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丰东街牵动了多少人的心。
　　 东街就要拆迁了，很快，广丰就没有东街了。也可以说，没有现在的东街，这条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的东街。
　　 你如果是广丰人，你一定知道东街戏院，那是广丰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比电影院还早了几十年。我的老外婆对我们说过，只要有新戏，就是不买菜也要留下买戏票的钱。戏院对面的面馆、茶馆生意也异常火爆。整个东街就如上海的南京路，赶集的，过路的，进城挑土灰的农民，络绎不绝。
　　
　　 第一次到东街，是1959年的冬天，广丰县第一次少先队代表大会召开，我有幸作为代表，跟着老师，背着行李，徒步从桐畈走到县城，傍晚时分，天已慢慢地黑了下来，路灯发出昏黄的光芒。我，一个农村少年，从东门进了城，一路走，一路看，走过了还不时回头看看已经过去的街道。东街啊，在我的感觉里，是那么的长！店铺和居民房子又是那么的多，多到数也数不过来。我也走过桐畈的街，十几间店面，就非常繁华了，而眼前的城里，眼前的东街，竟然怎么走也走不完，这就是东街，就是东街给我的第一印象。
　　 1962年秋，我初中毕业考入广丰中学，才真正地走进了城里，才真正认识那条长长的东街。和鸟林街相比，东街要繁华很多，除了戏院，还有菜市场、银行、商店、面馆店、茶馆等，还有多个政府机构，如粮食局、物资局、供销社、医药公司、土产公司。还有一个现在的人们都忘记了的单位，叫烟麻仓库，有专人看守，有专人负责收购各种烟皮、黄麻，再运到上海或其他地方销售。后来，有领导聪明，利用广丰优质烟叶，自制烟丝，做起了深度加工的生意，建起了刨烟厂，后来改名叫广丰烟丝厂。可能没有人想到，再到后来，竟然发展到现今大名鼎鼎的广丰卷烟厂，成为广丰工业的支柱，为广丰财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成为江西的一流企业。而当时，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烟麻仓库的负责人就是我的亲戚，我的姨父陈成园。
　　 和鸟林街的姑父一样，我也常常去他那里玩。仓库在东街郑宅弄里，从弄口进去估计有一、二百米，有二个地方供仓库存放物资。我的姨父是国家工作人员，有工资，时不时的也会三元二元的支援我的学习。当然我也时不时的在他那里吃一餐饭。仓库在1962年底还是1963年初失了一次火，姨父也写了检讨，后来调到五都的仓库，做同样的工作，说是照顾家庭，因他的家在溪山。不过，这好象是过了几年的事，是否与这次火灾有关，不得而知。
　　
　　 东街有个地方叫杮树底，那里有一间民居，叫“大夫第”。据“大夫第”的后人俞端媛介绍，是清同治后期由时任工部员外郎俞凤升（四品）所建，传到第四代是广丰中学资深教师、教导主任俞观义，俞端媛是俞老师的女儿。有一次，我去他家拜访老师时，俞老师刚刚收受了一位农民兄弟挑来的稻草。在我们乡下，稻草并不值钱，到处都有，牛过冬要吃稻草，各家床铺都要稻草。但是，城里人就没有这么方便，他们的床铺用的稻草，主要靠亲戚送。而俞老师家的稻草也是农民送，每年都送，从不间断。其实，送他稻草的农民不是他们的亲戚而是他的客户。早年，农民天不亮就挑了尿桶，到城里各条街道买尿粪肥料。你要是听到一声拖了声音的用广丰腔叫唤的“买－－尿粪”，那就是有农民来了，各家就把准备好的马桶盛装的尿糞水提出来，倒进农民的尿桶。然后，农民拿几分钱给城里人，算是交易费用。有时，一个进城农民要收好几家才能装满一担。而俞老师开始也会收一点钱，后来，就和几个相当亲密的农民建立了一种准亲戚的关系。他不收农民的钱，但到了秋天，需要稻草时，多少挑一些稻草就行了。后来，有的农民很客气，不仅送来稻草，过年时，还会送来鱼啊鸡啊蛋啊的。俞老师则坚持要给钱，农民则坚持不收钱。于是，俞老师就把一些城里的饼啊糖果啊，给农民带回去，大家才双方满意。