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说：“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以）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尽管“原也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也会产生“许多流弊”。谁也不可能是真理的占有者，鲁迅当然也不是。鲁迅关于文学翻译的“硬译”问题，对罗曼罗兰等人道主义的批判，对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批判，对当时“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林语堂等幽默文学的批判等等，都证明了“不容忍”所带来的弊端。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进而引申说：“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只有有着“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的雅量，才是学术探讨，思想争鸣的正确态度。
　　 某些鲁迅的拥护者辩护道，鲁迅骂人的文章都是别人先骂他，围剿他，然后才奋起还击的。似乎从道义上讲应是“正当防卫”，因而便有“天经地义”的意味。这个说法是否经得住推敲另当别论，还是让我们看看胡适先生是怎样对待自己挨骂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这是何等的胸怀！相比之下，鲁迅睚眦必报，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无谓的对骂上，也把自己的人格降到了和对骂者同等的档次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鲁迅在1926年写道：“我的生命，至少是一半的生命已经耗费在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可见，鲁迅的对骂非但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意义，却是对生命的消耗和折磨。正如鲁迅自己所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他晚年，鲁迅似乎已经有所醒悟，他说：“倘再与叭儿狗较力，则心力更多白费”，“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说明鲁迅的骂固然畅快淋漓，就其意义却很渺渺。正如胡适先生给苏雪林的信中所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由此可见，在对手看来，鲁迅的骂也没有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而所谓鲁迅在文坛上“骂”无敌手，“从未遇过真正的阻击”的原因，似乎也是像胡适一样的真正知识分子们意识到“骂文化”所能造成的恶果——即造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分裂，那是负责任的知识精英所不愿看到的。而当我们看到在其他学术领域一向冷静客观的苏雪林却“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人那样，破口谩骂鲁迅”，这不能不说是某些崇鲁者崇尚的“骂文化”的悲哀。苏雪林在《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从某个角度上讲，苏雪林就是鲁迅的影子，其以病态化的对鲁迅的模拟来反击鲁迅，更是我们感受到失去“费厄泼赖”精神的谩骂所造成的无理性的恶果。因为当你不要“费厄泼赖”时，你无权指责别人的不“费厄泼赖”，当你宣扬痛打落水狗时，同样也意味着别人可以痛打落水狗，而且，这只落水狗极有可能就是自己。
　　 某些鲁迅维护者辩护说：“鲁迅的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实在是出于‘公仇’”。因此鲁迅基于“公仇”的骂人便可堂而皇之的大书特书了。可是我们要问，鲁迅骂胡适等人是“皂隶”是“焦大”时，是‘公仇“”吗？顾颉刚因为公开说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或因为曾提供鲁迅曾抄袭盐谷温的证据>而招致鲁迅的讽刺挖苦，或称之为“鸟头先生”，或称之为“鼻公”，并绝不与之同校同事，是不是私怨？鲁迅写《我的失恋》〉讽刺徐志摩的爱情，是因为公仇吗？正如邵建先生所说“如果骂是出于正义，正义也被这种非理性的火气劫持了”，何况，当时的知识界并非世人皆醉我独醒，那是一个文化大师、知识精英风起云涌的年代。作为一种探索，知识分子在精神解放社会改良方面必然有不同的道路选择。所谓“公仇”，有时极有可能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公”，而非真正的公正和公义。譬如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可谓气势磅礴，咄咄逼人，但就梁先生的一生来看，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并非大奸大恶的资本家的走狗之辈。因为文学思想观点的差异而以“乏走狗”强冠，和文革期间的帽子工厂何其相似。但鲁迅及其辩护者却说鲁迅骂人并非都是实骂，而是虚骂。言外之意，鲁迅并非是骂梁实秋个人，而是骂的一类人。且不说我们读这篇文章时是不是首先想到梁实秋先生，如果真要骂一类人，就不应该有特定的人。既以一个人为典型，却说并非骂此人，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谎言。当鲁迅骂杨荫榆是“寡妇“或“拟寡妇”时，有人说，鲁迅只不过为表达寡妇主义思想而已，并非实骂，如果你是杨荫榆，你会在没有任何道歉的声明下，相信这不是人身攻击吗？潘光旦缺了一条腿，鲁迅便在《理水》里号之为“拄杖先生”，顾颉刚头颅有点异样，他又称之为“鸟头先生”，都有攻击别人的生理缺陷之嫌。当然，“种花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同样，如此“好骂”“善骂”的鲁迅怎么可能不招来别人的酷骂呢？
