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容置疑的解释使我感到自己很弱智，觉得以前的生活全都被蒙骗了。
　　 在她两个哥哥面前，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笨。他们总是嘿地一笑说，连这也不知道?简直是个外星人!
　　 还好小红有时会挺身而出：你才是外星人!你这个半桶水，少在人家满桶水面前瞎晃荡。
　　 她越是这样说，我越是不安，我一进他们家，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头笨驴。越是笨拙，就越是遭他们嘲笑。她安慰我，不要紧，你这么聪明的人，很快就会适应的，都是被你妈娇惯坏了，把你弄得不食人间烟火一样。我苦笑。
　　 没多久，小红兴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们公司搞产权改革，决定把柜台租赁给职工，小红已经租下一个柜台，还在给领导做工作，准备再租一个柜台。
　　 要这么多柜台干吗?
　　 傻瓜，当然是越多越好啊，我恨不得把整个商场都租下来呢。
　　 你忙得过来吗?再说，你也没有这么多资金，你会周转不过来的。
　　 你不是在银行吗?现在就看你的啦，商场这边不用你操半点心，你负责给我弄贷款就行了。
　　 我?我又不在信贷部门，就算是信贷人员，申请贷款也要领导批的，我恐怕搞不到。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你不是一直在银行工作吗?你家不是很有面子吗?总会认得几个人吧?无论如何，这个担子你要挑起来，你要是连这点忙也帮不好，可别怪我瞧不起你。
　　 她随即举出好几个例子。谁谁在银行有个远房亲戚，毫不费力就弄出了几百万贷款，至今没还。谁谁的老婆在银行，家里又是开餐馆，又是开歌厅，还把银行弄成老客户，最终把事情完全弄反了，他们反过来每个月要向银行催账。
　　 我哑口无言，暗自惊异，她对银行的了解竟一点不比我差。
　　 无论如何，回来后我还是悄悄打听过，这几年，贷款审批权开始收紧，信贷员对贷款风险享有终生追索权，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轻易放贷了，除了几个经过层层审批的黄金客户，这几年几乎没有发展中小客户。
　　 我开始想象小红承租柜台后的日子，她肯定会把两个哥哥叫来一起经营的，这是自己的事业，他们无疑会更加用心，更加投入，我完全可以想象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如果我弄不到他们翘首以待的贷款，我同样可以想象我的境遇。
　　 嘁!我又想起了她哥哥的表情。我有点不寒而栗。
　　 下一次小红叫我，我没去。她马上杀到我面前来。我说，我无能，弄不到你说的贷款，所以没脸见你。
　　 呵，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她看了我一阵，扭头就走。
　　 尽管她说她不怪我，也不勉强我，但她再也没有打过我电话了。我忍不住试着打过一次，她很忙，似乎正在指挥卸货，我从电话里听出，那边场面很大。喂了几声她没听见，我悄悄挂了。她没再打过来。静候了整整一个星期，她都没有音信。我想，可能结束了。
　　 母亲也感觉到了。当初我就觉得你白费心思，别看他们粗鲁无礼，那可是些精明人，像我们这样的，他们吃下去嗝都不打一个。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正在柜台上办业务，猛一抬头，小红站在外面，她冲我扬扬手里的单据，兴奋地说，我办到贷款了，五十万!她说完就走。她看上去更忙了，也更漂亮了，浑身上下焕然一新，脖子上耳朵上亮晃晃的一片。
　　 我想起她以前说起过的理想，一套房，一个大浴缸，原来她所谓的理想只是说着玩玩的，她真正的理想深不见底，也可能她根本就没有理想，她只有欲望，永远没有尽头的欲望。
　　 我一直认为是小红促使我产生了调往上级行的念头。每当她来到营业大厅的时候，她有必要那么大声地讲话吗?有必要把高跟鞋踩得那么响吗?有必要当着大家的面在电话里高声调度商品吗?这还不算，她还要偏着脑袋在柜台外面冲我笑：哟，看上去心情不太好嘛，不要太忙了，要注意休息，听说忧郁症简直快成现代职业病了。
　　 我想，等我离开了这里后，她会不会因为失去炫耀的对象而若有所失呢。果然，后来我听人说，当她发现我走了以后，她再也没有亲自到大厅来办过业务了，来的不是雇员，就是她哥哥。
　　 离开家乡前一天，我没去上班。
　　 九点整，父亲的小提琴响了起来。刚开始，我以为是CD，听了一会，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我听见了两支曲子之间过于长久的停顿，以及父亲喝水的声音。
　　 我很久没看他拉琴了，他还像以前那样，闭着眼睛，轻轻地摇晃着身体。我产生了错觉，那音乐不是从他的指尖下跳出来的，也不是从琴弦上淌下来的，而是从他头顶上冒出来的。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岁月的缘故，本来已经变色的皮肤，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回到原来的样子，额头和两颊露出一些红晕，嘴唇也重新变得滋润，就连快要被岁月风干的耳朵，此时也变得圆润起来。
