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算，花山石窟共开采出石料数十万方，这数十万方石料最终去了哪里？用什么方法运走？史料上均无记载。
　　 花山谜窟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开凿的？共用了多少时间完成？开凿出的石料究竟去了哪里？水下石窟何时被新安江淹没？它们和其他石窟是否相通？有人列出了50个谜团，在报纸上公布出来，而要使花山谜窟的50谜团得以破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9、上庄
　　 胡适的上庄
　　 上庄古称上川，位于绩溪城西约40公里处，水口“杨林”，是徽州少有的几个保存完好的水口之一，虽经世事动荡，依然美丽。但上庄的声名，并不来自于它美丽的水口，而是因为它是胡适的故乡。也因此在我以往的文字中，我总是称之为“胡适的上庄”。村中有一条宽不盈庹的小路，铺着窄窄的青条石，以胡适的字“适之”命名。顺着这条小路，婉转着一直走向村落深处，可以到达胡适故居。这是一条深巷，走在这样的深巷里，和以往的很多次一样，你会感到古老徽州的静好。徽州的村落总是一个“静”字，即便是在西递、宏村那样游人如织的地方，它的巷道中也有一种沉落的气息。第一次去的时候，中途路过一处院落，女讲解员指点着和我们说：这是胡适大哥的房子。
　　 胡适大哥的房子，现在已经无人居住，是几间日趋破败的老屋。
　　 胡适故居离他大哥的院子不远，不过三五步的距离，站在拐角处，能看见墙上挂着的黑底金字的大牌子，和门上挂着的几乎生锈的大锁。“胡适故居”是当代著名书家沙孟海的字，为了对应胡适在白话文中的地位，特为用了新式匾额的样式。
　　 胡适的名气虽然很大，他的故居却几乎没有什么人前来参观，听他说在台湾的墓园也很冷清。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院落，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连院落一起，共占地1134平方米。它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是在胡适母亲手里起的屋。胡母23岁守寡，是一个刚烈的女人。胡适结婚时已经27岁，刚刚受聘为北大教授，有人以“三十夜大月亮，二十七老新郎”一联戏赠，当时流传很广。在胡适和江冬秀结婚的新房里，有12扇落地隔扇门，上面雕满了阴刻的兰草，气韵生动，格调清雅，据说是徽州墨模高手胡国宾的作品。
　　 后来，胡适对这些兰草的歌唱，曾风靡台湾的校园。
　　 兰为君子之香，而世人公认，胡适有君子之风。不知他温和、雍容性格的形成，是不是与这满室的兰草有关？胡适一生得过35个荣誉博士学位，是上庄的骄傲，也是徽州的骄傲，如果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他还应该是皖派汉学的终结性人物。蔡元培先生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说：“适之先生出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然胡适自己，后来纠正了这个说法，声明他与绩溪十八、十九世纪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著名学者胡培翚并不同宗，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先生，曾跟他读过书，而胡适自己，也无疑深受他的影响。
　　 胡适的处世与治学
　　 曾在一个什么资料上看过，胡适一生题拟最多的一副对联是：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
　　 可以看出他受朴学影响所形成的治学方法和处世态度，很多年来，我们多是引用上一句，而下联几乎已经不为人所知了。最近一次我去徽州，又搜寻到胡适的另一副联语，写与大家知道，以免被岁月的尘埃湮没了：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跟好学好跟差学差
　　 这样的通俗易懂而又意味深长，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师级的人物中，恐怕惟有胡适才能做到。“乾嘉之学”之所以称之为“朴学”，是因为它比空疏的宋学要质朴得多。朴学在乾嘉时代被徽州考据学家发挥到了极致，其科学的考证精神被广泛地运用到音韵、训诂、哲学、天文、历算、舆地等学术的各个方面，而成为专门化的研究。梁启超曾给朴学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中国四大学术思潮之一：“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之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之考据学（朴学），四者而已。”
