一口空气溜出门。妈妈说，很多人家的单元门、小区门，甚至住家门都被志愿者用铁丝一圈圈拴起来。只有做核酸和分送生活物质时，才能暂时地解开一会，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二个月了，也不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妈妈在电话那头叹息着。
　　 爸爸接过电话，问我是一个人封闭在家吗？
　　 我停顿了一会，才轻轻地嗯了一声。
　　 我听到爸爸那一边不再说话，只剩轻轻喘气的声音。那你就自己好好过吧！不要懒，一天最少吃二顿饭，预防药要及时吃，水果和营养一定要跟上，还是少出门少聚焦，免得交叉感染。爸爸在电话里反复叮咛着我，仿佛我还是他眼里的那个小姑娘，还是他拎在肩头背着一起走夜路的那个少女。想到这里，我的眼里霎时间有一种滚下落泪的冲动。
　　 窗外，已是深秋时分，小区的树木先是浅黄，然后浅绿，最后变得一片金黄，满枝都是桦树黄叶的优雅。公路上没有什么人，此时也不会有什么人出现，只有执勤的服务车在大路中央孤零零地跑着，路边的社区人员捂着双层的口罩，手里拎着重量不轻的物资袋，在空无一人的街边身单影薄地匆匆而过，仿佛他正在被一群看不到的东西拼命追赶着。
　　 餐桌上的蒜苔炒肉，早已经凉浸了。盘子上有半块白面薄馕，它平躺着身子，咬过一嘴的豁口形状，显出苹果手机才有的品牌标志。这是我早上的饭，虽然是半中午做的，还算是早饭。因为，疫情开始后，我和很多人一样，随便对付一下，人不活动，吃点东西就不饿，不像上班时那样充满着无限的食欲。
　　 手机电话铃突然响起。
　　 我从卫生间跑到卧室，接到的是警察电话，一个男人，他问过我的姓名后，平静地说我丈夫刘远志死了。
　　
　　 二
　　 电话里请示过社区包户干部以后，我才坐着社区专用的服务车，穿过开始长草的无人街道出了小区。在医院门前，被一身密封着全身、根本看不清面孔的大白引领着，费了很大功夫，又是核酸，又是双抗，又是登记，然后喷洒消毒，穿上一件新的防疫服后才进入了病房。
　　 警察是一个身材高硕的年轻人，身上冒出一缕大男孩才有的清香体味。虽然还是戴着厚实的塑料面罩看不清面孔，却能听出声音清脆有力，见面说出的第一句话，我就听得出来，正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
　　 死因很简单，不是事故，也不是急症，更不是谋杀，而是死在刘远志自己的车里，是和一个女人激烈车震时，因为一激动导致心跳骤停，先是有人报警，然后才从公司里送到医院，去医院的一路上都在抢救，最后还是在医重症室里经过抢救无效死亡。
　　 刘远志死时，身体一丝不挂，留着抢救时电击留下的紫青色痕迹。不由地让人想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人生箴言。看着安静的躺在停尸房的丈夫，双眼微闭，嘴唇鲜红，眉宇松驰，尽管面色苍白，却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这是在快乐中才有的幸福离世表情。小警察站在一旁和我说着话，知道我的身份后，就用词谨慎小心，露出语气里的极不自然。毕竟我的丈夫是和别的女人车震时，动作过于激烈，从而导致心脏骤停造成的猝死，让人有一种被剥去裤子后极不体面的感觉。只是那个女人，随车送到医院后，连大门也没有敢进，就从大门前偷偷溜走了，估计也是一个有丈夫和家庭的女人。医院只好报警，警察又联系我，让我赶过来处理后事。
　　 听着这些，我没说一句话，脸上始终没有一丝表情，仿佛神情被看不见的一种东西定住，平静异常，不悲不喜。也许，医生和护士都以为我被这件突发的事情吓傻了。坐在医生办公室的椅子上，众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可怜的、被抛弃的女人，老公背着妻子出轨，和别人玩得太嗨，结果高兴死了。
　　 跟着小警察先到护士站，签字、结帐、拿病历，再去找主管医生办死亡证书，给死者清洗遗体，最后去收拾为数不多的遗物。我用护士递过来的棉球，蘸着酒精仔细洗擦着刘远志的面孔，从额头到脸部再到嘴鼻下巴，然后是手脚和胸部，最后是背部，手触着冰凉僵硬的肌肉仍然滑溜，这是一具年轻的身体，是我曾经爱过的人，可惜没有了呼息。社区人员很负责任，也随车跟着来了，嗫声告诉我，由于正是疫情期间，一切从简，不能做告别仪式。最后，由民政部门出面，把刘远志装在一张薄薄的硬纸箱里，抬上殡葬车，送到火葬场处理。
　　 办理事宜时，我就想，是不是该打一个电话，告诉刘远志父母，可是考虑到他们住在女儿家里，正在地球背面的美国，此时已是深夜时分，犹豫过后，我还是用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恭敬而简要地告诉俩位老人，含糊地说明他们儿子的死因、疫情管理部门处理意见，目前我在做什么，至于回国与否，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我态度很积极又心态驯服地配合着管理部门，处理着丈夫的后事，跟着相关人员坐着车跑来跑去，在木偶般的麻木中，陆续办理完了商业保险、社保补助、抚恤金，然后才去派出所办完丈夫的户口注销手续。
