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过了一年，上海那边寄来了一张孩子成成的周岁照片。成成是儿子的暂用名，那边给孩子报户口时来信要家宝给孩子取个名，家宝说，先叫他成成吧，将来想为他取个单名叫宋成，现在只能先跟你那边姓施了。
　　 这一年，家宝每两个月都要去一趟上海。去时先看一下孩子，丢下些生活费，然后到二姐家过一宿就往回赶。忙珍只见过一次儿子，过春节时说是和家宝一起上二姐做亲戚的。那回还带着正在上初中的大女儿。他们是夜深时到姨娘家的，孩子已经睡了，忙珍想弄醒他，看看儿子是不是还认得她。家宝说：“算了，让他睡吧，他哪能认得出你？”后来他们便悻悻地回了旅社。
　　 俗话说，只怕不养，不怕不长，一转眼孩子已经过了周岁了，而且听说已经会叫姨娘家的媳妇妈妈，叫姨娘奶奶了。那张照片是姨娘家媳妇抱着拍的，孩子神气可爱，抱着孩子的人一脸的幸福与满足。忙珍每晚临睡前都要捧着张照片端详好一会儿。睡下后，仍然有些心事重重，她不知道，这份思念还要熬多久，她担心将来人家舍不得把孩子还给她。
　　 一年后，想不到那边又发生了一件让他们特别揪心的事，姨娘突然查出了乳腺癌，先是做手术，接着又是放化疗，好端端的一个人就变得老态龙钟了，老人病倒后孩子就没人带了，她儿子媳妇又没时间，再说又不是自己生的，哪有心情替人家带孩子。为此家宝特地去了一趟，卖了些营养品看过了姨娘后，就将成成带到了二姐家。后来成成就在那个湖边上的渔村里生活了二年。姑姑姑父下湖时就将他带上鱼船上，为了防止孩子溺水，上船后姑姑都要用一根结实的布条将他系在船梁上。日子久了，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孩子是她家苏北老家兄弟超生的。那年冬天，家宝将妈妈送过去帮着带了几个月孩子。到了第二年春天，妈妈在那边水码头上跌了个跟头，后来就一病不起，将她带回来后只过了两个月就走了。
　　 正好那年，姨娘的村里有个小伙，在朱家角的厂里谈了个对象，姑娘是从苏北过来打工的。那小伙是二姐家的隔壁邻居，对象带回家后意外地发现那姑娘也是这边南荡乡的，只跟二姐的娘家隔了七八里路。在外面遇到同乡应该是件大好事，可二姐却高兴不起来，她担心兄弟家的秘密瞒不住。
　　 那年春节，隔壁人家结婚，来了好几个姑娘家的娘家人。小成成在这个村里算是公开的秘密，因而也瞒不住苏北过来的人。二姐只好好言央求他们，回去千万不能说出来。并告诉他们，兄弟还在乡政府当着干部，他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
　　 让二姐没想到的是，那姑娘家的爹妈是在计划生育中吃过宋家宝苦头的人！
　　 本来，宋家宝只是乡里负责经营管理的一个中层干部，与计划生育工作风马牛不相及，但那些年计划生育是中心工作，动不动就会全党动员搞突击，家宝有一次正好被抽调分在那个村子。一天夜里，计划生育小分队的几个如狼似虎的人突然踢开了那户人家的大门，当场抓走了怀孕八个多月的婆娘，后来在县医院引掉一个男婴。虽然家宝本人并不曾登门抓捕，但人家却将这笔帐算在他头上。那户人家只有一个丫头（就是结婚的那个姑娘）。他们听到了小成成的情况后，表面上满口应承，保证回去不说，心里却在恨恨地想，原来让人家绝后代的干部们也怕自己家绝后！
　　 于是，没过多久，宋家宝就被叫进了陶乡长的办公室。
　　 对宋家宝的处分决定很快就下来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罚款五千元！罚款数是普通群众的两倍多，那时他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元。
　　 乡里一把手王书记找他谈了一次话，书记说：“对你的处分不算重，双开是约定俗成，现在都是这么处理的，无一例外，就是普通党员也是一律要清除出党组织的。罚款数额是根据夫妻二人前三年的总收入计算的，肯定要比群众高一些。事已至此，希望你能理解，这事谁也帮不了你。”
　　 “我理解，我这是罪有应得，就是这么多的钱我可能一时没法筹措。”
　　 “这个你要尽量想办法尽快兑现，别让我们为难。对于群众，罚款缴不上是要拆房子搬家具的，你总不能逼着乡政府派人去拆你家房子。再说，你那房子这么多钱是不砌不起来的，不能跟人家不值钱的破屋比。拆掉不可惜吗？”
　　 “好吧，我尽量地想办法，我也情愿早点缴上了好将孩子的户口转回来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也不过是才刚刚过上了温饱的日子，经济上还谈不上富裕，五千元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时的“万元户”就算是暴发户了。农民们收获的粮食、棉花还要按国宾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乡村两级每年还都要向农民摊派数额不小的上缴款，纵然辛辛苦苦地余下一点钱还要翻修一下老房子，或者是筹办一回子女的婚事，哪有那么多钱去缴罚款？宋家宝的情况虽然要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但他一年的工资收入也才不足两千元。他二年前盖这座七架梁的瓦房借的债还没还得清，后来为妈妈办丧事又借了新债。现在要他一下子捧再出五千元钱出来，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无论有多难，他都要想方设法度过眼前这一关。因为他现在的这所房子至少要值七八千元，拆掉了，以后靠种几亩承包田，哪年砌得起？。还有一点更重要，他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真的被乡政府来人拆掉房子，脸面往哪儿搁？
