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二十岁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家里虽然觉得可以扬眉吐气，但还得藏着掖着，欢喜不溢于表，用那个时代的话说叫“夹着尾巴做人”。我到村里当赤脚医生，正好遇上公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就到公社卫生院去学习，一边学医学理论，一边跟着医生、护士看病打针。那时已经用上了省里的统编赤脚医生教材，封面上是一幅毛主席像，头像后光芒四射。你们可能没见过，那时所有的书基本都是这样设计的。翻开第一面是毛主席语录，内容是主席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6·26指示，你们这代人不知道，但我们清楚，是1965年6月26日主席对卫生部工作作的指示。主席的话金口玉言。要说解放这多年，真正发自内心对农村医疗工作重视的，还是那个年代。现在很多事表面上看着热闹，骨子里，嘿嘿，你们比我懂。你看，我又说跑题了。这一期公社培训班培训时间三个月，时间不长，中西医都沾点边，虽然学的是皮毛，但内容多，受用一生。在公社培训时，我还在医院放废纸的抽屉里发现一本书，叫《农村医疗卫生手册》，上海出的。出书时，林彪正当红，是他作的序。可在这年的头一年，林彪跑了，摔死在蒙古。这书不知是谁有意藏着还是放忘记了，按说发现后要毁掉，我舍不得，就用毛笔把林副主席说的话都抹上墨汁，黑咕隆咚。这本书前些年还看到过，可能就在我箱子里压着。七十年代初国家非常重视中草药，种药、采药、用药，收集整理单方、偏方、验方，到处医院都忙的不亦乐乎。别个公社有位叫李学祥的老医生，因为用野葡萄根治疗骨髓炎特别有名，我们学习时医院还组织到那里参观，看他们用石臼把野葡萄根的肉舂成泥巴，然后敷在痛处。野葡萄我们这里也有，藤叫乌鸦藤，籽叫乌鸦籽，听说后来还治出了成果。那个李医生身材不高，眼睛近视的很，每天好多病人找，都是外乡外县的。你看（笑），我又说跑了边。三个月学习完本来要回到大队，但当时流行脑膜炎，上级组织人预防，公社抽不出那多人，就留下四个学员，我在内，和公社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到垸下到学校，搞脑膜炎预防。当时国家预防脑膜炎还没有疫苗，就用土办法，把沙根（白茅根）、甘蔗、荸荠放在一起熬，每人喝一大碗，大家都爱喝，也不晓得是不是真有效。前后搞了两个多月。跟我组成一个组的是公社卫生院的徐道品医生，还有一个女同志，早变成了鬼。徐医生中医学院毕业，文革前下放的大学生，那时他压抑的很，看我灵光好学，就教我针灸，一边讲经络，一边让我学扎针，合谷、内关、足三里，自己扎自己。他后来落实政策，回到了武汉，成为教授，总算熬出了头。现在要还活着，怕八九十岁了。
　　 老谢是我们大队第一代赤脚医生，是经过县里培训的。人好的冒得话说，大家叫“家婆”，医术嘛，农村看烧热病，药也只有那几种，肚子痛阿托品，发烧APC，咳嗽止咳糖浆，消化不好土霉素，反正就是那回事。乡村医生，最大的好处是为乡亲提供方便，寅叫寅到，卯叫卯到，不留过夜的。我回到村里后，就跟老谢打下手，他让我东我就东，让我西我就西。我们大队人口不多，面积不小，大家住的分散。当时，不知上面发什么神经，大队部和卫生室都搬到山岗上，非常偏僻，不像现在，打死都要放在人多的地方。多数情况，我和老谢，一个人守在卫生室里，一个人出诊，开始出诊主要是他，后来我熟悉了，出诊的活基本都是我，除非别人点着请他。晚上，就要一个人住在卫生室守班，应付夜诊，一样出诊。老谢屋里事多，晚上守摊子多数是我。卫生室偏僻，农业学大寨平坟平出来一大块地，做成大队部，连带建几间卫生室。我一生胆子小，不怕你笑话，那时我一个人在卫生室守着大队部的一排房，黑漆漆的经常吓得心惊肉跳。特别是春上猫叫春，那声音你不晓得多揪心。我呢，又不敢跟别人讲我晚上怕事，更不想跟老谢说，怕他误会我不愿意值班。后来，困在床上七想八想想到一个人，那也算是穿开裆裤就一起玩的，他家里人多，房子扁窄，就说晚上一个人寂寞，让他来做伴。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妻舅。我们那时还有个称呼叫“半农半医”，国家号召的，意思是当半天赤脚医生，劳动半天，实际下田的日子少，生产队农忙时偶尔干点农活，其他就驮着个药箱到处转。药箱里也没有多少药，退烧的针有氨基比林，消炎的针有庆大霉素、氯霉素，青霉素钠特别紧缺，书记、大队长可以用，其它要开后门，平常老谢放在屉子里锁着，我没有发言权。