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62年，却不知出生的具体月份。他说那时候不像现在的我们，每年还过个生日，所以他也就不记得了。
　　 父亲排行老三，在我的记忆里村里的人都管他叫“三哥”，或者“三叔”。
　　 1971年6月至1980年10月父亲分别在科拉学校，朱岔中学以及古城中学读完了高中。这是他的求学生涯，充满了艰辛。他说那个时候，一回到家就得干农活，为了讨的爷爷奶奶的“欢心”，为了能够继续上学，就得听大人们的话。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早上起来要牵着驴子，去隔壁的雪龙村驮水，回家后，吃奶奶煮的红薯或者洋芋。再带几个留做中午吃，急急忙忙就去学校。晚上回家，也是有一大堆的活等着他干。
　　 父亲话不多，在我们上学的年纪里，说的最多的也是他求学时的故事，他大概希望我们能够懂得生活的不易，从而更好的学习。
　　 我记得他说过的影响最深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同学（后面当了老师）。这个人特别爱学习，但家里人不让他在晚上看书，那时候燃的煤油灯，费油。于是他将煤油灯放到被子里偷看，结果不小心把被子给点着了。挨了好多的打。
　　 父亲是严厉的。我们姐妹三小时候特别怕他。那时候我们一回家，一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跑出玩。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父亲把我们撵回家，打开我们的作业一一检查，直到没有错误为止。
　　 他常说的一句就是“作业能做完吗？这有做完的说法吗？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啊”。小时候的我们总不理解父亲，觉得他很迂腐。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没有写日记的要求，父亲要求我每天写一篇。这项作业成了我每天的负担。
　　 后来父亲去哈溪双龙沟挖金子，很长时间没有回家。母亲就让我写信给他，母亲念，我写，在漆黑的煤油灯下，我写过无数份信。母亲将这些带有错别字的信交给同村的人，由他们转给父亲。就这样我竟然成了母亲写家书的代笔人。当然，后来我的错别字也越来越少了。写日记的习惯，后来一直保持到我上高中，上大学。
　　 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从外面带来一盏天蓝色的台灯。我们姐妹三欣喜若狂，每晚在灯下学习，父亲在一旁看报。那时候已经通电，父亲也不让母亲看电视，怕影响我们学习。这是多年以后我想到的最温馨的画面。
　　 2002年至2014年，父亲先后五次去青海果洛挖冬虫夏草，将所有虫草售出，来供我们姐妹上学。
　　 有一年我表姐也跟去挖虫草，回来后曾给我说，父亲在那边的情景。父亲是他们当中眼力最好的一个，挖的草也是最多的。那个时候那边的藏牧民已经开始保护草原了，所以他们是被追逐的群体。白天活动在山岭里，晚上睡在帐篷里。听到马蹄声、狗叫声，就得跑，要不然虫草会被抢走。高原的气候，就算夏季也是特别冷的，因此父亲吃了很多苦。表姐还说父亲大概知道我们必须要靠这笔草钱，才能维持学业，所以他特别辛苦。
　　 父亲为人耿直，明理，在村里有很好的威信。
　　 2001年至2013年，父亲由村民选任为查干村的党支部书记。这十二年间，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问心无愧了。
　　 父亲爱喝点酒，这是母亲和我们最不喜欢的。我们担心高血压的他，担心他的健康。
　　 父亲平生最敬重之人，便是蒋老先生。他上学的时候曾住过先生家，亲眼目睹先生教育子女的情景。父亲每每提及都感慨良多。他说：“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
　　 这就是我的父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男人。
　　 我曾无数次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热泪盈眶。我想对父亲说：“父亲，在我心里你也是个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