　　 可以说，“骂文化”是中国文坛上的一颗毒瘤。骂的结果必然是愤怒替代了理智，意气替代了理性。文章乃天下公器，岂可以“骂”代辩？学术探讨可以激烈，但必须以尊重为前提，以理性为圭臬，而且应始于团结，终于友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对终极真理应保持应有的谦卑和敬畏，切不可逞才使气，党同伐异。对即使暂时不合时宜的言说也应有足够的包容和容忍，而不应非黑即白搞二元对立。消除骂文化，还文坛一片净土，对当代每个知识分子来说，可谓任重而道远。
　　
　　 【作为启蒙者，鲁迅身上的缺失】
　　 什么是启蒙？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在当时的中国，启蒙，首先要自己摆脱“蒙”态,然后用正确的方法去唤醒那些在铁屋里酣睡的人们，并给他们指出一条光明的路。
　　 应该说，作为最早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所受到的教育和知识的缺陷，他们并不能完全摆脱“蒙”态。同样，鲁迅的启蒙也存在着某些盲点和局限性，正如竹内好所说鲁迅其实并不能算上一个先觉者。鲁迅启蒙与救赎的旨归在于：立人，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指出，“立人”的根本办法在于“尊个性，张精神”，即要求人有独立的人格，才能获得人的解放。鲁迅非凡之处在于发现了中国道德的虚伪和非人性，并一针见血的指出这种道德的“吃人”本质。然后要求从精神上摆脱封建专制毒害，倡导个性张扬和精神解放，对当时社会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毫无疑问，启蒙不仅包括人的解放而且还包括人权的确认，两者缺一不可。离开了人权建设，妄谈人的解放，是不彻底的，是片面的。而鲁迅显然没有意识到个性解放和人权的关系，一边倡导个性的解放，一边却又在批判“民主”，使鲁迅的启蒙必然沦于悖论当中。因此，鲁迅所谓的自由，必然是少数人的极端的自由，而非所有人普遍的自由。鲁迅所谓人的解放必然是少数人的解放，而非全体民众的解放。一方面接受的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另一方面却在从事庸众的启蒙工作，这种背离必然导致鲁迅无法为民众指示正确的方向。
　　 启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作为一个伟大启蒙者，必须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以及理性、慈爱和奉献（即殉道）精神，才可以无愧地称为人类灵魂的灯塔。而殉道精神是启蒙者必备的最基本品质，只有拥有摩顶放踵不辞劳苦甘愿牺牲的精神，才有可能完成人类精神的启蒙。譬如视死如归的布鲁诺，博大宽容的甘地，坚韧无私的曼德拉，怜悯慈爱的基督耶稣等等，他们身上无一例外的体现了伟大的殉道精神。而反观鲁迅先生的启蒙，则尚未完全摆脱“为我的个人主义。鲁迅的“自我鉴定”是：“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虽然我们也知道鲁迅为国家和民族的觉醒并非仅仅出了“一点微力”，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者，“于自己保存之外”再为大家出一点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对许广平说：“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自己并不能成为绥惠略夫，从自己的悲观和绝望中生长出来的，并非是与黑暗同归于尽的复仇意志，而多半是顾自己随便玩玩的虚无情感”。以一种“随便玩玩的虚无情感”来完成人类思想的启蒙工作，不仅说明鲁迅对启蒙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而且也反映出鲁迅身上缺乏伟大启蒙者应有的完全无私的奉献精神。相比印度同时代的甘地，一生16次绝食（两次绝食21天），一生中18次进监狱，在监狱关押2300天，一生5次遇刺，最后一次遇刺使他的生命成为绝响。这种以生命来完成人类启蒙的崇高，在鲁迅身上很难找到。鲁迅身上更多的是保存自己的各种理由，鲁迅宣称“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并自喻为“可供利用但不可用得太苦和被据为己有的一匹疲牛”，他说“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拼命，未免太不公了，就可适可而止，可以省下来的路可以少走几趟，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自己也是国民之一，应该爱惜的，谁也没有要求独独几个人应该做的劳苦而死的权利”。在鲁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永远把自我保存放在第一位的鲁迅，这或许就是普通人的天性，但作为一个欲完成民族启蒙工作的文化巨人，没有舍身饲虎的精神，没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如何能完成重于泰山之伟业？