青霉素钾有时还能搞到点，打在屁股上，痛的要命，有的肌肉硬得像桃子。在村一级，赤脚医生是个光鲜的买卖，让很多人钦羡，我家的成分虽然高，但我当赤脚医生后，别人看我家的眼光明显友善多了，我的祖母那时还在世上，总是嘱咐我万事小心，不能出差错，一出事前途就完了，所以，我那时特别肯学肯问，遇到拿不准的病，跑到公社院找老师问，大家对我印象好，说我老实，吃苦，服务态度好，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找上门出诊，从来没推脱过。当医生必须有个好口碑，这是我行医几十年来最深的体会。说转来，做任何事都要有个好口碑。
　　
　　 四
　　 你问那时出诊苦不苦？这要看从那个方面想。苦，肯定是苦。白天还要好点，晴天也要好点，怕就怕晚上，又遇到刮风下雨、打雷摄合（闪电）的。那时候当赤脚医生有个口号，就是送医送药送到田间地头。你不送，别人找上门来了，再不去，群众肯定有意见，大队知道，不仅到年底评比要扣工分，还要挨批评，搞的不好转铺盖滚卵子蛋，回到生产队面朝黄土背朝天，多划不来。再说，按照当时的社会大气候，我们要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贴心人当然要贴心，后来有部风靡城乡的电影《红雨》，讲的是我们赤脚医生，一边搞阶级斗争，一边为人民保健。那时，几乎所有的赤脚医生都把影片中的主人公——赤脚医生红雨当学习的榜样，我也是一样，希望自己成为社员群众信任的“红雨”。要当红雨也简单，一是钻研医术，一是时刻为生病的社员服务。我们大队面积大，开始也没有自行车，出诊都靠走。我说过，我这个人胆子小，怕走夜路。晚上出诊去时没事，一般有家属陪同，回来时就不一样了，有时候有家属送，多数时没有，路上自己壮着胆子，哼小曲。我的母亲说是我火焰低，告诉我，走夜路莫回头，遇到脑壳酥麻酥麻时，就用右手在额头上拂，像剃头师父把剃头刀在剃头片上拂一样，拂三下，火焰就升了起来。有一段时间，遇到酥麻酥麻，真是这样做。我跟你讲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你不能说是封建迷信。我当赤脚医生的第三年，我记得正是批林批孔批宋江批的火热的时候，那还是个大热天，月明星稀的，夏二墩有个叫夏文师的老人吃晚饭后叫肚子痛，痛的在床上打滚，那个人七十多了，他的细儿子找来时我已经躺下，应该好晚了。因为不晓得是什么原因肚子痛，就背着药箱带几样药去，从夏二墩回来时怕已经过了零点，我记得在他家赚了一阵，夏文师打了阿托品和吃了什么药后，肚子痛好点才离开的。从夏二墩到大队卫生所也不远，只有两三里路，沿途要经过一长段水库坝，有两三百米。那天出来时匆忙，又想到是有月亮的天，就没拿手电筒。我走在水库坝上，记得刚开始，耳边虫子叫的乱哄哄，不知是哪一刻，满世界突然静下来，像是空的，我再抬头往前方看，在前方的坝埂子上，有一个人影，白晃晃的，影子特别长，怕有两米多，我开始还没怎么在意，以为晚上那个村民偷偷出来打鱼摸虾，后来越想越不是那回事，我头皮发麻，又按我老娘教的那方法在额骨前拂了三拂，那个人还是在我前方，不紧不慢，我故意咳了一声，那个影子仿佛震了一下。我在内心说，这个世上肯定是没有鬼怪的，一定是我望花了眼，就弄出声响往前跑了几步，那影子也和我一样往前跑。这时，我的个娘啊，我吓得背后汗淋淋的，不敢往前走，那影子似乎也停了。耳边突然听到天上乌鸦叫，只见那影子往水库一倒，扑通一声，我清楚看到水花在月亮地里溅出来，有一丈多高。我不敢往前走了，吓得连忙往夏二墩跑，气喘吁吁磕开夏文师的门，他的儿子还没睡，问我为么事跑转来。因为当时到处都反封建迷信，我不敢乱说，镇定一下心神后就说不放心老人的病，就在他家住了一晚上。这老人三天后死了，死的也突然，当时肚子并不痛。很多年后，我跟他的儿子谈起这件事，他的儿子说，那天晚上我看到你的神情很惊恐，不敢问，我也怕。可能迷信的说话，当时我老头的魂魄已经被勾了。你是最后见过他魂魄的人。他说的我毛骨悚然。我当然不相信这，但一直不好解释这事儿。你说我当时是不是眼睛望花了？那肯定不是的。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过，在那魅影倒入水库之前，我听到了几声乌鸦叫，那乌鸦可能就是警醒我的，不能跟着那影子走。我相信你一定读过苏东坡的《后赤壁赋》，苏东坡他们几个人花天酒地一顿后，横卧寒江，任舟飘摇，其时正好有一只孤鹤在船上方嘎嘎叫，苏东坡当时也可能有点懵，回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道士朝他笑。