　　 直到他结束了一天中的晨练，坐下来喝茶时，我还能听见绕梁的余音。
　　 就在那天，我第一次为自己半途而废的小提琴感到后悔。我感到自己不是失去了一种美好的享受，而是失去了接近美好的机会。我像一只蚂蚁，在肮脏的钞票堆里打滚，为极度蔑视的一瞥痛苦不堪，像我这种人，多么需要音乐的安慰，而我偏偏不能，在我还不够懂得它的时候，竟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它。
　　 也许是父亲的小提琴感动了我，也许我终于体会到了失恋的感觉，我呆呆地站在窗前，在父亲的琴弓颤抖着停下来的一瞬间，我突然泪若泉涌。我望着远处说，我对人毫无用处，谁也不需要我，与其忍受这种无趣，不如死了算了。
　　 他居然没有反驳我。那天我们第一次在家喝酒。他说，有段时间，他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可后来，他想明白了，人活着，不能总想取悦于别人，一个人活着，首先应该取悦于他自己。
　　 我说，你教我拉琴吧，现在就开始。
　　 父亲很高兴我终于重新捡起了小提琴。
　　 这是我们家传的灵气，怎么能在你手上失传呢?
　　 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说法，不然，我无法解释自己何以突然间燃起了对小提琴的兴趣，而且一发不可收。面对傍晚的余晖，以及睡意迟迟不来的漫漫长夜，我发现，除了音乐，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我空箱子一般的心填充起来。
　　 父亲在音乐方面的灵气可以追溯到爷爷身上，但爷爷是从哪里遗传下来就不得而知了。爷爷的父亲既不懂韵律也不识字，只是个老实的种田汉而已。父亲总认为是老家的好风水赋予了爷爷无与伦比的灵气，爷爷有广阔的前额，明亮的眼睛，瘦削的鼻子，薄而匀称的嘴唇，这样的面孔无疑属于聪明人。他似乎生下来就懂得音律之美，随便折下一截麦管，他都能吹出曲折动听的声音。他无师自通的第一宗乐器是竹笛。只要是他听到过的曲子，略一沉吟，他就能原原本本地吹出来。有一次，他无意中碰到了一支乡村响器班子，他就像被人使了魔法似的，身不由己地走进他们。他试着接过他们的唢呐，刚一凑近嘴边，就鬼使神差地吹出了像模像样的名叫牛擦痒的小调。那些鼓，那些钹，到了他手上，就像是失散已久的兄弟终于聚到了一起，那种和谐和欢畅，让他自己都感到恐惧。爷爷很快成为响器班子的主心骨，甚至成为了他们的头领。
　　 他带着一支小小的队伍，吹吹打打，翻山越岭，涉水过河，或喜庆或哀伤地出没在所有的红白喜事场面上。在当地，无论红事白事，少了响器班子是不行的。爷爷没有经过学艺这个阶段，就正式跨入当地的艺人行列。
　　 与生俱来的天赋为爷爷带来了无尽的风光，不菲的酬劳，甚至还带来了当地最美的姑娘。爷爷从此带着他的家庭，告别了默默无闻的种田生涯，尽管他还住在那片山水中间，尽管他的裤腿上仍然沾满了泥水，但他已然成为方圆数十里的知名人物，他的名字挂在人们嘴边上，他的脚步无所顾忌地跨进所有的大门，他走到哪里都被尊为上宾，就连有人吵架打架，人们都会想到去请他来调解。一句话，爷爷靠自己的本事混出名堂来了，爷爷出人头地了。
　　 父亲出生了。他果然遗传了爷爷的禀赋，甚至比爷爷更胜一筹，因为他还是一个好学生。这时的爷爷眼界已变得十分开阔，他终于知道，他其实是在进行一种跟音乐有关的活动。在这里，人们称他们为响器班子，吹鼓手，在外面，人们把这样的队伍称为乐队。他见过一次外面的乐队，那是在送父亲去城里上学的时候。那乐队比他的响器班子大多了，足有二三十人，整整齐齐坐在那里，还有指挥在那里比比画画，他总算看明白了，指挥比画到哪一块，哪一块的声音就大了起来，成为乐队里最响亮的声音。他再看那些人使用的家伙，几乎都是他从没见过的，亮铮铮的，奇形怪状的，发出的声音也丰富得多，厚实得多，不像他的响器班子，吹来打去，总是那几个调调，结婚用它，死人用它，过年过节耍狮子划龙船还是用它。这时他已四十多岁了，他站在乐队旁边，却失去了像当年那样身不由己走上去试一试的自信。他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了身边的儿子。
　　 后来他了解到，有专门学这个东西的学校，叫音乐学院。他下定了决心，他要让他的儿子进音乐学院。
　　 父亲告诉我，其实他当时是想读理工类学校的。那时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爷爷非要他考音乐学院。爷爷说，你看看我，只弄了个响器班子，都能出人头地，别说是音乐学院。
　　 父亲有些倔，说学理工一样可以出人头地。
　　 数理化那个东西，只要用点功，谁都能学好，大家都往那里面挤，要想出头多难哪。音乐就不一样了，能进这个门槛的本来就不多，能学好的就更少了。你想想，是在人多的地方出头容易呢，还是在人少的地方出头容易?
