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恩负义的东西，不是你二妈照顾你，一手把你拉扯养大，你能有今天？”又有人说。
　　 “世道变了……”
　　 村人们小声议论着。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吃着一锅饭，怎么才能划——”
　　 “住口！这是咱们的家事。先不说这些，说说那两张地契到底是咋回事儿？你要老实交代。”没等二妈把话说完，我抢过话头说。
　　 “是土改那工劲儿农会搜查时落下的，丢在箱子里谁也没在意，再说，这都解放多少年了，过去的东西早就作废了。”二妈说。
　　 “胡说八道！分明是想有朝一日用来作反攻倒算的证据。”王兆春厉声说。
　　 “小同学，哦，不，小同志。”二妈还想分辨。
　　 “瞿唤弟不老实，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说，该咋办？”王兆春说。
　　 “批倒斗臭！”台下高喊着。
　　 “交给群众五分钟！”王兆春一边喊着一边用脚铆劲儿一踹，将二妈踹下台去，于是，一群红卫兵和一群青年男女一窝蜂似的冲了上来，将二妈围了个水泄不通，接着，你一拳他一脚……
　　 散了会，二妈一个人步履蹒跚地往家走，过了西苇桥又折回身来到桥底下水边，掬一捧河水洗了把脸，又照着河水理了理蓬乱的头发，脱下上衣，抖了抖，用手把衣服上的污垢拍了又拍，接着一只手拎起上衣把裤子前前后后打扫干净，这才转回身往家走。
　　 “妹子，你可要想开呀？”原来表婶和董家婶子早就等在河边，看见二妈过来，急忙上前打招呼。
　　 “是啊，运动嘛，一阵风就过去了。”董家婶子说。
　　 “哦，有啥想不开的，别担心我，我没事儿，绝对不能因为这点儿小事儿就去寻短见，因为，大姐和来福还得好好活着，他们还需要我……”
　　 “呀，这都啥时候了，还想着来福活不活？叫我说呀，才不管他呢。啥玩意儿？”表婶气愤地说。
　　 “咋说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不跟她计较这些。哦，对了，今儿的事儿，你俩不要跟大姐说就是了……”
　　 对二妈的批斗远远没有结束，在王兆春们的策划下，二妈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地、富、反、坏、右们在红卫兵的看押下正在全公社十四个大队轮番批斗。
　　 面对一次次武斗，让二妈苦不堪言，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二妈的身体明显地瘦下去一圈儿，眼睛也凹下去了许多。可是，二妈依然显得十分顽强。每每走进批斗现场，总是哪样十分坦然、从容；而面对红卫兵们的一次次严厉质问，总是回答自如，该说的一句不少，不该说的一句不说；每当一次次遭受群殴而重新站到台上，尽管满身污垢，蓬头乱发而依然显得跟没事人一样，好像刚才被殴打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什么人；尤其是回到家里在妈的跟前照样有说有笑，该吃吃，该喝喝，根本看不出她是刚刚遭受过严重的精神蹂躏和肉体摧残的人。
　　 半夜时分，我回到了家，轻轻打开门进了自己的房间，灯也没点，摸着黑儿放下被褥，衣服不脱就拱进了被窝。
　　 躺在炕上，辗转反侧，没一丁点儿睡意。
　　 二妈也是穷苦人出身，新中国成立以后，原本是可以有自己幸福生活的，就因为她要报答爹的救命之恩而以身相许，甘愿嫁给爹做小。以至于土地改革、新婚姻法运动、甚至爹死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动摇她的坚定意志，二十年如一日，替爹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被人揪来斗去，为了这个家，饱经风霜雪雨，尝尽苦辣辛酸，把所有的爱，都倾注于这个家，倾注于我。
　　 老地主已经死去，他的思想、灵魂乃至他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已经一同被埋葬，而如今，却让一个原本就是苦出身的女人背负这个罪名，对于二妈来说确实不公平的，而作为二妈的最爱，最起码我不应该这样认为，不应该这样做。
　　
　　 六
　　 我的思想很矛盾，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对地主阶级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政治宣传层面，听老师们讲，听王兆春父亲诉苦，我恨透了那些食肉嗜血的地主阶级，然而，我又实实在在生在地主阶级家庭，从爹妈和二妈的形象乃至为人处世，又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让我去恨。可残酷的现实就是这样，这是个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代，任何人的存在都要有着鲜明的阶级性，要代表着他（她）所处的阶级和阶级地位，所以，一个人的出身好与否将决定着他（她）一生的前途和命运。于是，我又开始怨恨起自己不该生在这个地主阶级家庭里。虽然，我已加入红卫兵，很大程度上也算做一名革命青年，可依然还是一个地主阶级子弟可以教育好的青年，这种阶级烙印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啥时候能像王兆春们那样把腰板儿拔得溜直，趾高气扬地活一场？
