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把房子让他们拆，我们从亲戚那里凑来的二千元钱也就一分不要缴了，用那笔钱是可以砌三间红砖平瓦房的。还有，就是现在人家肯借钱给我，这笔债哪年还得清？”
　　 第二天，乡计生办来了三个人，领头的是那个姓胡的主任，还跟来了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干部。宋家宝知道，那个丫头是洪厂长家的孙女儿，是才刚刚安排进乡计生办的。郝支书领着他们在宋家宝的院子外面转了一圈，没进门，可能是那个胡主任怕遇到了家宝会尴尬，他们也算是酒桌上的朋友。后来，他们就在郝支书家打扑克，等饭吃。
　　 那些人走后，郝支书就踱了过来。他跟家宝夫妇说：“胡主任看过房子了，他说：‘没拆过这样的好房子，要你再考虑考虑，拆掉太可惜了。如果真的要拆，起码要村里抽出十几个大劳力拆两天。”
　　 宋家宝以前也亲自指挥过拆房子，那回他被抽调配合计生办的人去现场督阵，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乡派出所的民警，如果被拆的人家出面阻止就会以妨碍公务罪当场拘捕。那算是什么房子，五六个人先上屋掀去草屋顶，然后再推倒土墙，两三个小时后就成一片废墟。那户人家也是生的三胎，以前在大集体时年年超支，哪缴得起罚款，房子拆下来几乎分文不值，连一块碎砖都没有，乡里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造声势，杀鸡儆猴。后来，想超生的人家大都不砌新房子，存心将破屋留着让政府去拆。
　　 家宝当初砌这房子时，根本就不曾想到会有这一天，那时他总认为有了两个女儿就不错了，命里没有的别强求。没有儿子怎么啦？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就是要让百分之五十的人家绝后代！这世界上又不是他宋家宝一户没留下传宗接代的人？至于说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他是这么想的，这责任不在他身上，常言说人随王法草随风，这是天下大势，又不是我们不想生个儿子？后来他确认了忙珍意外怀上的是个儿子，原来那些观念便全被颠覆了。他不能为自己过风平浪静的好日子就让四代单传的宋家断了香火。
　　 家宝估量着拆这房子是会费不少周折的，那些用粗大的杉木做成的梁柱都是榫铆结构，砖墙是砌的小刀灰，拆时要一块块地往下撬，怕真的需要十几个劳力拆两天。按照惯例，屋上的木料和家中能搬得走的家具都要装运到乡政府，拆下来的碎砖以前都是留给村里铺巷子的，现在这些青砖大概也要一齐运走，因为政府大院里正准备盖小会堂，这些旧砖有用场，至于村里出的工那是不需要给工钱的，用的是按人头摊派的“义务工”。
　　 晚上，忙珍问家宝：“真的要来拆的话，会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吗？”
　　 “一般不通知，都是搞突击，速战速决。不过，我想他们肯定会通知我的，书记和乡长都不想拆我的房子，真要拆，完全是因为不好向上面交代，不会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这么说，我们们要将屋内的东东西西的收拾出去，免得砸坏了。”
　　 “搬出去也没用，一般情况下家具都是要同房料一起运走的，顶多只留个家神柜和大马子。算了，凭他们的良心吧，等他们搬剩下来再收拾。”
　　 第二天早上，郝支书过来说：“陶乡长要你去一趟乡政府。”家宝听后心想，可能是乡里已经决定要拆了。郝支书没告诉他是什么事，家宝也没问，推出自行车就上了路。
　　 这是一条他平时上班的路，虽然是坑坑坑坑洼洼的土路，但还是近几年才开通的，以前这条路上有好几个渡口，步行回一趟家还要花八分钱过河。今天骑得比那天去找夏主任时顺溜得多，他没什么心事了，不就是拿房子换儿子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感觉真好。
　　 当宋家宝惴惴不安地坐到陶乡长办公桌前时，乡长像往常那样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的情况，老胡和老郝都向我汇报过了。我跟王书记也商量过了，不就还差三千元钱嘛，别犟了，我帮你解决，我从家里带来了一千元，这是我私人的，随你哪天还。还差的那两千元，我跟夏主任说好了，你现在就去办手续。那房子绝对不能拆，那可不是造声势的事，那是对社会财富的糟蹋！你想想，房子拆下来的旧木头和碎砖头差不多只值拆房子的工钱，而对你来说可不是五千元的损失！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快去办，办好了去将儿子带回来。”陶乡长的话语中没一点像是跟他商量的成分，宋家宝听了竟然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表示感谢，反而让他突然有了一种想哭一场的感觉。后来他只是低声地说了声“好，我去办。”就去了信用社。在那里听夏主任说，那笔贷款是陶乡长以个人名义作的担保。