　　 南宋以来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得皖江和新安江流域的文化有了迅猛发展的可能性，而其间，徽商的崛起，提供了最有力的经济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明清两代，徽州社会的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里，“商业”应该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比如刻书业的勃兴，最初就是受到徽州社会的商业氛围所带动。像日本东洋文库收藏的《商贾要览》，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徽商便览》，就都是由徽商编写刊行的商业书，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既有实用性，又有科学性。所以梁启超才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乾嘉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清末民初，安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也是明清两代经济文化积累的结果。
　　 胡适和陶行知，这两个徽州学子，都曾受业于杜威门下，胡适向杜威学哲学，学了一整套实验主义的方法；陶行知向杜威学教育，对他的平民教育思想深有所得。胡适曾说过，在西方思想家中，他最敬佩杜威；在东方思想家中，他最敬佩戴震。注重考证求实的朴学，是他早年接受杜威实用哲学的基础，在选择和输入西方学理时，他具有的无疑是一种皖派汉学的眼光。
　　 有了胡适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努力，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打破单一的文化传承格局，将20世纪的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之中。
　　 幸运江冬秀
　　 站在胡适故居的院落里，隐约看见对面杨桃岭的山道上，有行人走过。那是江冬秀拿出胡家聘礼所修的一条路，江冬秀的娘家，和上庄仅一岭之隔。
　　 江冬秀因为胡适，而成为旧式妇女中的幸运者。
　　 记得那一回，离开“胡适的上庄”的时候，天空飘起了小雨，当时整个村子都陷入烟雨朦胧之中了。桥梁一下子变得醒目，很远就能看见桥下翻卷着的如雪的浪花。但伸出手去试试，雨并不大。这大约也是山区和平原的区别吧。路过村头的杨林桥时，有人告诉我说，它是胡适早年的恋人曹诚英退休后捐钱所建，而曹女士的墓，就孤零零地立在离桥不远的路边上。曹为绩溪旺川人，曾留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记得胡适最初也是在康奈尔大学学农，不知他们是否同过学？再大的人物也有感情，也有私情。胡适死后，蒋介石为他撰写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极准确地概括了胡适的为文和为人，心术与学术。
　　 曹诚英女士终身未嫁，她到晚年还在这儿建一座桥，是希望能和这个令她肝肠寸断的男人水天相望呢，还是暗示了他们终其一生的水天相隔？
　　 胡适之父胡铁花，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主持重修胡氏祠堂，从同治四年动工，到清光绪二年竣工，前后用了12年时间。因为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军，在徽州进行过长时间的拉锯战，很多宗族的祠堂都毁于兵燹战乱。铁花先生主持重修的上庄胡氏祠堂，共耗费制钱一千三百三十万，折合成银圆，大约是一万三千三百元。据胡铁花自述，这些钱，是他12年间，无数次地往来奔波于休宁、屯溪、上海各处，从在外经商的族人那里劝募而来。距离十月十三日神主升祠的吉日，只剩下短短的五天了，因为缺一笔工钱，祠堂不能如期完工。胡铁花犹豫再三，决心向积欠丁口、丁工捐的人家追收欠款，并按祖宗传下来的旧制，规定此两项积欠不缴者，不准其祖考神主入祠。
　　 告示一出，举族哗然。族中不逞之徒纠结80余人，打制了80余口钢刀，准备和胡铁花拼命。得着凶信，胡铁花坦然一笑，让人连夜打造了两口棺材，言明一口留给白发老母，一口留给自己。
　　 这场激烈的对抗，以胡铁花的胜利而告终。十三日那天，上庄胡氏合族奉升始迁祖入祠，远近各姓宗祠纷纷来贺，上庄演剧六天六夜，以酬宾客。
　　 重修的祠堂前，被村中族众虔诚地称为“胡氏”的罗汉松，依然枝叶繁茂。这棵罗汉松树龄在二百年以上，是最早建造这座祠堂时，胡适的先辈从歙县带土移植而来。
　　 10、雄村
　　 宰相故里所在为雄
　　 我最近一次去雄村，是甲申岁末的一个下午。在徽州，雄村的名气很大，是因为曹振镛的缘故。雄村位于歙县城西9公里处，原名“洪村”，曹姓迁入后，据曹全碑名句“枝分叶布，所在为雄”而易名雄村，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虽然，几经兵燹和动荡，雄村早已不复有“宰相故里”的气派，但“四世一品坊”依然在村头耸立，向人们显示着它厚重的历史。