俞老师从1940年代起就教于广丰中学，历任教导主任，桃李满天下。其中国内著名的空气动力专家九十多岁的俞鸿儒、南极测绘第一人鄂栋臣、烟草专卖局局长夏利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利康……都是俞老师的学生，也都是广丰中学的学子，是广丰人民的骄傲。老师92岁时去世，去年100周年诞辰纪念，众多学生撰文，怀念老师。我也写了一副对联，缅怀老师的丰功伟绩：“平生与财富无缘，唯勤奋耕耘，学界泰斗光昭万里；到处有学子为伴，仅崇尚理义，人世楷模德贯千秋。”
　　 俞长隆老师是我的长辈老师，又曾在塘墀中学同过事。他下放到我的家乡王家村做过老师，种过田，砍过柴。他的家在东街“石鼓堂门”里。这个石鼓堂门的两旁，有两座相当规模的石鼓，不知道是前朝的哪一位官员的府第。县城有太史第、大夫第、进士第等，还有一座状元坊，孔庙等好多的古迹，有的已废圮，如孔庙，状元坊等，有的剩下一个门面，如进士第、大夫第、方佰第等。俞老师的家就在这里第三进的位置。厅的两侧各有三个房间，天井的两边有厢房，厢房与正厅室之间有一条风弄。夏天，人们在这里纳凉，女人们一般做针线活，或者打打毛衣。男人就只有摇摇蒲扇，聊聊天。俞老师的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大学，一个做了医生，一个做了干部。他的年龄也很大了，算起来也该有80多岁了。
　　
　　 东街的店铺明显比鸟林街多，特别是十字街头那一带，非常热闹。地摊上有新鲜的鱼，有农家新上市的蔬菜，豆腐。那时，没有成立城管大队，但市场管理员还是有的。主要的是二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没有多少文化，政策宣传也不到位。其中一个稍老一点的，手拿一面三角小旗，手臂上戴了一个红袖章，见到有乱停乱放的现象，就大声吆喝：“上级的指示，党的政策，拿开拿开。”人们就会听从他的指挥，往后挪了一挪。没有多久，又有人违犯了他的规定，把小菜篮或地摊又挪到街道中央去了。要是让他看见了，他又摇着小旗，指着摊子的菜，说，“上级的指示，党的政策，拿开，拿开”。一天到晚，也不知道他要重复多少遍，一年又一年，他为广丰市场的秩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要说是“上级的指示”，人们就都知道是谁。
　　 东街临近十字街头的菜市场也是大众经常光顾的地方，这里的大部分的商品都要供应证，如鱼、肉、豆腐或豆腐干。过年的水酒，香烟，也有不需要供应证的，如豆腐乳，一种用面粉做的“豆腐乳”，有青方红方之分，一、二分钱一块。有一年，军潭水库打了一批鲢鱼，放到菜市场卖，也是要供应证的，很瘦，还有点煤油味，不好吃。
　　
　　 徐贤挺是1979年广丰中学高中毕业生，当年以现届生考上清华大学，曾在广丰传为美谈。他的家庭有什么绝招，教养出如此优秀的学生？我是徐贤挺的班主任，在学习期间，我也曾到过他的家里进行家访。他家就在东街中段天灯弄，他父亲是“打白铁皮”的师傅。也就是说，他父亲能把一张白铁皮打造成各种家庭用具，如水桶、果品盒、茶叶听等，然后卖出去挣点钱。这是一门手艺，还要有一些计算，比如，一只园台型的水桶，如何下料，最节省材料，剩下的又可以做什么，都要精确计算。不过，我后来问过一些师傅，那水桶的材料摊开来就是一张扇环的铁皮，并不能全部用完，肯定要浪费一些原材料。他们说，就和做衣服打样一样，没有人去计算多大的角度，多长的弧度。只要用笔画在材料上剪下来，再拼接起来就可以了，拼接是门技术活，严格地说，他们不是电焊的焊接，而是一种敲打式拼接，不能留下漏水的缝隙。