　　
　　 九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过了三十年，那年宋家宝七十四岁。
　　 一个冬日的下午，宋家宝接到了儿子宋成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媳妇已经住进医院待产，要他送妈妈过去帮助服侍月子。听到这个消息老两口既激动又担忧。这是好不容易求媳妇为宋家怀上的第二个孩子，此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七岁的叫婷婷的孙女。因为媳妇邹娴一直不肯在产前确定一下胎儿的性别，因而至今不知道将要降生的是孙子还是孙女。
　　 九年前，宋成在省城的一所知名大学读完了研究生学业，并在上海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谋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媳妇是湖南人，叫邹娴，是上海的一家医院里的内科医生。他们结婚不算晚，宋成二十六岁到上海时，认识了只身在异乡工作的邹娴，二年后便步入婚姻的殿堂。那年宋成28岁，邹娴比他大两岁。婚礼是在宋家宝家中办的，新娘是独生女，湖南那边只来了父母两个人。
　　 在上海，两个人的收入不算少，但那里的房价太高，一时买不起房子。二年后，他们在租来的房子里生下了一个女儿。因为宋家宝这边有将近一百亩的螃蟹塘，忙珍抽不出身子去带孙女。只好由湖南那边刚刚退了休的亲家母去照料。那边是城镇居民，只生了这一个丫头。亲家原是乡镇商业社职工。改革开放后下岗，在镇上开了家小商店。亲家母姓戚叫彩云，比家宝小十岁。退休前是一个乡镇的妇联主任。每年冬天，这边螃蟹清塘后，家宝都要要将忙珍送到上海去跟亲家母“换班”，让她回湖南和老伴团聚一段日子。
　　 邹娴生下女儿后，农村中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了一些松动，但一胎化的政策还没变，只是对特定的几类家庭可以生二胎。像宋成这种情况，在农村是允许生二胎的，因为他既是五代单传的男性，更重要的一点是媳妇是独生女。不过，他们现在可都是响当当的城市户口，在传宗接代上享受不到这种“优惠”。这情况，让宋家宝夫妻觉得挺无奈，白白地吃了二十几年苦，到头来还是有儿子没孙子，宋家的香火还是要到此为止。他们想到，如果要儿子媳妇走他们走过的这条路，为了宋家有后作出一些“牺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儿子能理解，媳妇那一关绝对过不了，她工作的那家医院是不容易进得去的，工作丢了，意味着她下辈子就完了。后来，他好像也想通了，一代管一代，他已经尽力了，到了那边跟祖宗也交代得过去。宋家出了个研究生，还举家住进了大上海，也算是为他们光宗耀祖了。至于有没有子嗣这是国家大事，大家都这样，没法强求。
　　 后来城乡全面放开了二胎，老夫妻俩渴望有个孙子的念头又死灰复燃起来了。可是，有一次他们无意中偷听到了小夫妻俩的一段对话，让他们的心又凉了下来。先是宋成说：
　　 “现在国家放开二胎了，爸妈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家族的特殊情况你是知道的，可能还要让你再受一次苦。”
　　 “这国家也不知是怎么了，好好的政策为什么要变来变去的，老实告诉你，放开了我也不想再生！我们医院里好几个像我这样情况的人，她们都说坚决不要第二胎。什么年代了，还在念那本老皇历。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听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后代子孙就是最大的不孝，这是一个被封建思想曲解了几千年的伪命题。老人们有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想不到你也有这种陈腐的观念。现在一个丫头还弄不过来，害得我爸妈两地分居了这么多年。你知道现在培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精力和财力？我们现在连个房子都要买不起，要是再增加个孩子，岂不是雪上加霜？”
　　 为这事，家宝曾试探性地跟亲家母谈起过。哪晓得那位刚从计划生育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却跟他们上了一堂政治课：
　　 “我看，儿女们的事，我们当老人的就别掺和了，现在时代不同了，他们年轻人有自己人想法也正常。当初你为了有个儿子，宁可不要捧在手里的金饭碗，重新到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半辈了，不但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连我一开始都觉得是天方夜谭不可理喻！在乡下，你也有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怎么思想就还这么陈旧？什么门丁兴旺，传宗接代，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现在的人只考虑自己这一生过得舒心如意。可不是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来一次这个世界上不容易，何必去为身后的事自寻烦脑？”
