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山东大嫂突然亲热地拉过我的手，很认真地问道：“你懂不懂签证的事儿？听说英国那边有政策，只要合法签证满十年，都可以申请居留，可还有人说，这政策早没了。”
　　 我抬起头，迎接山东大嫂热切目光的笼罩，我倒真希望我能懂，但我却只能让她失望了。沉吟片刻，我只好勉为其难地对她说：“这个我真不懂，你们可以问问四月啊。她平时跟律师打交道多，就算不懂，也可以托她帮忙问问的。”
　　 “啊？”大嫂一脸惊诧，嗓门也跟着大起来，“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四月早就死啦！天啊，看来你那同学说得真对啊，当时你那么急着就搬走，就是想断绝和那房子里所有人……”她说着，像不小心咬住了舌头似的，表情痛苦地止住话头，同时开始警觉地、猜疑地上下打量我，继而又去打量一旁我的女儿。
　　 女儿很敏感，被人那样看她很不爽，先是嗯嗯啊啊企图通过清嗓子来提醒人家，但效果不佳，就挑衅地瞪了山东大嫂一眼，然后一把将手上正看的网络小说蒙到脸上，双腿也直直地朝下一伸，半仰在那儿，彻底不再搭理我们了。
　　 “四月是2009年年底出的事儿，我也是那次遇到你那个同学听她讲的，后来还去查了新闻……”山东大哥叹口气，想给我解释。但他话只讲出一半，早又被大嫂截了过去。
　　 大嫂比比画画表情丰富地告诉我：“你都不知道，可惨了，报纸上都说了，警方认定四月是自杀。你别看四月那小闺女干干巴巴的，倒挺扛折腾的。警察说她肚子里又怀了孩子呢！嗯，让我算算，嗯，四月出事儿，你搬走，哎呀，都不到半年哪……他爸妈后来都到伦敦奔丧去了。原来四月也是父母离婚那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挺可怜的。哎呀，他爸妈哭的那样儿啊，报上登了张那么大的照片，采访了好多人，都在说目前小留学生真是个问题。也有些认识她的人出来装好人，说什么四月其实为人不错之类的，都在那儿瞎跟着掺和呗。四月是什么人？她就是那种典型的小坏闺女，你说是不是？还有比咱这些住在那栋楼里的人更了解她的？警察和媒体估计也都是不愿意多管，要是真肯去查，只要查到胡先生那楼里去，挨个儿跟咱几个聊聊，多少事儿不得真相大白？只可惜你没赶上，上次你同学还说呢，四月的事儿，那栋楼里，不会有人比你知道得更多……对了，你同学还跟我说，四月怀的就是那个托尼哥哥的孩子，还说是你说的，是吗？”
　　 “他们刚才说的，死了的那个是个什么人？”上了飞机，女儿问我。我女儿如今已极少主动跟我说话，那会儿突然金口一开，简直让我受宠若惊。
　　 “是个女孩儿，她去英国时，比你现在还小两岁呢，跟你一样，她也是先得考雅思，再申请大学。”
　　 “哦，”女儿点点头，似乎更有兴趣了，“那，那个女孩儿，真有刚才那个女人讲得那么坏？”
　　 “坏？”我能感觉到自己又开始颤抖起来了，是的，那会儿我正心情复杂，就像无法接受四月已不在人世这消息一样，我实在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在我感觉自己的内心无比虚弱、疲惫的时候，自己作为母亲的考试却又要开始了，我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过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妮妮，妈妈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是不能简单地用好坏就可以分得清的。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想当坏人，但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却都有可能做坏事。当你遇到困境，或者遇到诱惑，当你被误解、被辜负、被伤害，原本要做好人的你，也许就做了坏人才会做的事……”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儿？跟你聊个天儿就这么难吗？”女儿到底又怒了，她忍无可忍地狠狠白了我一眼，就扭头看窗外去了。
　　 直到下飞机，她再也没主动跟我说一句话。
　　 可那天，在那长长的十几个小时的旅途中，我的心却塞得满满的，全都是要向女儿讲述的冲动，对四月，我不但有懊悔，有思念，更有不解。百感交集地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让我觉得自己身边的女儿和四月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这种感觉让我感到非常恐怖。因为我清楚，就像我并不真正了解四月一样，如今，我也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女儿了。
