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小传
父亲生于1962年,却不知出生的具体月份。他说那时候不像现在的我们,每年还过个生日,所以他也就不记得了。
父亲排行老三,在我的记忆里村里的人都管他叫“三哥”,或者“三叔”。
1971年6月至1980年10月父亲分别在科拉学校,朱岔中学以及古城中学读完了高中。这是他的求学生涯,充满了艰辛。他说那个时候,一回到家就得干农活,为了讨的爷爷奶奶的“欢心”,为了能够继续上学,就得听大人们的话。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早上起来要牵着驴子,去隔壁的雪龙村驮水,回家后,吃奶奶煮的红薯或者洋芋。再带几个留做中午吃,急急忙忙就去学校。晚上回家,也是有一大堆的活等着他干。
父亲话不多,在我们上学的年纪里,说的最多的也是他求学时的故事,他大概希望我们能够懂得生活的不易,从而更好的学习。
我记得他说过的影响最深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同学(后面当了老师)。这个人特别爱学习,但家里人不让他在晚上看书,那时候燃的煤油灯,费油。于是他将煤油灯放到被子里偷看,结果不小心把被子给点着了。挨了好多的打。
父亲是严厉的。我们姐妹三小时候特别怕他。那时候我们一回家,一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跑出玩。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父亲把我们撵回家,打开我们的作业一一检查,直到没有错误为止。
他常说的一句就是“作业能做完吗?这有做完的说法吗?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啊”。小时候的我们总不理解父亲,觉得他很迂腐。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没有写日记的要求,父亲要求我每天写一篇。这项作业成了我每天的负担。
后来父亲去哈溪双龙沟挖金子,很长时间没有回家。母亲就让我写信给他,母亲念,我写,在漆黑的煤油灯下,我写过无数份信。母亲将这些带有错别字的信交给同村的人,由他们转给父亲。就这样我竟然成了母亲写家书的代笔人。当然,后来我的错别字也越来越少了。写日记的习惯,后来一直保持到我上高中,上大学。
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从外面带来一盏天蓝色的台灯。我们姐妹三欣喜若狂,每晚在灯下学习,父亲在一旁看报。那时候已经通电,父亲也不让母亲看电视,怕影响我们学习。这是多年以后我想到的最温馨的画面。
2002年至2014年,父亲先后五次去青海果洛挖冬虫夏草,将所有虫草售出,来供我们姐妹上学。
有一年我表姐也跟去挖虫草,回来后曾给我说,父亲在那边的情景。父亲是他们当中眼力最好的一个,挖的草也是最多的。那个时候那边的藏牧民已经开始保护草原了,所以他们是被追逐的群体。白天活动在山岭里,晚上睡在帐篷里。听到马蹄声、狗叫声,就得跑,要不然虫草会被抢走。高原的气候,就算夏季也是特别冷的,因此父亲吃了很多苦。表姐还说父亲大概知道我们必须要靠这笔草钱,才能维持学业,所以他特别辛苦。
父亲为人耿直,明理,在村里有很好的威信。
2001年至2013年,父亲由村民选任为查干村的党支部书记。这十二年间,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问心无愧了。
父亲爱喝点酒,这是母亲和我们最不喜欢的。我们担心高血压的他,担心他的健康。
父亲平生最敬重之人,便是蒋老先生。他上学的时候曾住过先生家,亲眼目睹先生教育子女的情景。父亲每每提及都感慨良多。他说:“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
这就是我的父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男人。
我曾无数次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热泪盈眶。我想对父亲说:“父亲,在我心里你也是个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