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献给我热爱的故土，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勤劳、善良的人们，尤其那些在我人生最艰难的岁月，给了我无私帮助的人们。
　　 ——长河奔流
　　
　　 一、童年的记忆
　　 巍巍大别山，横跨鄂豫皖，奇峰骏岭，纵横驰骋，绵延数千里，她的余脉一直延伸到龙舒大地和庐江交界处，在一座名称狮子山的山脚下，流经一条名叫清水河的小河，宛如一条玉带，缠缠绕绕，潇洒飘逸，这条大约只有三十多公里长的弯弯小河，发源于舒桐交界的西部山区，然后顺着地势，蜿蜒而下，穿过平坦的大地，汇入杭埠河，最后一头扎进巢湖的怀抱。
　　 在这条河道的东南边，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村庄，名字叫河边，村庄大约有四五十户人家，分东头和西头，整个村子主要是周李俩姓氏，很少有杂姓，后来，修龙河口水库的时候，迁进来一些移民户，有了一些张姓、王姓，但占很少。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里是一个美丽的村庄。
　　 村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有野猪、獾等动物，凶猛而狡猾，躲在洞中需要用烟熏才肯出来，大人在捕捉的时候，叫我们这些小屁孩躲着远远的。有时还遇见狼，远远地对着我们在野地挖野菜的孩子们贪婪地盯着，在大人的追赶下，很不情愿地溜走了。
　　 庄子前面还有两口大塘，中间隔一条路，塘里鱼虾丰富，清晨，塘面氤氲着一层淡淡的晨雾，一条条大鱼，露出青色脊梁盖，嘴巴一张一合地结伴游弋，像一艘艘威武的军舰，而塘边则蛰伏着一些麻古珑子等小鱼小虾，我们这些孩子则用小渔笼去捕捉，太阳渐渐升起，大鱼们也悄然消失了，在大人们的吆喝声中，我们也各自回家吃早餐、上学去了。
　　 那时的冬天冷得邪乎，却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天堂，池塘上厚厚的结冰，任我们在上面尽情驰骋，大雪把一座座草房子，厚厚包裹起来，形状像一颗颗蘑菇，大人们在里面烤火、喝酒、打牌、拉家常，我们在雪地里嬉闹，打雪仗，捣冰冻溜溜。
　　 天地间一片混沌，分不清界线，一片片雪花无声地落着，简直就是个童话世界。庄子上的大人们都说我小时候，很顽皮，且脏，头上有二块大拇指大的疤，是不毛之地，是因为害过疖子，好了后，毛却不长了，鼻子底下整天拖着青绿色的鼻涕，形成明显的两道泛白的印子，有时候，鼻子一吸气，鼻涕被吸进洞中，过会儿又冒出来了，一年四季，口水不断，所以，庄子上人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滴水岩”。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一天傍晚，父母和隔壁一个叔叔商议什么，似乎和我有关，我后来才明白，是把我过继给一直单身的二叔，由这位叔叔见证，他好比就是女子出嫁的媒婆。父亲好像沉默不语，母亲絮絮叨叨地讲着过继给叔大的好处，要我以后听二叔的话，不久，我就稀里糊涂到二叔家过生活了。
　　 放学回来，饥肠辘辘的我，坐在二叔家低矮茅房的门槛上，铁将军把了门，二叔不知去向，我总感觉二叔远不如亲爹娘疼我，但是知道家中日子艰难，娘又添了一个小妹妹，不得已才把我过继给二叔的。
　　 一阵阵饭菜的香味的吸引下，我迷迷糊糊走到老家中后院，里面传来父母、兄弟姐妹的说话、吃饭的声音，但我一直门外踯躅徘徊，不敢进去。
　　 母亲走进院子，突然发现了我，一问才知道我没有吃饭，忙把我拉回家，口中叨念道：不去了，不去了，以后不去了！又连忙给我盛饭盛菜，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泪水在眼眶直转。
　　 我于是重新回到穷困但温暖的大家庭中。
　　
　　 二、批斗大会
　　 一九七六年春天，一个普通的上午，位于大队部的三拐小学，院子里站满了学生，几位老师在维持着秩序，一场批斗会即将举行，只见一个矮小的只有上十岁的孩子，站在院子中央的一个大石磨上，他的头深深地埋在胸前，一动不动，身子仿佛钉住一般。在院子的正前方，临时用毛竹搭了一个简易的讲台，坐着几位重要人物，有学校领导、贫下中农代表和大队干部。
　　 这个孩子就是我，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就在前几天学校发生了一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学校教室的课本作业受到严重破坏，黑板上还写了反动标语，经过调查，就是这个孩子干的，这个孩子是谁？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是我们大队赫赫有名的右派分子周峥嵘的孙子，公然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挑战，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活动，我们要坚决斗争到底！