　　 坐在车里，我长吁一声，终于让这个活着时一米八高的男人，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从活生生一个气我的人，浓缩成一包灰色的粉齑，变成抱在我手里的一个骨灰盒。
　　 从此，这个人在世界上已不存在，我也不用再为这个人恼恨了！
　　
　　 三
　　 疫情后期，已接近年终。虽然允许一部分企业陆续开工，却要做到错峰上班，以减少公共场所的聚焦机遇。我们都必须戴着口罩，不聚焦，勤洗手，整个办公楼散发着84消毒液的刺鼻气味，时间一久，人们就像被浸泡在药水里一样，不知不觉间成为一具具活着的人体标本。
　　 穿过浓烈的气味，原有的生活秩序，慢慢在开始恢复。
　　 平时没事时，在公司里听人闲聊，男人们都说升官发财死老婆是人生的喜事。此时，我死了老公，在他们看来也算是一件喜事吧。人对自己以外的人，都那么漫不经心，绝对不会多么感受到有一种伤害和失去的重量。他们对我是这样，对于他们的悲伤难受，我对他们也是这样。虽然人与人近在咫尺，却远得像隔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
　　 说是喜事，毕竟一个人突然就没了，大小也算是一件很伤悲的事。可是，又伤悲不到什么，反而却有一身被解脱的轻松。我知道自己并不难过，却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强忍着内心泛起的狂喜火苗，生怕自己不小心会笑出声来，给自己找不愉快的诟言和罪名。想到这里，我只能在众人面前，不苟言笑，紧蹙眉头，带着一副说不清楚的难受表情，不悲不喜。
　　 王经理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事，当我坐在火葬场的塑料椅上等着取骨殖时打来电话，他的嘴里反复只有几句话，想来安慰我，却总也说不到点子上。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我是否真正的伤心，甚至根本不知道，我心中太不应该私下出现的一丝窃喜。
　　 回到家里，还是没有看到手机上有美国的回信。我就用语音给刘远芳打电话，电话通了。我向她说明情况，告诉处理结果，然后就等她回话。等我说完后，她什么也没说，就说先这么办着吧。倒是把哥哥的东西收拾好，等她们有时间回家，取些物件留个纪念。
　　 刘远志只有兄妹俩，妹妹刘远芳从国内大学一毕业，就跑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就毅然留在那里建设人家的美国，而且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洋骆驼男人。我见过这个洋男人，挺有礼节，人也率直，长得人高马大，满脸胡须，长胳膊粗大腿，怪里怪气的说话语调，有时还挺爱弄出个幽默，与他的整个人有些不适合。也不知小姑子喜欢这个男人的什么，除了洋男人身体强壮、追女人手段好，比中国男人能让她动心，估计还是为着能找一个办到绿卡的机会。
　　 结婚这么几年，我们还没要孩子，这是刘远志的意思。他不想要孩子的理由很明确，不想让孩子拴着他的双腿，影响到他正在上升的事业，等到想要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要的。对于他的态度，我无所谓，反正受苦的人是我，又不是他。他对孩子的贡献，只需要一粒小种子，我却要承受十个月怀孕分娩，然后是为小家伙永无休止的操心劳累。
　　 刘远志活着时，我有二年时间，是一个人在家里；此时，他走了，家里像往常一样，还是我一个人，只是柜子上多出一个外观装饰精美的骨灰盒。开始时，我会时时瞅一眼这个新增添的家具，像对待一件硌人的外星客人。没过几天，就不再去关注，有时会忘记他的存在，忘记家里还有一个装进盒子里的成员。家里没有人走路的声响，也没有任何刮擦的噪音，我是不会乱折腾的人，处在静止状态中的刘远志，更不会弄出什么声音来。如果真的弄出来响动，不仅让单元楼成了聊斋，而且还会在小区里吓唬人。他活着时，留在这个家里最多的只有走路的声音，此时，连走路咳嗽上卫生间、给马桶放水的事都省了，比他活着的时候更要安静很多。
　　 乖乖，你终于老实啦！轻轻拍着骨灰盒盖板，里面发出空洞的回音，估计，他只能这样静默的承受我带着戏谑的拍打。
　　 好在一个月以后，临近冬天时分，公司正式的重新开门营业。王经理打电话通知我去上班，当然如果身体不适，可以在家里休息几天，他很客气也很懂事。我是公司财务室的业务员，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专门负责与区里的税务、社保等部门打交道。那天，我去的最早，到了公司，办公里没有人，我就清扫擦洗一番忙碌起来。桌面的灰尘积得有一枚铜钱厚，洗出三盆子的脏水，等我满头是汗时，才算弄出原来的样子。打扫完毕后，过道里传来走步声，刘科长和王会计等一行人员，挎着小包踩着钟点推门进来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