　　 回到家，一安顿下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新建一个文档——我打算一点点用文字记下自己眼底心中的四月，关于四月和我的故事。
　　 我希望自己能早一点如实写下四月的故事，希望我的女儿——虽已来到我的身边，却总让我感觉到依然还跟我海阻山隔的女儿——能尽早看到。当然，关于四月，若我女儿想更多了解，其实我手上还有另一篇文字。
　　 那是一沓打印稿。记得当年四月送给我这沓打印稿时，是跟一本中文杂志一起的，杂志是出版于1997年的一本留学生杂志，上面有一篇四月的文章，讲述她初来伦敦时的见闻，那时的她对一切都感觉新奇和喜悦。记得那篇文章四月署的是她自己的本名——苏媛。
　　 但如今那本杂志我已找不到了，手上仅剩下这篇打印稿，标注的时间是2007年12月，距那杂志上的文章恰好隔了十年。十年前，那个十七岁的上海女孩儿苏媛，已成了二十七岁寓居在富咸路胡先生那栋出租公寓楼里的四月，那时的她，正独自一人在一点点学着让自己坚强起来。
　　
　　 12
　　 记下生命中难忘的日子，留给将来回首时的自己。
　　 四月
　　 本来，在这次回国之前，我已经把想留的东西都打包带回去。不想留的也都送了人。整个一栋楼的人都知道：我这次回国，是不会再回来的了。
　　 可有什么办法？拖了这么久，我这不是还得回来？
　　 这些天，我总把自己闷在房间里，饿了，或要上厕所，都先把门打开一条缝儿，听一听，确保厨房没人，楼道大厅也没人，才做贼般灰溜溜地出去，再赶紧回来。就怕遇到人，就怕有人问：“四月，你怎么又回来了？或者，四月，国内这阵子工作不好找吧？”
　　 闷在房里，时时刻刻我都在琢磨如何避开别人。可我又如何能避得开自己？
　　 这段时间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睡觉。看着看着电视睡了，上着上着网睡了。吃得太饱，恹恹的，想睡。饿了，头晕，身体发虚，也想睡。
　　 只有睡着的时候才最轻松，什么都不用去面对。这段时间，每天我都昏昏沉沉的，觉越睡越多。有天早上，我突然醒了，躺在那儿不想起，仰脸望着天花板琢磨如何度过这一天，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天，我这么爱睡觉，这是不是就是在盼着死啊？死，难道不就是永远不再醒来吗？
　　 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念头给吓着了，我一骨碌就爬了起来，不能，千万不能，我才二十七岁，还这么年轻，从十七岁离开家到伦敦，我自己一个人蹚过了多少沟沟坎坎啊，我不都挺过来了吗？怎么可以盼着死呢？
　　 赶紧起身收拾了一下自己，我就那么漫无目的地跑出了门。
　　 外面很冷，也没地方去，我胡乱逛了一气，路过了肯辛顿车站，上了一辆公交车。
　　 车刚开起来的时候，有个短头发、背了个大挎包的东方女孩匆匆走过，她穿得很单薄，却并不觉得冷似的，路过我们这辆车，还偏头朝我这边甜甜地一笑。我四下看看，奇怪她在跟谁笑呢？后来看着她斗志昂扬一路疾行的背影，才想到，或許她并没有具体的微笑对象，不过只是自己觉得开心，笑容就像盛得太满的水一样溢出来了。
　　 想到这一点，让我又变得难过起来，因为，她太像刚来伦敦时的我了！
　　 那时我跟她一样，也那样一天到晚斗志昂扬的，看哪里都新鲜，一有时间，就跟同学约着一起出门，去逛街，逛公园、博物馆、电影院……那时遇上难过的事，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只当是锻炼，很快就会过去；后来遇人不淑、时运不济，也总能鼓励自己，吃一堑长一智，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但现在的我，为什么就不能了呢？
　　 我承认自己这次是有些具体的麻烦。钱的事情迫在眉睫。新学期的学费马上就得交了，签证也得赶紧去续，可我的银行账户里，交了学费就没多少钱了。这次回国，跟爸妈赌气，他们谁给的钱我都没拿。现在轮到我后悔了，就我这样没几文钱的银行账户，怎么寄文件去内政部续签证呢？
　　 图清静，我上到双层巴士的顶层去，坐在那儿琢磨，该去找谁借钱？想来想去也没个准主意。想想自己以前也不是没遇到过这类问题，却从没像这次这样，这么心灰意冷，这么绝望。
　　 这是为什么？我当然知道这跟自己终于彻底断了回国的念头有关。我知道我一直在回避，真留在这儿，我将来怎么办呢？至少现在，好像一点前景都看不到。
　　 冬天的大太阳透过车窗晒进来，晒到我的身上，再加上车厢里也开着暖气，没一会儿我就摊开手脚懒洋洋地蜷缩在了座位上。出来真是对，我想，至少不犯困。而且没一会儿就能忘了自己的烦心事儿，只顾贪婪地盯着窗外了。