　　 讲台上，刘校长的一席话，像一阵狂风，引起底下一阵阵躁动，紧接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哭泣着跳上讲台，控诉这个右派的孙子，讲述这个小右派是如何破坏她的教室设备，用粉笔在黑板上乱涂，写打到某某，这个某某是贫下中农代表，这个小右派还在学生的墨水瓶里小便……于是口号震天。
　　 批斗会一结束，刘校长亲自押着我，送我回家。
　　 庄子上人，像看热闹一样，站在门口，母亲像疯了一样，揪住我的头发把我往门前一口大塘里拖，这口大塘水是很深的，曾经淹死过人，我看到那黑幽幽的塘水，拼死命地抱住塘边一棵大树，母亲后来渐渐体力不支了，仍然揪住我不放，瘫在地上哼哼唧唧，我和母亲就这样对峙着好长时间，后来我趁母亲疲劳至极，挣脱逃走。
　　 我觉得母亲那时候真的要把我淹死，多年来右派家属的帽子压在她头上，时刻小心翼翼，稍有风吹草动，常常惊恐不已，而我这回却捅了这大娄子，家人又在村子里抬不起头了。
　　 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这回却表现异常冷静，他认真仔细查看刘校长提供的证据一本乱涂乱画的作业本，在核对笔迹，似乎不太相信是我所为。
　　 但这一闹剧确实是我所为。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爬进学校教室，把满肚子的仇恨都发泄出来，在黑板上，写道：打倒某某，还把作业本子乱画一通。原因，是前不久，我的右派爷爷去世了，家里亲戚送了一些花圈、挽联，被这个贫下中农代表举报到大队部，马上，几个持枪的民兵赶来，把所有花圈、挽联都没收了。
　　 出殡那天，送行的人寥寥，只有父亲兄弟姐妹几个，还有我们几个孙辈，很多村子里人站在门口，窃窃私议，指指点点。那时候的我，已经朦胧感到世态炎凉，一种仇恨和愤懑的情绪在我幼小的心中疯长。事情发生后，刘校长通过核对笔迹，发现了我，破获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案件”。
　　 这件事后，母亲一病不起，好长时间才下床，父亲更加沉默，拼命起早贪黑干活。庄子上所有的人都离我们远远的。不久，传来一个震惊全国的消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人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学校和大队的领导们忙于安排组织吊唁活动，到处是白花，到处是哭声。接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德总司令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国人民再一次遭受悲痛的打击。
　　 也在这一年，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万花筒一般的变化，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口号，就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重新复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这一年，我小学毕业了，按照往年惯例，实行推荐上中学，我是肯定没有资格上中学的，我还是班上唯一没有戴到红领巾的学生，可是国家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成分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和贫下中农子女一样可以参加考试，通过考试选拔进入中学。
　　 当我拿到初中入学通知书，拼命跑到家的时候，父母激动坏了，我看见父亲的手不停地哆嗦，反复看着那张纸，几乎不相信那是真的，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流出几滴清泪，顺着那张像土地裂缝般纵横交错、布满深深皱纹的脸上流下来，滴到通红的通知书上，留下斑驳的印记。
　　
　　 三、爷爷的故事
　　 凌晨，父亲拉着一板车大柴去沟二口街上去卖，我在后面搭把手，帮着推车。
　　 天黑如墨，不见一丝亮光，一盏如豆的马灯，引导着我们前行。车子在小路上一路颠簸，路越走越宽，天越走越亮，雄鸡的报晓声此伏彼起，路上行人也开始三三两两出现，有步行的，有拉板车的，有挑东西的，东方渐白，大地、山川、村庄在晨雾中渐渐露出轮廓，接着，一轮红日从东方山岗上慢慢升起。
　　 沟二口街道就在前方不远了，转了一个山坎就是，父亲全身汗水湿透了，他停下了，擦擦汗，对我说一句，我很久一直记忆深刻却又感到莫名其妙的话：“街西头那些大屋都是我家的！”。
　　 我的家不是在河边吗？为什么沟二口街道上那些大屋还是我家的？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幼小的心中滋长。我问过父亲，他回以一声叹息，后来我问了母亲，才了解到我爷爷辈一段家史。
　　 我爷爷周峥嵘原来是沟二口街道上一个大户人家，靠祖传的糖坊手艺，积累了一些家业，鼎盛的时候，家里雇了上十个人，建起来一大片房屋，那房屋全是上好的木料建成，粗的有俩人一抱。家大业大，引起一些人垂涎，有一次，国民党乡政府一个头头，传出话来，要我爷爷给乡里每个当兵的买一把雨伞，一双鞋，一套蓝布衣服，否则财产统统充公。