那鹤说不定跟我看到的乌鸦一样，也是警醒呢。只不过白鹤往往代表吉祥，乌鸦晦气。人们常说乌鸦是不祥之鸟，我相信。你说我这么胆小为什么当时不养只狗跟着？你以为像现在，吃饱了没事干，把狗当儿子伺候？我们那时可怜，自己饭都吃不饱，哪有闲心养狗啊。再说，养只狗放在大队卫生室，也不安全，怕咬人，那掉的大。说到吃，我们其实不吃亏，好多人羡慕的不得了。我的两个姐姐就说我生来八字好。我们那时出诊，吃了别人的不少，烟不说，糖茶不说，遇到爱好的人家，有时还留下吃一口。鸡蛋、挂面，红烧肉都吃过。乡下人当时虽然穷，但比现在质朴，也舍得，往往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留着待村干部，公社干部，还有人医、兽医。所以，鸡蛋、挂面真吃的不少。我还跟你说个真事，那个人的名字我就不告诉你了：有个比老谢年龄还大的赤脚医生，孩子多，他就喜欢出诊。为什么喜欢出诊呢？因为出诊，就有机会遇到别人招待。他说话不转弯抹角，如果遇到主人家拿着几个鸡蛋要上灶门口弄的他吃，就直接叫主人家把鸡蛋给的他带走，免得煮。久而久之传出来，对他名声非常不好。乡下人认个理，吃点喝点都没问题，拿走就不好。实行单干后，找他的人就不多。这件事现在看来像是说个笑话，千真万确的，那时穷。孔老二说，食色是人的本性，把“食”放在“色”前面，可见，吃是头等大事。喉咙深似海，一定也不假。那医生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孩子多顾不上其它了。现在年轻人没有经过饥荒年代，大手大脚，主席说，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要不得。
　　 老谢懂些中医，跟山里一个挖药的人学的。那个人是他母亲扯的一个老表，挖药拿到街上土产公司卖，有时到他家歇肩，就教老谢认药。我现在能够知道好多药就是跟老谢学的。这儿我又要说几句闲话，前些年镇卫生院吴院长带几个人来看我的中医，来的人中有个人好有派头，听说是县里有名的中医专家，在我面前吹的走花溜水，我呢，看他对我们乡下草医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成心想出哈他的洋相，就从后面药柜子拿几种药放在一起，问他这几味药如何炮制，如何选择病情用，那人瞧了好半天，结结巴巴的，连药都不认识，更不敢说炮制了。我抿着嘴巴笑。当然，我也不是好种，拿的不是最常用药，也不是最冷僻药。那个人红着脸后来就乖乖闭嘴了。我说的这个意思不是别的，现在好多从学校读出来的中医，特别是大医院的，理论讲起来一套一套，比天花还乱坠，但真正对中药使用上的细微区别，包括具体的药，你把它放在面前，互相不认识。中医先生不知道如何选择最适合病情的中药，中医不没落才怪呢。不扯远了，还是说老谢。老谢用中医治病，基本上是土方法，民间郎中口口相传的那种，他最拿手的就是治疗痢疾，还有痔疮、咯血，遇到这样的病人，下到地里扯几把药草，让病人煎，几下子就好了。我从公社卫生院学习回来后，就鼓动老谢搞一组中药柜，老谢其实也有这个想法，当时上面还有要求。非常顺理成章，大队也同意，就地取材，找来我们这儿最好的木匠，把大礼堂堆放的、文革开始时拆的地主老屋的鼓皮板子拼拼凑凑，打成一组中药柜，工夫花的不少，放满可以放一百二十味药，对我们卫生室来说，完全可以用。那时搞合作医疗，社员五分钱挂个号，药向卫生所赊着，最终由大队负责结算。我们这儿草药丰富，空闲时老谢还带着我采药，春天采金银花、茵陈、蒲公英，夏天采枯草、车前草、槐花，秋冬就更多了，作为补充，也没有哪个提钱的事。我总觉得我骨子里有当医生的潜质。你说跟我祖父有关？也可能是真的。我在进大队当赤脚医生之前，跟我那师父读了一些医书，也会治疗一些简单的骨折，从公社卫生院学习回来后，看跌打损伤的病好少，内科烧热病多，我中医西医都学习，但中医比西医深奥，主要是说话拗口，古义难懂。单是经络，什么少阴经、太阴经、厥阴经，叫什么不好偏偏要叫这些东西，我那时不明白古人智慧，当然现在也明白的不多，但这些再不拗口了。我把学习中搞不懂的东西写在一个本子上，一条条的，抽空找公社院的徐医生，徐医生也真是有学问，我一生就特别佩服这样的人，你不管问什么他都能说出所以然，虽然有些他讲的像是天书，但讲多了，慢慢就有印象了。不是我吹，我虽然是穿草鞋的医生，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我还是读了好多东西，你看，现在还有这么多人找我看病，我不完全是瞎猫碰死老鼠，肚子里多少有点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