　　 窗外那么多的人，老老少少，有居民、观光客，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表情……我为每个路过者的表情着迷：他们有的洋洋得意，走起路来头发一甩一甩地特别带劲儿；有的则显得很沮丧，垂头丧气，拖着腿脚一步一挪；还有的在边走边讲话，对着同伴，或举着手机。有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白人男孩儿，腰杆笔直，步子也直直地走成一条线，他就一个人，却不时伸出直直长长的手臂比比画画地打手势，他在干什么？我在行驶的车里扭着脖子追着看，才发现，原来他戴着耳机呢，是在打电话，还是听音乐？endprint
　　 那段日子，我迷上了跑出去到处乘公交车，每天像上班一样早出晚归，着迷于看到不同的人在街头来来往往。有一次，一个穿着棉大衣，披着米黄色纱丽的印巴女孩一路边走边哭，她哭得很伤心，用手捂着嘴，头和肩膀都一上一下地抽搐着，哭得我的泪都要跟着下来了。
　　 还有一次，一个黑人老太太牵着一个看上去只有十来岁的黑人女孩儿走路，老太太似乎很生气，不时教训女孩儿，表情很丰富，情绪也很激动。女孩儿则始终偏着脸，理都不理她，只顾得把扎了一头小辫子的大脑袋转来转去地东张西望……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下来了，她还小，我想，她还不懂得，其实，能有自己的亲人那样教训是多么幸福啊！
　　 那么多的陌生人让我着迷，也让我浮想联翩，到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傻，其实有什么呢？谁过日子，不都是被自己心底虚虚实实的念头蛊惑着，很多事情或许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不同的只是自己心里的想法而已。
　　 就像我，现在觉得看不到前景，没希望，是不是太矫情了？谁能一辈子永远充滿希望地活着呢？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我活得累，是不是只能埋怨我自己不好，想得太多了？
　　 就在那段时间，有个晚上，我刚从外面回来，一进宿舍迎面就看到房东胡先生，他正坐在一楼饭厅里自斟自饮。“四月，坐会儿。”他举起酒杯跟我打招呼。
　　 我跟他解释说我很累，想上楼去休息了。
　　 住到胡先生这楼里，我是通过一个同学的介绍。当时她要离开伦敦退房子，而我之前的房子房东要装修另租，我便接续了同学跟这儿的合同。来前就听同学说过些这胡先生的风流韵事，知道这老头儿花花心思很多，所以那之前我很少跟他讲话。
　　 “你有没有考虑过做导游？内地来的旅行团这两年越来越多，唐人街的旅行社接单都接不过来……”
　　 “我又没驾照，不会开车，旅行社不会要我这样儿的。”我打断他。却听他说，“我有些旅行社的朋友，改天我可以介绍几个给你认识。”
　　 “还有，你知道的，四月，我岳母身体不好，我太太一年多都没回来了，一直在普利茅斯那边照顾老人，你们住的这栋楼，只是我一个人打理，可我还有餐馆的生意呢，所以，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帮我当房产中介？当然了，我们可以商量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提成额度。”
　　 我停下脚步，我听见他还在那儿一直没停地说着：“住在这房子里的人，时间久了，都是我的朋友，如果需要帮忙，四月，千万不要客气。我知道这段时间里，你心情一定不好，如果当我是朋友，愿意和我讲讲吗？”
　　 我后来坐了下来，陪胡先生喝了几杯。再后来的事儿我就不记得了，但胡先生特别喜欢同我说起那个晚上的事情，他说，他总是忘不了，那个晚上的我，一直笑一直笑，好像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
　　 我不喜欢听他讲那个晚上，以及后来那么多的跟他在一起的晚上，每当他又提起这些，我就会很烦。记得有一次，我冲他发了火，跟他说：你懂不懂？一个人，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笑，那可是得需要经常练习的！
　　 记得我这么讲时，胡先生突然瞪眼看我，愣在了那儿，好半天，他才一本正经地重重朝我点头，还竖着大拇指，站起身，用仿佛在诗朗诵似的声音对我说：“四月啊，四月，我老胡这辈子从没看错过人，你这个女孩子，你的的确确是好样儿的呀！”
　　 在这打印稿的最后，还有一行用钢笔手写的汉字，一笔一画写得周正、端庄，想必那该就是四月自己的笔迹。
　　 四月这样写着：“姐姐，我的好姐姐！我一定要告诉你，你就是我此生遇到的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好人！今天在皇朝酒店，让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那么好！感谢你顾及我的体面，从来都没问过我，我是怎么跟胡先生，走到一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