　　 爷爷看似有道理的逻辑迷惑了父亲。父亲如愿进了音乐学院，似乎也如愿地出人头地了。但是父亲说，我没你爷爷那么好的运气，他到死都是当地的著名人物，被后来的响器班子尊为师祖，我算什么?半途收场，不了了之。
　　 父亲指的是歌舞团解散的事。虽然他还有级别，还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他没有了舞台，没有了掌声，甚至没有了学生。他从不把那些刚刚学会走路的小男孩小女孩视为学生，他为自己不分青红皂白招收这样的学生感到耻辱，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在被迫雕刻一块块朽木。没办法，工资太低了，要想活得好一点，就必须赚点外快。歌舞团那些人多半都在干这种事，一到晚上，扛着各式各样乐器的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纷纷走进歌舞团宿舍，高高低低结结巴巴的乐声顿时回荡在灰色小院的上空。
　　 有时，父亲会丢下他的小弟子，一个人来到阳台上抽烟。他听着前后左右参差不齐的乐声，钢琴，古筝，二胡，小提琴，大提琴，不知道这些家长为什么一窝蜂地要把孩子往音乐里面送，难道学这个就是提高素质吗?难道素质就是指这个东西吗?如果是这样，像他这种素质的人为什么活到中途反而搁浅了，反而从大道上挤下去了呢?还是他们也像他的父亲一样，认为搞音乐可以出人头地?又一想，如果不是这些人的支持，他恐怕连啤酒都不敢放开肚皮喝。他到底不敢理直气壮地拒绝招收学生。
　　 父亲曾经在老家跟前响器班主讨论过这个问题。已赋闲在家的响器班主说，你已经算是出人头地了，你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你那里去?人家这是承认你的水平，承认你的地位，你还要怎么样呢?
　　 父亲笑了一下：他们哪里懂!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在行内出人头地。你想过没有，行外是个大操场，行内只是一扇小门，你活在哪里呢?你活在那个大操场上啊，你知道有那个小门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进去嘛。
　　 说到底，我跟你其实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你的地盘在乡村，我的地盘在小城，要论面积，你的地盘比我的还大。
　　 话不能这样说，你的乐器比我的高级多了，你还有谱子，我连个谱子都没有。
　　 那当然，我花了钱的，上了学的，你什么成本都没有，这样算起来，我们还是一样的。
　　 前响器班主歇了一会，突然想起什么来，大声说，还是不一样的，怎么会一样呢?你是国家干部，你不上舞台一样有工资，老了，不能动了，还有退休工资，我呢?我一天不吹不打，就一天没有报酬。如果你硬要说我跟你是一样的，国家也不会答应，难道它会白白地养着你们?
　　 父亲想起那个结满蛛网的剧场，被虫子蛀得大洞小洞的幕布，还有残破不堪的观众椅，无力地笑了一下。他并不想被白白地养着，但他有劲无处使，有情无处表。他不知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不再喜欢剧场，不再喜欢他们的演出。他同样不知道，到底是他们演得不好，还是人们的口味发生了变化。
　　 父亲说，也许当初还是应该去学数理化，去读理工大学。
　　 那又怎么样?进工厂，下车间，再等着下岗。你现在至少不愁这个吧?
　　 就在这时，一阵乐声传来，还是那一套吹吹打打。不远处又有人死了。父亲说：城里还不如乡村，城里人死了，一声不吭就拉去火化了，不像这里，还要热热闹闹地搞个仪式。
　　 老响器班主慢悠悠地说，城里太吵了，人的耳朵从来不消停，哪里听得进这玩意，不像乡里，耳清目明，听什么都好听。他和着远处的响器声摇头晃脑。他虽然卸任了，业务还是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