　　 “咚咚咚”听见敲门，二妈站在门外说：“来福回来了？饭菜都在锅里，起来吃一口再睡。”
　　 二妈，很对不起，深知这样做对您是最不公平的，也是大逆不道的，我也很想迷途知返，可我现在欲罢不能。假如是那样，我不仅仅是前功尽弃，很大程度上会和您一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一辈子将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所以，我必须背水一战。二妈，真得很对不起，为了儿子的美好前途、远大理想，委屈您，再做一次牺牲……
　　 “起来！你个小瘪犊子，长能耐了你？”天刚蒙蒙亮，我被一顿笤帚疙瘩打醒，睁眼惺忪睡眼，妈一边哭着一边拿着笤帚疙瘩抽打着我：“说，你为啥这样对待你二妈？”
　　 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只不过是想能多瞒一天算一天，谁知道是哪个快嘴的跟妈说了，直把妈气得五雷豪风，这不，堵在被窝里就开打。
　　 我坐起身穿好衣服下了地，什么也没说，二妈急忙跑过来一把抢过妈手里的笤帚疙瘩说：“姐，你不能这样！孩子也是没办法！才不得不这样做的！我能理解。”
　　 “你能理解，我能理解吗？”继而，妈回过头又冲着我说：“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自打娘胎里出来，是你二妈一手把你拉扯养大，一丁点儿的恩都没报，你可倒好，反过来你能恩将仇报！恬着脸站到台上批斗你二妈！那‘地主分子’跟你二妈有一毛钱的关系吗？人家利手利脚，没孩没崽，跳井都不刮下巴，哪天说走就走，可为啥人家不走？宁可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让人批来斗去，风里雨里，雪里霜里，拼命地干，为了啥呀？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说到底，还不是为了你吗？”
　　 “妈，你说这些我懂，可我才十六岁，今后的路还长着，我不能背着个地主子弟的名分窝里窝囊地活一辈子啊，我要走出这大山，我要……”我说。
　　 “不行，绝对不行！一会儿我到村里找几个明白人，今儿的事儿，你一定要当着大伙儿的面，向你二妈道歉。并保证今后再不会这么做，否则，咱们没完。”妈很认真地说。
　　 “姐，孩子说得对，他确实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总不能就这么窝在这大山沟子里一辈子，知道吗，人家来福现在都是红卫兵了，再说了，文斗也好，武斗也好，不是也没把我咋地嘛，运动，一阵风就过去了。”二妈说。
　　 “一个人活着要问心无愧，不能昧着良心活着，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算什么出息？况且，她还是你二妈。本来就没出息，你还怎么能出息？”妈说。
　　 “妈，不要逼我，我现在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再没有回头路可走，一旦要回头，这辈子就算彻底废了……”
　　 “什么叫逼你，我现在是在教你做人。至于你以后能出息个啥样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那好吧，既然妈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妈生我一回，二妈养我十六年，这些恩情我会永远记着。既然我迈出了第一步，我就会继续走下去，这个家已经不属于我……”
　　 我深深懂得，这样做，从伦理道德上讲肯定是错误的，可这工劲儿开弓哪有回头箭呐！尽管村人们对我说长道短，说我忘恩负义，说我不孝敬老人，我也只能一意孤行，将错就错！不管其结果如何。好在由于我“彻底革命精神”的政治表现，受到公社、大队两级革委会的重视，特抽调我到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也曾经作为全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县、公社、大队各级讲用会。接着，公社革委会安排我到离家二十里地以外的红兴大队做了民办教师。
　　 自打我走后，妈一气之下，积怨成疾竟一病不起。二妈除了每天正常出工劳动，不定时地被批斗，剩下的时间就是照顾妈。给妈接医生来家看病，煎汤熬药，照顾妈的饮食起居。
　　 表婶看着妈病得越来越重，就来劝妈：“嫂子，您可得把心放宽些，别跟孩子过不去，来福还年轻，有些事儿还转不过弯儿来，等过几年岁数大了，明辨事理，就回心转意啦。”
　　 “来福怎么对我，我都不介意，虽然他是我儿子，可我就是把他生在肚皮外，都是他二妈一手伺候他这么大，难得他二妈一片血心对他。地主也好，剥削也罢，都是他爹的事儿，有他二妈一毛钱的关系吗，反过来让他恩将仇报……”
　　 “这事儿，是来福做得过分，等哪天，把来福找回来，让他给您和妹子都赔个不是。”表婶试着问。
　　 “拉倒吧，话都说绝了。你就是找他，这工劲儿也不会回来的，权当我没生他，有唤弟照顾我就足够了。”
　　 ……