　　 全家人急得团团转，如果同意了，几年的生意等于白干，如果不同意，国民党眼看快要完蛋了，狗急跳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倔强的爷爷就这么挺着，眼看规定的日期已经快到，有一个远房亲戚提议，还不赶快去泸州城找叫孟公二爷说情，他在国民党当团长。不久，一封信送到乡里，一切化为乌有。父亲经常说到：那封信扔到塘里，鱼都跳。
　　 一天深夜，几个伙计在塘坊里睡觉，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响起，伙计们一阵惊恐，因为，近期不断有国民党溃兵和山里土匪，到街道抢粮食，出了几次命案，此事，一时被闹得沸沸扬扬。紧接着，敲门声又起，还是那么小声，这不像是土匪和国民党士兵所为，伙计们胆子大了起来，忙喊来我爷爷。
　　 只听见从门缝传来一个中年男人低沉的声音：“老乡，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想买点米糖，钱我们从门缝塞给你们，你们把糖从窗户递出来就行了”。
　　 爷爷赶忙叫伙计把米糖递了出去，很快几张票子从门缝里塞进来了。这是我父亲给我讲的故事。从现在看来，共产党，国民党，谁能得天下，那时已经有答案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舒城迎来了彻底的解放，在随后开展的镇压反革命、土改运动中，我爷爷因为有一定数量的家产，被划分为富农，后又被打成右派，房子被没收了，我父亲也从沟二口街道迁到三拐村河边村民组安家落户。
　　 为了和爷爷划清界限，我们家很少和爷爷有什么来往，爷爷和奶奶单独居住在三叔家隔壁的二间破旧的草房中，不久，奶奶去世了，爷爷一直有三叔照料。
　　 爷爷在我幼小的印象中一直模糊不清，每次，大队部召开批斗会，几个地主、富农、右派分子戴着尖尖的纸帽子，被持枪的民兵押上讲台，一阵阵打倒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当喊道打倒爷爷的名字的时候，我也机械麻木地跟着呼喊，好像叫一个与己无关的人的名字。
　　 一次，在放学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个小伙伴正在打闹，突然，一个佝偻着身子，花白长发分开两边的老人，急匆匆走过来，我定眼一看，是刚刚在批斗会上的爷爷，我吓得赶紧躲开，爷爷面无表情，快速从我们身边走过。在我整个儿童时代，从来没有亲近过爷爷，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我家族的悲剧。一年后，爷爷就去世了！但在爷爷去世前出了件怪事，我一直记忆犹新。
　　 那天晚上，我因为在拾柴火的时候，和几个小伙伴到邻村一户人家玉米地里偷吃了几根玉米秸，被人找上家门，一顿痛骂，脾气暴躁的父亲用条把丝对我一顿暴打，然后叫我站在后面院子里挨饿罚站。
　　 夜色朦胧，一轮圆月高高挂在天穹，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我不敢丝毫违抗命令，我的腿上还有条把丝抽的血印，伤还在隐隐作痛。一声叹息声传来，接着我好像听到一句话：“干吗打这么狠啊”，我循声望去，竟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在草堆后一闪，那一头分开的白发却清晰无比，这不是爷爷吗？我赶忙顺着草堆四周寻找，却什么都没有见到。第二天，传出爷爷去世的消息。这一幕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而且，随着我岁月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产生新的认知，我渐渐相信了，人在死亡之前是有灵魂的，而且要去看看自己亲人，我确信这个人是我爷爷，而且我知道爷爷在去世前一年多早已卧床不起，不可能自己能出来走动的，那是他的灵魂在临死前游动，爷爷在内心是深爱我们的啊！
　　 一生辛劳、饱经风霜，晚年一直戴着右派帽子的爷爷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几年之后，国家落实政策，我爷爷也平反了。
　　
　　 四、我要读书
　　 我少年最开心的事情，是我可以和其他小伙伴一样，背起书包上学。我之所以有机会上中学，一是赶上了国家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二是赶上农村政策的变化，由大包干开始分田到组，最后彻底分田到户，解放了劳动力，父母由此自己承担了全部家中农田的劳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有一个有远见，而且对子女有着深厚大爱的父亲。关于父亲，有一个故事一直在我心中藏着。
　　 一天晚上，天黑得如大铁锅，罩着万物，劳累一天的父亲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家中老婆、孩子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在白天，在生产队干部的监督下，父亲栽秧，割稻，犁田，劳累了一整天，吃的却是米汤煮菜叶，一滴油都没有，天一黑就饿了，于是，父亲悄悄爬起来，偷偷摸到生产队的食堂，想碰碰运气，可找到一些剩饭剩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