　　 改革开放之后，东街开得比较多的一种店铺是金店。没有数过，十几家是有的。我的同学徐常庆家的上几代是打金的，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姐姐都学会了这个手艺。常庆更出色一些，至今都有生意。他认真细致，一条项链，几十上百个小圈，要手工一个个做出来，一个个串成一串，还要做出花色，那个吊坠，是项链的重中之重，虽然有模，那也是要抛光打磨，一点点地做出来。有些女人，担心店家会偷金，就不失花费时间陪同，眼看师傅把一只首鉓做完成才放心。金价从五百多降到二百多，打金店也会有风险同，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规避这个风险。
　　 在东街依靠手艺生活的还有很多人。例如东街口有一间门面不大的牙科。执业医生叫崔子昌。现在约80多岁了吧。原来是老师，打成右派之后，为了糊口，改学牙医，没有想到，医术高明，竟然名扬全县。连广丰县医院请他去担纲，他都不去。有一次，在五都见到他，他在五都也开了一个诊所。后来，把技术传给子女，崔氏牙医就开了二家。我常在崔一牙科看牙齿，九十年代时，拔了三颗。后来听从牙医教诲，每餐后坚持刷牙，这二十多年牙齿都没有痛过。去年，在崔一牙科诊所，我又看到了崔子昌。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往事。说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在王家村，受了我的父亲的帮助。他一直记在心里，并说，只要是牙的问题，尽管找他，也可找他的儿子、儿媳们。东街的这间牙科好象还在开，不知道是谁在经营。
　　 广丰著名中医师庄腾先生就在徐家弄的永丰卫生院上班。和韩松齡并列为广丰名医，二人都曾被江西中医学院的收录为名医名录。庄腾先生的拿手绝活是妇科和儿科，在广丰城乡颇有影响力。他的儿女当中有三四个继承了他的衣钵，做了医生，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好，老百姓称呼庄腾都叫小庄先生。七十年代后期，我的儿子得了麻疹，几天没有退烧，到他那里去医。他非常严肃，也不怎么听家属述说病情，只是顾他一边看脸色，看手，看口腔。一边写药方。我记得他开了一种药叫羚羊角，退烧效果特别好。但是羚羊角粉不好磨，要花很多时间。庄腾去世之后，由庄腾先生的几个儿子领衔他家的医业。
　　 刘六婻是东街东门城门内的打铁世家。工作时，头戴一顶小雨笠，抡着大锤，跟随父亲的锤点，用力锤打要打造的铁器。打铁人说，学徒弟时，要辛苦一些的，师傅的铁锤打在哪里，徒弟的大锤要跟到那里。后来，自己当师傅了。打铁挣了一点钱，盖了几间房子，去年东街第一批拆迁，就轮到他家，算下来，可以补到二个套房，一个店面。六婻说，给二个儿子每人一套，女儿一个店面，大家皆大欢喜。
　　
　　 粮食局就在郑宅弄口附近，但是他们所占据的房子，从弄口一直延伸到后段。不知道有多少房间，也不知道涉及多少户。我的一个本家叫王亨泰，长期在铜鼓县工作，曾任铜鼓县人民医院院长，和我也没有什么联系，甚至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本家。那是1980年，他突然回到广丰，找到我，说他家落实政策，政府通知他回来办手续，要房子，还是要补贴，要做一个了断。我问了一下情况，就带他去了财政局的房管组找到了经办的同志，填写了一些表格，核对了身份，叫他回去等消息。后来，他又来回跑了几趟，说是已经办好了，一共30多个房间，政府补了他一万多元。他留了一个房间，送给一个侄女住，其他全部写了字，卖给了政府。他的父亲叫王伦，民国时期任山东省医专教务主任。据《广丰县志》记载，王伦是一个名医，曾为孙中山治病，怪不得在广丰县城置办了这么多的资产。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王家村和城里的交往也比较多，在婚姻方面的，我们家其实也和东街有着渊源关系。我翻阅过我们的家谱，发现我的祖母王徐氏竟然是城里东街人氏，祖母的父亲叫徐渊德。难道，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也有些许城里的血统？虽然这种血统关系对于我来说，一点点的意义也没有。