　　 接下来，为了借钱他又接连碰了好几个软钉子。弄得他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七
　　 宋家宝碰到的第一个软钉子是村里的郝支书，他满打满算地以为，村里办了个磨具厂，差不多每个月都有点货款到帐，跟他先借一两千元周转一下应该没问题。而且他们平时关系还不错，一个是乡里的干部，一个是村里的“父母官”，隔三差五地会在酒桌上热潮一回。这次他遇到了难事，他想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让他没想到的是，郝支书听他说明了来意后，竟然也跟他打起了“官腔”，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让家宝的心顿时冷了半截。郝支书说：
　　 “村里的情况你是熟悉的，集体帐户上没钱。厂里倒是每月都有点货款入帐，可我们没权动，每笔公款都是通过银行转帐直接打到信用社的帐户上，因为厂里还欠着几万元贷款，货款一到帐就要冲抵贷款。如果厂里要进原材料也要找那个夏主任，鸡嘴说到鸭嘴的才能拿批到点现金。本来嘛，你这事别人不肯帮忙，我们是一定要帮点儿的，毕竟这个厂没你在方方面面地打点是办不起来的，如果不是你出面，信用社怎么肯借几万元给我们作启动资金？可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私人借几百元给你凑凑数。”
　　 宋家宝听了这番话后，心想，虽然说是全是事实，但并不是没一点余地，记得去年郝支书家儿子结婚是家宝跟他一起去找夏主任的，夏主任笑着说，既然你急着要‘扒灰”我肯定要帮忙，这样吧，下一笔货款到了先暂时不扣贷款付现金给你，你就算是借的厂里的钱，省到跟我借还要把利息。没费多少唇舌，事情就解决了。现在他这样说，分明是怕我还不起，不肯帮忙。或许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世态炎凉，人走茶凉，人情似纸薄。
　　 “这么说，我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想办法了。”家宝无奈地说出这句话后就准备拔脚走人。
　　 “要不，还有个法子。”见他要走，郝支书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接着说：“厂里马上有一笔两千多元的货款要到了，你可以再去找一下夏主任，如果他肯不扣贷款，就把那笔钱借给你。”
　　 郝支书心里清楚，如果家宝还当着科长，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事，再大一点数额也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是今非昔比，他成了一个普通村民了。而且他还不如一个普通村民，他没吃过苦，什么农活都不会，是个二流子农民，他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来堵这个窟窿？不过，就这样一口回绝他又觉得有点不忍心，于是他才想出了这个主意。至于那个夏主任会不会还像以前那样好说话，那就要看他的运气了，他这是算将球踢给了夏主任，他的这一招连自己都有点觉得是老奸巨滑。
　　 可宋家宝听到了他的这个主意，还好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毕竟要比彻底回绝好一些，事情还有余地。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哪怕是一根稻草也要抓住，一线希望也不能放过。
　　 可是又没想到，郝支书出的这个好点子让他又在夏主任那里碰到了第二个软钉子。
　　 宋家宝遇到夏主任的那天早上，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这里到乡政府驻地只有十多里路，全是土路，他骑上自行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路上他想，我负责乡里这么多年的经营管理，经常跟夏主任打交道，现在我落魄了，他总不至于一点不念旧情吧？
　　 当他一走进那间窗明几净的主任办公室时，夏主任仍像以前一样地从办公桌后站起跟他握了手，接着就笑笑说：
　　 “你真不简单！把大小伙养了囥在外头，哪天补请喝酒？”
　　 “快别笑话我了，哪里是个小伙，小‘祸’还差不多，这几天把我愁煞了，正想找你大主任帮个忙呢？”
