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腊月的一天，我回家去与女方见面，也叫相亲吧。当时我上面穿的是蓝制服，下面穿的是毛哔叽蓝裤。毛哔叽是当时流行的好布料，一般人穿不起。其实我也穿不起，这条裤子是我借天福的。见面的地点是在栢树庄她姑姑家。一见面，感觉还不错，女方稳重端庄，相貌齐整。由于是初次见面，双方也没说几句话，就是彼此互相相看相看，如没啥大意见，初步就算定下来了。既是定婚，就得有所表示，交换信物。当时我给女方买了一样家用电器——手电筒；女方给我买了一杆钢笔，一个笔记本，可能值一块多钱。就这样，我们的婚姻算是确定了。我们的婚姻，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是女方的姑姑和她家的一个亲戚。我们没谈过恋爱，也不懂得什么叫恋爱。一切全由大人操办。不过也不能这样说，假如我们一见面都相不中对方，互不愿意，双方大人也不会强迫的，会尊重我们的意见。
　　 第二年，即1964年，我仍在霍县打工，这一年我19虚岁。我从17岁到19岁的三年中，究竟哪一年在哪里打工，我记不清了。反正这一年我早早就回家了，因为我要结婚。典礼日期定在阴历腊月24日。当时，责任田分下来还不到二年，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了点，但还不行，仍旧是吃糠咽菜，物资贫乏。买布要布证，买棉花要花证。结婚要做两床新铺盖，新人要做一身新衣裳，却买不上布和棉花。我父母走东家串西家，求亲戚找朋友，凑布证，找花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凑了个差不多。最后还缺两个网套，我父亲就去河北武安我舅舅家找了些旧套子，才把被子褥子做成了。去公社结婚那天，我和她，还有她叔伯弟弟一起步行到任村，登记后，到饭店买了几斤油条，除我们吃后，余下的让她俩提回去，给大人吃。当时就是这么个规矩，很简单。不像现在，要衣服、要三金，照婚纱、摆酒席。婚礼那天，我是步行去她家，她也是步行来我家的。没有坐车，没有骑马，没有乐队，没有摄像，几个随从在路上放了一些鞭炮，就把新娘娶回来了。前来贺喜的人可不少，有我家亲戚，新娘家亲戚，还有本家自己，总共有150人左右。我家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做的是玉茭糁饭，是吃着流，喝着稠的那种不软不硬，不稀不稠的糊涂饭。别看不咋着，当时有几家娶媳妇，那饭食还不如我家的呢。就当时那个饭，亲戚们吃喝得十分香甜，心满意足。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不管好赖，只要填饱肚子就行。想想当年的那个情景，再想想老百姓那朴实憨厚的形象，我不禁两眼掉泪，心里滴血！
　　 1965年，我辞别新婚妻子，又去外面打工。这次打工，不是给别人打工，而是要自己领着别人干。我和白国保，白安文一行三人，来到了设在山西省沁源县的太岳山森林经营管理局，找见白安文的叔叔白来旺，让他给我们找活干。白来旺可不是平常人。他当过兵，打过日本鬼子，跟国民党的部队打过仗。他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经历过许多激烈战斗，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经历和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能些一部长篇惊险小说，而且保证引人入胜。在他身上，有一股豪爽江湖之气。他是森林管理局的人，每天背着腊枪，去各个山坡和林场转游，碰上山羊，就打一只，然后就近找个林户、熟人或农家，把山羊杀了，炖成肉，再烫上一壶酒，就和人家边吃边喝边聊起来。吃饱喝足，便倒头酣睡。他的生活方式，跟济公差不多。方圆一百多里的地方，只要一提白来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性格开朗，热情豪爽，是个见面熟，谁都喜欢他，待见他。我们找活干的请求，他慨然应允。第二天就找见二郎圣沟林场的闫科长，叫他给我们找话。闫科长和白来旺的性格一样，也当过兵，是个爽快人。他叫我们割山修林，修公路，给我们帮了不少忙。当然，这全是看白来旺的面子，因为他俩禀性相投，是知心好友。