　　 对于曹振镛，雄村人至今津津乐道。曹振镛于嘉庆朝官拜体仁阁大学士，道光朝再拜武英殿大学士，接着入主军机，是嘉道年间显赫一时的人物。而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也曾经官至尚书，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父子宰相”了。然而这些都还算不了什么，算得了什么的是，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的师傅。清朝官场，流传着八个字：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意思是说，皇帝的老师、王府的幕僚、出使洋鬼子国和在神机营当差，都很轻易就能飞黄腾达。一直到今天，雄村还流传有“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这样的话，是说曹振镛在嘉庆帝，当然，也有人说是在道光帝出巡时，以宰相的身份留守京城三月，代皇帝处理政务。
　　 这可能吗？这是民间传说。
　　 清朝的政治制度极严，加以满汉畛域，汉族大员的权力受到种种限制。慈禧太后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天子出天花”，陷入昏迷之际，他的老师李鸿藻，曾为他代批了三天奏折，但很快就被收回了权力。那还是在洪杨军兴，天下大乱，朝纲废弛的清末，所以说嘉道年间，曹振镛代皇帝行使三个月的君权，可能性不大。
　　 但当时的曹振镛，确实权倾一时。对于曹家的煊赫家世，清人有诗吟诵道：
　　 绿野丰泉后，山中宰相居。
　　 园自随流水，家仍守赐书。
　　 曹氏家族是世代包揽淮盐专卖的“纲商”首领，早在曹文埴父亲那一代，就是扬州的大盐商。后来，就是在曹氏父子步入仕途，官居显要之际，曹振镛的弟弟，也还在扬州经营盐业。官商一体，相互支撑，造就了康乾至道光前期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徽州盐商的空前辉煌。全盛时期，曹家在淮扬一带有庞大的产业，祖孙三代均占据两淮八大盐务总商的位置。曹文埴的父亲退隐歙县后，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对三个儿子的安排是：曹文埴的一个哥哥在扬州继续从事盐业经营，一个哥哥留在歙县掌管田产，而让曹文埴专心攻读诗书，以期步入仕途。果然，在曹文埴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之后，因为有家族的雄厚财力支持，一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后来担任了多年的户部尚书。
　　 最后的书院
　　 雄村的竹山书院，是目前徽州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书院，也是徽州仅存的一座书院，门楣上“竹山书院”四个大字，出自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之手。据史书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邓石如游历歙县，经友人引荐，拜谒了在雄村退养的曹文埴，奉上的见面礼是两枚印章和四副书法挂屏。
　　 这是一座典型的二进三楹式学舍建筑，占地1130平方米，由曹氏族人曹翰屏首创于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间，那时的曹氏族人中，就已经出现了亦官亦商的成功人士，拥有了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在这所古老书院的正壁上，悬有一副蓝底金字的板联：“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既解释了书院的得名，也寄寓着对于治学和处世的砥砺——人要象中空的竹子一样，保持谦虚的品质。
　　 曹文埴字“竹虚”，不知是这两句话，隐含着对曹文埴的吹捧呢，还是的曹文埴字，本身就出自于这副联语？
　　 沿着曲径回廊，几经周折，可以到达书院最后一进的桂花厅。天近黄昏时候，厅前的庭院里暗沉沉一片，文昌阁葫芦形的锡顶在夕照中熠熠，发出耀眼的金光。仅明清两代，曹氏子弟中举者就多达52人，其中状元一人，在清代，还曾出现过“同科五进士，一朝三学政”的科举奇迹。曹氏宗族规定，凡中举的士子，可在庭中种植桂花一本，寓意蟾宫折桂，所以当年，这里曾遍植桂树。
　　 目前这些桂树，仅剩下20多株。
　　 作为宗族书院，竹山书院曾多次得到曹氏父子的鼎力相助。不仅如此，徽州所有的书院，都得到过曹氏的资助。有一次，曹文埴接到家乡的一封来信，说紫阳书院因年久失修，很多房屋都快要坍塌了。这座以朱熹别号命名的书院，在当时遍布徽州的书院中，声名最为显赫。曹文埴决定自己带头，捐资重新修建一座紫阳书院，他相信只要由他出面倡议，江南的盐商们会很踊跃。新建的书院，在原来的“文公祠”旧址之上，落成之后，命名为“古紫阳书院”。所以这以后，紫阳一直是两院并存的格局，而两院的日常开销，主要是依靠两淮盐商的支持。
　　 当夕阳渐渐烧红了西天，徽州乡村的黄昏就再次不期而至了。江流无声，竹山书院完全融入暮色。有美丽的渐江从书院门前缭绕而过。依江岸而筑的“桃花坝”，新植的桃树尚未著花。据村人言，曹氏家族鼎盛时期，桃花坝遍植桃花，每当春来，桃花灿烂，红云十里。书院前有一条长长的石径，延伸进渐江，明清时代，不知有多少曹氏子弟，从这里走上前往杭州的渡船，去圆他们的科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