　　 “哦，你还能有什么难处？”他分明是明知故问。
　　 “那五千元的罚款才凑了两千，还差三千没着落，郝支书说他们厂里这几天有一笔两千多元的货款到帐，他要你通融一下，先别扣贷款，把那笔钱借我应下急。”
　　 听他说明了来意后，夏主任一下子就不见了玩世不恭的表情，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说：
　　 “这事情啊，现在还真不好办。昨天县联社的人来过来查过帐了，批评我们贷款审批不严，贷款放过了头，还形成了数额不小的不良贷款，要求我们在短期内将贷款指数降下来，一律停放新贷款，几是欠款的单位一有货款到帐要全额扣还贷款！你看看，这形势我哪敢再动？”
　　 虽然他的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宋家宝知道他同样是在打官腔，毕竟也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了，这些话里的潜台词就是今非昔比了，不能为了帮你把我也拉下水。
　　 无独有偶，当宋家宝正想离开时，夏主任也向他抛出了一根稻草。他说：“要不，我来破个例，再放两千元新贷款给你。不过，现在不比从前，你要找一个信誉好的单位做担保才行。”
　　 “村里行不行？”
　　 “肯定不行，你们那个村还欠着几万呢，当初，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怎么敢一下子借那么多给他们？为这事我还一直担着心事呢，万一那个小厂倒掉了，你又不负责任了，我去找哪个？我看，你最好去找一下化工厂的洪厂长，他那个厂效益好，他肯答应担保我给你做。”
　　 一提到洪厂长，宋家宝就觉得心里又凉了半截，那个老家伙跟他是有过过节的，这事夏主任不晓得。那人仗着厂里效益好，是乡里的一棵摇钱树，眼睛里只有书记、乡长，像宋家宝这样的小科长根本就不放在眼里。那年忙珍有个小妹子在厂里上班，老家伙想她的心事，多次调戏她，家宝曾将这事向书记反映过，后来也不曾有什么说法，只好将小姨子弄回家种田，才摆脱了那个老流氓的魔爪。如今，家宝没脸去找他，就是找到了也没什么指望。于是他就说：
　　 “那人我不找，如果非要他担保才行，那就算了吧。”
　　 “假如你放不下面子，我替你给他打个电话试试，看他肯不肯。”夏主任说后就拨通了洪厂长的大哥大。
　　 虽然电话不是免提，但宋家宝在旁边能听到那老家伙的声音。
　　 电话里说：“他呀，对不起，你别多事，那个人是不会有事要我帮忙的。”
　　 “他就在我这里，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在家宝向夏主任不停地摇手时，电话里传出了一句“你跟他说，要我帮忙可以，只要他家小姨子回厂里上班。”后来电话就挂掉了。
　　 “什么回事？”主任一脸迷惑不解地望着宋家宝问。
　　 “没什么事，算了吧，不谈了。”
　　 还好，这个最让人难堪的第三个钉子还不是面对面碰上的。老家伙说得还算“文明”其实那个老畜生心里是想说，叫小姨子跟他睡一觉，什么忙都可以帮。
　　
　　 八
　　 碰了一鼻子灰的宋家宝往回赶时，天上突然飘起细雨，东北风也越刮越大，虽然在土路上顶着大风骑车非常吃力，但他还是不敢停下来躲雨，他怕万一雨下大了，土路上泥泞不堪就回不去了。后来还算好，开始下大雨时，他已经骑到离村子只有里把多路的地方了。先是路上非常湿滑，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车摔跟头，后来土路被水泡烂了，自行车轮子与挡泥之间塞满了烂泥，推着走都走不动。他只好扛着车子，在风雨中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那天晚上，郝支书又来过一回，问：“夏主任答应了吗？”
　　 “没戏。”宋家宝不打算将详细情况说给他听。
　　 “乡里又来过电话了，问你这边准备得怎么样了，王书记说，你这事算是全县的典型，要迅速落实，不然没法向群众交代。”
　　 “实在想不到办法只能让他们过来拆房子了。”
　　 “你真舍得不要这房子？”
　　 “一钱逼煞英汉，这时候哪个肯借钱给我，人家都怕我还不起。，算了，我也想通了，拆房子又不是我一家，这几年全乡拆掉群众的房子差不多有上百家，书记那边再追问你替我回他，拆就拆吧，我不恨乡政府，总不能对群众严，对干部宽吧？”
　　 郝支书走后，忙珍说：“你想通了就好，其实，我看到你今天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回来我就想到这一着了。想到这几天，我们低三下四地求张良拜韩信的又没人肯伸手帮一把。真的是应了那句古话说的了，得时的猫儿雄似虎，失势的凤凰不如鸡。想当初这个姓郝的三天两头地围着你转，村里一有人来就喊你过去喝酒，现在你倒霉了，就立马跟你打起官腔了。我寻思，我们不去求人了，颈项伸长了让他们斫一刀拉倒。再说，房子拆掉了，地皮还在那儿，他们又挖不走，我们可以在上面先搭个草舍子蹲蹲，到了明年再脱些土墼买几根毛竹砌两间土屋，照样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