　　 二郎圣沟林场在沁源县的西北角，离集镇郭道还有二十多里，地方偏僻闭塞，是个穷山沟。我们在这里割山修林工活好做，就是粮食难买。见天三十多个人吃饭，每天要消耗掉将近100斤粮食。那时粮食紧张，上哪买去？为了买粮，我成天奔跑在长治，沁源和各个乡村之间。当时买不上白面。只能买上小米，玉茭。我们工上每天吃的就是这两样。最作难的是工上的人不团结。别看大都是一个村的，可不好管。正因为都熟悉，他们就不听你的，不管你那一套。很快工上就分成了两派，最終分成两班，王书林带着十来个人到别处去了。我领着二十来个人继续在原地干活。有一天，工上的人中午回来吃饭，没有把点燃割下的树枝弄灭。风一刮，又重新燃烧起来。那火趁着风势，呼地一下窜上了山坡，顷刻之间便蔓延到整个山坡上。那火焰一窜十来米高，着得吼吼响。霎时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造成了一场巨大火灾。周围的人闻讯赶来，附近的解放军也跑步赶来，一齐救火。大家奋战了几个小时，才把火扑灭。为了防止重燃，我们晚上就在山上看守。这场大火，烧毁了几十亩山林，给国家造成了一定损失。林场决定，让我们义务掘树坑，弥补过错。后来，又叫我们去修路，工包得很毛，意思是让我们多挣点钱，来弥补义务掘树坑的损失。林场对我们确实不错。修路的活，每天挣五元三，在当时是高工资。而分走的那些人，并没挣到什么钱，有的后悔死了。这一年我当了一年工头，但我不是这块料，我也不愿意干，就那么糊糊弄弄地干了一年。如果第二年我继续干下去，或一直当工头，也许能成为富翁。但我却走上了另一条人生的道路，既是我梦寐以求的路，也是一条曲折艰辛的路。
　　 1966年春，鹤壁矿务局来林县招亦工亦农轮换工，期限为五年，到期仍回原籍当农民。这可是当工人的好机会，管他什么轮换不轮换，到时候再说，走一步看一步。于是，我当即就报了名，接着到公社去体检面试。我村去了三人，结果我被人家看中了。因为我们三人唯有我文化程度高，他俩都是小学毕业。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在当时虽不算凤毛麟角，也为数不多。招工的乔师傅对我说：“你到鹤壁的工作地址是鹤壁矿务局机修厂，我也是机修厂的，往后咱们就在一块工作啦。”乔师傅当时确实是相中我了。可当我们林县的50个新工人来到鹤壁后，竟统统把我们拉到中山石料厂了。我心里纳闷，为何不让我去机修厂？后来才知道，矿务局临时决定，鉴于林县人能修红旗渠，大都是在石头窝里长大的，会摆弄石头，那就都到石料厂去锻料石吧。于是，我被编在石工四组，每天到工地抡锤打钎，钻炮眼。后来又用风钻打眼。一年后，才叫我学锻料石。刚来到石料厂，虽说环境不好，工作不理想，但生活却不错。我每月的粮食定量是55斤，而且大都是细粮。也就是说，我每天能吃一斤半白馍。当时食堂蒸的馍是四个一斤，我早上吃三个，中午吃三个，晚上就不敢吃了，只能喝两碗面条汤，因为再吃馍就超过定量了。如果不限量，我晚上至少还能吃两个。尽管晚上有点饿，但我感到非常满足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天都能吃白馍，而且是一天三顿，顿顿都是细粮。我这是掉进糖窝蜜罐里了。这么好的生活，做梦也想不到啊。我老家过去的地主老财，早上最好也只是吃个黄疙瘩，中午吃两碗杂面汤干饭，晚上吃半碗炒干饭，就算不错了，那舍得一天吃三顿白面啊？我现在的生活，比过去的地主老财强多了。
　　 我摊上了好生活，可家里的父母妻儿还是吃糠咽菜，粮食短缺。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我不断从鹤壁买些麸皮，背回家，去牲口饲养棚换成玉茭，再磨成面，贴补生活。当我买麸皮时，有人问我，你买这东西干啥？回家喂猪哩？我苦笑不答。他们不知道我家里生活苦哇！后来我吃馍时，总是留核桃大那么一小块，放到窗户台上晒干，攒一大堆拿回家，让儿子充饥解馋。孩子们也不嫌是我吃剩下的嘴巴子，圪嘣嘣，圪嘣嘣，吃得很香甜。我的两个孩子，生长在老家，从小就受罪，没吃过好东西。
　　 1967年9月30日，我被调到矿务局511厂，站门岗。虽说活轻了，不用掏力了，但粮食也少了。每月只叫吃35斤。粮食少，我们就自己做饭吃，想法节省。工作轻松了，也有时间了，没事我就看书，写作。写作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梦想有一日我写的作品能刊登在报刊上。我也知道凭自己的能力成不了作家，但我想在写作上有所建树，写不成长篇，写短篇。省里发表不了，就先市里发表。都不给发表，那就自我欣赏。于是，我就利用空闲时间写作，写诗歌，编唱词。很快，我写的快板书《送钱》，登在鹤壁文化馆的《群众演唱》上，《鹤壁矿工报》登过我的几篇稿子。后来又写小说，剧本。我写的小戏剧《这顶草帽给谁戴》获河南省戏剧大赛丰收奖。1972年左右，我写的唱词《工农一家人》由我市曲艺界名人王玉珍演唱，知名曲胡演奏家王同生伴奏，在河南省举办的曲艺大赛上演出，受到好评。回来后，多次在我市各个影剧院巡演。由于当时文艺生活缺乏，每次演出都是座无虚席，后面还站着好多观众。小试牛刀，初见成效，从此，我的写作劲头更大了。搞文学创作的积极性更高了。后来，我被借掉到鹤壁市文化局创作科帮忙，在那里工作了三四年。来到文化局，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有原新华社记者张励中，河南省名鼓手，原鹤壁市豫剧团领导郑友生，原鹤壁市曲剧团团长冯应礼，鹤壁市图书馆申畅、董顺吉等。