　　 妈走了，带着对我满腹的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阴沉沉的天，呼啸的北风卷起广厚的雪花漫天飞舞，我跟着表哥玉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踏进久违的家门，就见一口红红的棺椁停在院子中央，二妈披麻戴孝跪在棺椁前正哭得死去活来。从她那微驼的背上，透过一层薄薄的雪花明显地看到一块白白的方块布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地主分子瞿唤弟”，而从她微微下陷流着泪的眼眸和她那凄婉的哭声里，明显地读出她的半世沧桑，和对我对这个世界的百般不解甚至是怨恨。
　　 第二天要出灵了，我跪在妈的灵前，一手擎着引魂幡，一手扶着头上顶着的丧盆。忽见二妈三步两步抢过来，左手夺过我手里的引魂幡，右手抢过我头上顶着的丧盆举在自己头上，挨着我的左侧跪在妈的灵前高声说：“姐姐，这一辈子，我没能为郑家传宗接代，可我还能为您养老送终，这是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儿个，就让唤弟送您老最后一程，姐姐，一路走好！”说完，“啪”地一声摔了丧盆，起身径直走在灵柩的最前面。灵柩后面，是怒号的北风和一路送行人的哭声……
　　 这一次，是我和二妈见的最后一面，也是我此生最刻骨铭心的一场记忆。
　　 一九七一年秋，我被公社保送去了省城师范学院，一九七四年毕业，就一直在省城一所中学任教，直到一九八二年，整整十一个年头，却一直没有踏进西苇村一步。理由嘛，应该说是我愧对故乡，愧对二妈，愧对父老乡亲而“无颜见江东父老”。
　　 一九八三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于菜市场遇见了玉君哥。久别重逢，不胜欢喜，我把玉君哥请到了家里。酒席间，玉君哥告诉我说：“二妈已经去世了。”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天快晌午时分，社员们刚刚收工，生产队饲养棚突然着火。于是，社员们纷纷赶回来救火。
　　 原本没有风的天，火一着起，风就来了，于是，风助火威，火就风势，只一瞬间，整个饲养棚连同马厩便成了一片火海，人根本就靠不到近前，只能眼睁睁地瞅着那火肆意燃烧。
　　 看着熊熊大火越着越旺，就听老队长一声高喊：“严格控制火源，看住其他房屋和草垛，决不能让火势向外蔓延。老赵，你领着几个人赶快往外牵马。”
　　 于是，社员们如梦方醒，以基干民兵为主，其他房屋和草垛立即上人，挑水的挑水，浇水的浇水，老赵领着车老板和几名妇女抢着往外牵马。
　　 马厩里正在吃草的马一匹匹被牵出，然而，两匹没有缰绳的小马驹，怎么也赶不出来，人们用尽各种办法，死活就是不出来，直到火团儿都掉在身上，吓得疼得满圈乱跑乱蹦，也不知道逃命。
　　 眼瞅着整个马厩就要坍塌，两匹小马驹即将葬送火海。二妈急忙操起一根挑水的扁担一个高儿跳进马厩，不知为什么，只见她将扁担左右一挥，两匹小马驹乖乖地顺着圈门儿跑了出来。就在这时，二妈只差几步就要跑出马厩的瞬间，整个马棚一下子坍塌了下来。
　　 当人们把二妈从一片废墟里扒出来，二妈依然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永远定格在四十七岁灰色的年华里。
　　 “二妈，我错了！”我跪在二妈的坟前，泪如雨下：“今天来，是向您老人家请罪来的。一直以来，您那种知恩图报的执着和认真精神就像一泓明澈的清泉，一直润泽着我这颗干涸的心田，您那种不畏艰难困苦乐观向上的奋斗精神是一直照耀我前行的灯塔。这么多年，二妈为了报答爹妈救命和养育之恩把一切的爱倾注于这个家，倾注于我。饱受政治蹂躏和精神摧残，风霜雪雨，受尽苦累，当是恩重如山。最不该的是，由于我丑恶、扭曲的灵魂使然，就为了满足一颗虚荣的心，追求所谓的远大理想、美好前程，恩将仇报，和家庭和您彻底决裂，划清所谓的界限而离家出走。让本来就蒙受屈辱的您蒙受更多的苦难。原本一场人间天伦之乐，竟演变成一场人间悲剧。
　　 一个人一旦离开故乡离开亲人天涯漂泊，无论他的事业如何辉煌，而最终，他只会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虽在高飞，却时不时地会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这么多年，一直在外漂泊，说到底，对不起故乡；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二妈而‘无颜江东父老’。每每想起这些，我这颗负罪的心就一直在翻腾，在滴血，而久久不能释怀，更让一缕乡愁无处安放！”
　　 一本书，翻过去还可以翻回来，一条路走错了，还可以回来重走，而一件事办错了，确是永远也改不回来的，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说一万个‘对不起’也于事无补！根本弥补不了二妈一世的苦难与怨恨！”
　　 如今，二妈已经作古，我不求二妈原谅，我将用毕生去忏悔，努力做人，努力做个好人。愿二妈在天堂里一切安好！愿天堂里永远没有争斗！没有苦难和疾病！
　　 （编者注：原创作品，首发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