哲人曾参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众所周知，启蒙是一种自觉的唤醒人的解放的文化运动，可谓困难重重阻力巨大，必须有为启蒙而牺牲的雄心和壮志，才有可能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像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然侠气，像邹容为了信仰把牢狱坐穿的勇敢果决，都是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人类精神的启蒙，他们的精神永远彪炳青史万古流芳，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启蒙？而鲁迅卫士们所夸耀的自卫意识，不过是缺乏崇高的牺牲精神的代名词。否则，那些甘愿为民族牺牲的烈士岂不是缺乏自卫意识的傻瓜了吗？
　　 康德说：“启蒙就是每一个人独立运用他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世间的事物，包括理性本身”，启蒙就是要呼唤一个理性的王国，要以理性作为人的解放武器和人的权利的保证，即以理性秩序维护人的天赋之权。由此可见，理性不仅是启蒙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启蒙的手段和目的。丢失了理性，启蒙便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启蒙者的理性首先表现在启蒙的态度应是平和的冷静的，不能以情绪化的激愤替代理性的述说。而作为早期启蒙者，鲁迅在态度上无疑是偏激的，在鲁迅的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如果说一个“哀”字，反映了鲁迅身上做为启蒙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那么一个“怒”字，则把鲁迅的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完全暴露出来。这种急躁的情绪对启蒙事业极为有害。它不仅容易使启蒙沦于激进，也极易使启蒙者在挫折面前退却。鲁迅启蒙工作的半途而废，很大部分源于这种急躁的情绪。而鲁迅的“拆房顶”理论，更是极端的表现了鲁迅的激进主义和功利主义，这种矫枉过正的激进从根本上说背离了理性精神，与启蒙精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相比胡适的“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启蒙态度，鲁迅则显得偏激有余耐心不足。而当这种偏激一旦在文章中替代理性，思辨就容易失去逻辑，而失去逻辑的文章必然失去了立足的根基。如鲁迅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如此逻辑和毛诗人的“两个凡是”理论何其相似。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畸形的思维方式是专制者的思维，而不应是一个思想启蒙者的启蒙思维。因为我们知道，启蒙是通过说理说服别人，而说理一定要讲逻辑。缺乏逻辑的说理，必然是逞才使气，以攻讦代替辩论，最终沦入骂文化的漩涡中。而“骂文化”与启蒙是绝对水火不相容的。甘地说，“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赢得对手的转变”，如果我们要说服别人，首先要拿出我们的真诚和善意，而不是我们的“正义的火气”。其次，理性还应该表现启蒙者在真理面前的谦卑，要知道绝对真理可能永远也不在你的手中，你手里握有的可能永远只是相对的真理。正如甘地所说：“追求真理的人应当比尘土还要谦虚，世界可以把尘土踏在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谦虚到为尘土所践踏。只有这样，也只有那时候，他才能够一瞥真理”。而所谓的“正义的火气”，恰恰就是失去了在真理面前的谦卑，自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便可对异见者大加鞭挞，或者讽刺挖苦，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背道而驰。另外，理性还应表现在对被启蒙者的深刻了解和无条件的自觉适应上，被启蒙者永远没有错。如果被启蒙的对象很容易就找到了真理，启蒙者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正是因为被启蒙的对象没有摆脱懵懂的状态，他们的知识和认识水平都不能和启蒙者相提并论。这就要求启蒙者的启蒙表达力求明白畅晓，通俗易懂。这也是五四时期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原因之一。而鲁迅大部分文字半文半白，并且曲里拐弯，隐晦含糊，以至于连郭沫若都说“要通晓鲁迅作品中的许多新旧故实和若干语汇，恐怕要有精确的注解才行”，如果知识分子理解鲁迅作品尚且困难，那么人民大众就更可想而知了！相比同时代胡适等人纯粹的白话文，鲁迅的启蒙手段无疑是失败的。而鲁迅的非理性还表现在其对人类文明价值的颠覆，其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观点不仅会导致启蒙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反过来有可能助纣为虐，对社会造成极为恶劣影响。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由此可见，非理性的启蒙活动不仅不可能指示正确的方向，反而极有可能导致历史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