他们都是鹤壁市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使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视野。特别是我帮助申畅修改了他写的一首诗，在《河南日报》发表了后，他对我非常感激，竟把市图书馆门上的钥匙给我，让我去里面随便看书。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书籍，高兴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把古今中外的名著都翻了个遍。先后看了《红与黑》、《羊脂球》、《陪衬人》、《茶花女》、《钦差大臣》、《一生》等世界名著；从此知道了巴尔扎克、沙士比亚、司汤达、梅里美、契柯夫、莫泊桑、大仲马、小仲马等世界名人。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巴金、曹禺、柳青、赵树理、刘知侠等人的作品，也读了个遍。《陪衬人》的写作手法，构思巧妙，立意新颖，深刻辛辣，奇特别致，看后令人耳目一新，哭笑不得；赵树理的作品，真实自然，通俗易懂，人物形象鲜明，生活气息浓厚。纵览古今中外名著，真是异彩纷呈，各有千秋。通过翻阅这些书籍，使我大开眼界，大长知识。常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多读多看，才能汲取营养，增加知识，提高水平。从此，我的写作水平上了一个台阶。1978年，我写的小说《老保管的故事》刊登在河南省文联主办的《河南文艺》上；1980年，我写的小说《菜话篓外传》刊登在《奔流》刊物上。厂里见我在写作上有所见长，就把我调到办公室，做政工工作。后来又让我办图书馆。两年后，因矿务局精简代干人员，我又到机电队当管工。没干多久，鹤壁市文联主席吕艾亲自来到厂里找我，让我到文联当编辑。1981年，我正式调到市文联工作一直干到退休。
　　
　　 说了工作，再说家庭。1968年初夏，有人捎信说，我父亲有了病。我急忙请假回家看父亲。到家才知道父亲吃饭不顺，去县里检查，医生说得的是食道癌。父亲问，能不能动手术？割掉不就好了吗？医生说，你这是晚期，没有必要了。父亲听后十分悲观失望，情绪低落，在回家的路上，眼泪噙泪，伤心至极。他看着车窗外的田野风景，多彩世界，心想：这世界多么美好，多么叫人留恋！难道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吗？我才54岁，我真不想死啊！我还有个三孩儿，他才13岁，还很小，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挂念他呀！父亲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悲观。回到任村，他来到卫生院，找见最好的崔庆春医生，掏出县医院的检查单，让崔医生看，并说：“崔医生，你给我好好看一下，我这病难道真的没法治了？”崔医生说：“老白，你别听县医院胡说，我看你根本不是那病，就是火气。你不要往心里去，清清火就好了。”听了崔医生的话，父亲的精神顿时振奋起来，当时就感觉自己没病了。我知道这些情况后，也相信了崔医生的话，因为崔医生在我们这一带很有威信，他确诊的病情都是很准的，老百姓都相信他。既然不是坏病，我们也就放心了。我就劝父亲去鹤壁转转，休息休息，换换心情，父亲为我们拼死累活地奋斗了大半辈子，也该歇歇了，该享几天清福了。但父亲怕花钱，不愿意去。过了两天，我见他吃饭还是不顺当，就又领着他去找崔医生。可巧那天崔医生不在，就让郭医生给看了看，并拿出县医院的检查单让他过目。郭医生看后，开了药方，我接着，问：“我爹没啥大病吧？”郭医生说，没事没事。我们就出来了。走到院子里，我感觉郭医生的表情不对，就又返回去找他。这时他才对我说，你父亲得的是食道癌。我说：“不可能，崔医生说了，不是食道癌，就是火气。”郭医生说，那是他见你父亲情绪低落，精神上压力太大，就故意说没病，安慰他呢。我一听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从头凉到脚根，像傻子一样怔在那里，好一阵没缓过神来。回到家后，父亲竟说，愿意去我那里看看，医生说我这病不碍事，可总是咽不下饭，时间长了还不饿死？我没去过你上班的地方，趁着我还能动，去看看，就是死了也放心了。这时，我倒不愿意让父亲去鹤壁了。他吃饭不行，身体虚弱，来回坐车，一路颠簸，怕他吃不消。但他执意要去，我也只好依他。第二天，我和父亲就来到鹤壁，来到我工作的511厂。起初几天，他吃饭还可以，比较顺当。有天中午，我特意给他包的饺子，他吃了一个，就噎住了，又是咳嗽又是打嗝，噎得脸红脖子粗，感到很难受。第二天一早，他去房后解大手，突然昏倒在地，我和同事把他抬回屋里，好一阵他才苏醒，说，常学，咱回家吧。我说，回家，明天就回家。我也真的不敢让他在这里住了，因为我看见他的大便是黑的，可能肚子里烂了，得赶紧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