　　 听她这一说，老两口才如梦初醒，原来媳妇的想法是她妈妈给灌输的。后来忙珍私下里跟家宝说：“跟她没说头，只怪当初儿子还带眼，俗话说：娶人家女儿看她的娘，有这么一个做惯了计划生育工作的丈母娘，就注定了要当少生孩子的模范户。”
　　 让家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现在生二胎又不违犯“国策”，听说《人民日报》海外版还登载了一篇题为“请为国生娃”的文章，可见得在这方面已是风向大变。但是，为什么国家让生却又没人想生？后来他想通了，这种现象或许就是物理学上所说的“惯性”。由此可见，那一场计划生育的风暴并不单是让全国少生了几亿人那么简单，它对人们生育观念的扭曲怕是一时半会难以得到矫正的。
　　 在亲家母那里碰了个钉子的宋家宝还没死心，他跟忙珍商量说，想再去湖南会一下亲家，虽然这些年两亲家没见过几回面，但他觉得亲家好像比这对母女好说话些。走的那天，忙珍说：“你实在不死心，就去一趟吧，我估计希望也不大，一条被里不睡两样人，听说他们家是女当家，亲家做不了主。”
　　 湖南之行的结果让他们有点出乎意外。亲家听到了他的来意，立即明确表态说：“这事我支持你，现在国家提倡生二胎了，再加上你们家的特殊情况，于情于理都要应该再生一个。你放心，等过年小娴妈妈回来我跟她说。小娴那边没问题，她听她妈妈的话。不过，我也有个事要跟亲家说明了，假如第二胎还是一个女娃，你可不能得陇望蜀再提生三胎的话了。”
　　 “肯定不会再提了，两个孙女也不错，再说，国家政策也不允许。”亲家的承诺，在家宝看来，这是想不到的好结果了，他只能这样表态了。
　　 正好，县城有一趟夜班客车去上海，路上经过附近的一个小镇。老两口便在当晚赶到那个小镇，暮色中搭上那班车。客车后面还空着两个连着的卧铺，老两口躺下后说了会儿话，劳累了一天的忙珍便沉沉睡着了。家宝却没一点睡意，他哪睡得着？媳妇这次生男生女可是宋家有后无后的一锤子买卖，辗转反侧间他想起了这三十年来所经受的艰辛与无奈。
　　
　　 十
　　 宋家宝这三十年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间他一直在穷困潦倒中挣扎，为适应凭力气吃饭的的新格局，他受尽了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后二十年他当上了养殖螃蟹的专业户才逐步走出困境，迎来柳暗花明。
　　 最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被削职为民后的头三年。那时，他欠着一身的债，脑子里成天地考虑着如何尽快将欠人家的钱还掉。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普通农民不再像过过去那样被捆绑在土地上，干一天重活只能拿到块儿八角的工分钱。但他一点其它门路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一技之长，跟算盘纸笔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连普通的农活都不会做，是个道道地地的二流子。光靠种那五六亩承包田，全家的温饱倒是没问题，如果指望余下钱来还债，天晓得要等到猴年马月？
　　 那年春节，有一个在外面弄大船的邻居也回家过年。那户人家原来是富农子女，男人叫张所根，比家宝小五六岁，早先，婆娘一口气生了三个丫头，前些年，为了躲避结扎，夫妻俩将女儿全丢给了爷爷奶奶，在自家种田用的小船上苫了个草篷子，躲到海边上去收荒货。后来不但有了儿子，还在外面发了点小财。现在买了条二十吨的水泥船在江南装运输。家宝记得，以前所根家的那个叫四丫头的婆娘，连夏天穿的裩子都是补丁撂着补丁，这回来过年却穿上了据说价值好几百元的羽绒棉袄。
　　 大集体那会儿，四丫头跟忙珍天天在一个队里上工，两个人又是一条巷子里的紧邻居，因而也算得上是好姐妹。那时忙珍是干部家属，四丫头是富农子女。虽然都是在同一个队里分粮分草，但好像当干部的人家粮食并不像做社员的那么紧张，到了月底，社员家中断了炊，干部家中还照常有得吃。其实原因很简单，干部没重活做，平时还有人家请吃，肚子里有油水，饭量比社员小。因此每逢月底，四丫头总要挟个淘箩子，到忙珍家里借点粮食应急。
　　 年初三的那天下午，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明天大姐家的孙子过周岁，今晚到亲戚。忙珍跟家宝说，你跟两个丫头去吧，我同成成看家，成成听了也闹着要一起去，忙珍不曾肯，说是天要下雪，七八里路呢，你走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