正隆妈是早期那一代王家村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移居城里，家就住在郑宅弄，儿子叫王建国，1957年广丰中学高中毕业，后来在永丰花炮厂工作，不幸因事故而去世。王维崧是王家村人，住东街杮树底，曾在广丰县兽医站工作。他的哥哥王维鑫，是广丰中学的数学老师，曾教过我的立体几何，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文革当中被打成反动权威，下放回王家村劳动改造，见到任何一个王家村人，都叫公，或者至少叫叔，七十年代去世。现在新一代在城里的王家村人少说也有近百人了，时代在进步，县城在发展，往上数三代，有几个是城里人？
　　 李有祥就是后来搬迁到永丰的。他住在郑宅弄原烟麻仓库的那个大房子里。他原是五十年代《广丰报》的编辑。对于广丰方言有独特的见解。在80高龄的时候，出版了《广丰方言》一书，填补了广丰语言研究的空白。李有祥现任江西省语言学会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积极参与编写地方志书，撰写乡土教材。相继撰写了《广丰历史上四大文化名人》、《七访博山－－探寻稼轩遗踪》等作品。
　　
　　 从东门进城，一路看到，各种商店和各个单位。真正热闹要到广丰剧场，以前不叫剧场，叫越剧团，再早就直接叫戏院了。我最早也是1962年以后，到过几次越剧团看大戏，票价二角伍分，比电影贵了一倍多，且有时还买不到票。那次演的是《樊梨花》，我小时候看过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小说，樊梨花是薛家的敌人杨藩的未婚妻，后来嫁给薛丁山，给薛仁贵收编了，反戈一击帮助薛仁贵打败杨藩。故事并不曲折，但是灯光布景非常引人注目。特别是宝物对战，灯火一闪，一件宝物就战胜了另一件，很让观众惊奇。那时的戏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临近结束时，大门就会打开，让一些没有票，或者没钱买票的人进去看几分钟戏，过一次“戏瘾”，民间称之为“看戏尾”，是不要钱的，但也只有十几分钟的样子。有的小孩，还有大人，没有钱买票，就专心等到散场前，看一眼“戏尾”。当然，看多了，其实也想正正经经地看一场全本，那多好。有的戏文很长，有十几集，每天不一样。好象现在的电视连续剧。看了一场，还想看下一场。当年有个剧本叫《孙安动本》，剧情主要是：万历初年，奸相张从私造皇宫，毒杀民工三千以灭口吞没赈粮。曹州知府孙安上本参劾张从罪行，但小皇帝被张从所惑，反将孙安责打四十御棍。孙安绑妻缚子，抬棺上殿，想以死谏感动皇帝，但又在张从唆使下定成死罪，三朝元老沈理上殿保救被削职为民。沈理将此情告诉定国公徐龙，徐龙手执先王御赐的虎铜锤严惩了张从，并赦免孙安死罪。在广丰越剧团上演二十多场，场场爆满。剧场的周围摊贩众多，有卖香烟的，卖瓜子的，卖麻花的，整个半条街不到晚上十点之后，静不下来。我们小，对剧场十分仰慕，心想，要是能认识几个演员，那多好。至少，可以多看几场戏。那时有一个女演员，叫李艳芳，是剧团的主演，还有一个叫“老包台”，专演女主角。我看过李艳芳演的《血手印》，她把那个受冤的公子，演得好极了，尤其是在法场上吃沙子饭，真好象那饭里有沙子一样。剧团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广丰人民主要的娱乐场所。为了满足广丰人民观看戏剧的愿望，1980年左右，老戏院拆掉了，新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剧场。就是现在的广丰剧场，但是，由于电视的普及，新剧场没有火起来，反而没有演出多少场就半停业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到早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