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黄老之学”？它到底又体现了一种怎样的思想概貌？学术界目前或以新道家名之，或以道家统而称之。但对于这个所谓的“黄老学派”有着怎样的一种思想内涵，尽茫茫然。高文化因此而斗胆怀疑起这个学派是否存在。他认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必须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而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正确认识战国秦汉以来的思想融合，也才有可能正确评价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2．黄老之学之存在与否
　　 在先秦诸子中，老子的最大特点就是发明了本体论思想。老子强调“道法自然”，在“道法自然”的前提下，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它是以批判礼制为特征的。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极力反对仁义、礼，忠、信等伦常道德，在他看来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老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此，他要求人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取消文字、工具和商品，而其社会理想则是主张回复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清静无为”，其学说的宗旨乃在于“自然”与“无为”，强调一切都因顺自然，不要有任何作为，这就是道家老子思想的原貌。所以，从政治伦理思想方面来说，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反对道德、反对进化的思想，是一种倒退的社会历史观。它固然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反思”的意义，然而，老子道家对儒家所提倡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批判，只是一种消极的评判，并没有提出一套积极的，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况且，在中国古代宗法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消除宗法制以及维护宗法制的理论，都无异于缘木而求鱼。所以，有的学者概括老子之学的特点是把社会论和政治论提升为具有形而上的思辩哲学(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应该说，这种观点是十分恰当的。
　　 再看所谓“黄”，体现黄学思想的著作就是《黄帝四经》，这在学术界已为定论。就本体论而言，《黄帝四经》同《老子》一样，它也是把“道”看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该书之《道原》篇对“道”的理论进行了全面阐发，其中对“道”是这样论述的：
　　 “恒先之初，迥同大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
　　 “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知其形。”
　　 “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规行侥重，戴根之徒，皆取生。”
　　 显然，在《黄帝四经》中，也同样是把“道”看成是宇宙的本体，万事万物赖之发生和成长。然而，再看一下《黄帝四经》的政治伦理思想，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这方面，《黄帝四经》与老子思想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黄帝四经》中，明显体现了一种对儒法思想的吸收。如该书之中就有“道生法”的言论，认为只有“抱法知度，天下可一”，“居则有法，动作循明，其事若易成”(《姓争》)。这明明是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又如，儒家强调重民、保民，民本思想突出。在《黄帝四经》中，这种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如《经法》篇言：
　　 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
　　 《十六经》中又言：“故为人主者，……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强调统治者只有做到“号令合于民心”，才能使“民听令”和“民亲上”。这种主张，颇近于孔子所一贯倡导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主张，完全不同于老子主张的愚民政策。又如，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黄帝四经》的《称》篇却明言：“外交内接，乃正于事之所成”。老子是反对等级制的，而《四经》之《经法》篇却主张“主主臣臣，上下不越者，其国强”，“贵贱有别，……衣服不相逾”。显然是赞成等级差别的。老子反对一切伦常道德，而《十六经》篇中则提倡“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端正勇，弗敢以老人”。它所强调的“慈惠爱人”，分明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翻版。
　　 通过以上简单比较可以看出，《黄帝四经》中已经抛弃了《老子》社会思想中的消极因素，而以积极的政治态度谋求于世，在社会政治观上，走向了与《老子》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样的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派别，不知道为什么要强把二者混同为一个学派，在司马迁《史记》中，明显是把“黄”、“老”作为一个派别来认识。如《孟子荀卿传》就指出慎到、田骈、环渊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乐毅传》中言“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依此看，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出在司马迁身上。
　　 诚然，在中国历史上，将两个学派联称的例子并不罕见，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之，如：
　　 《孟子•滕文公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庄子•骈拇》：“骈于辩者，……而杨墨是已。”
　　 《韩非子•六反》：“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
　　 在这些著作中，都是杨墨并称，然而，杨则杨，墨则墨，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个杨墨学派。所以黄与老之情形，应与此相同。
　　 后世研究者日久成习，无视黄、老思想在本质上的巨大差异，硬把二者视为一个学派，并把它看成是道家或新道家的别称，所以，往往许多研究著作中，黄老之学就是道家之学，结果，几乎是千篇一律而究不知所云。总之，将“黄老”作为一个派别是不科学的，也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黄老”作为一个学派是不存在的，有的学者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基于上述两点，高文化认为，黄学是不属于道家的，也不是道家的一个支派。它只是一个吸收了部分道家思想而以儒、法思想为其主体内容的派别，没有必要强把它归为何种派别。
　　 对于道家思想究竟该作如何估价？高文化认为还是范文澜先生的评价最为公允，他认为儒，道二家是“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见《中国道史》第1卷第274页)。道家只能居于“隐”的地位。道家所主张的“无为”，只有在有所“为”的前提下方能实现。所以将“黄老”作为一个学派并以道家统而称之，或者把“黄学”作为道家的一个支派，实质上，这是对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一种夸大，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应把道家放在一个正确而适当的位置。
　　 总而言之，黄老学派存在与否？是否矛盾？谁也说不清，也许我们太过用现实的观点来认识古代事物，或许就会犯下错误，也未可知；也许现在的人们尚未对它矛盾的外表有一个系统认识。
　　 （四）兵家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不断暴发战争，从事军事的智谋有识之士，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胜的规律，这一类学者，古称之为兵家。是诸子百家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孙武，战国时孙膑，汉初张良、韩信等。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尤以《孙子兵法》影响深远。凡论述军事的兵家著作，称为兵书，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兵家著作中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
　　 《孙子兵法》是中国第一次文化大发展时期的产物，它既融合了儒、墨、道、法等各种思想流派的精华，也吸收了医、商、农、工等各行各业的根本规律，因而得以从多方面、多层次系统地揭示出战争规律。由于融汇百家，兼取众长，《孙子兵法》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而且适用于为人处世，生产经营、养身治病、文教体育等各个领域，被各家尊为竞争的制胜秘诀。日本的会田雄次先生说得好，“《孙子兵法》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类生存的竞争社会之本质的兵书……它所阐述的战略、战术，是以从深刻洞察人类心理而获取的智慧为基础的。因此，孙子的学说，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所竞争的方方面面，是可以超越时代而加以应用的”。这番评价并没有夸大《孙子兵法》的用途，当今风行于世界的“孙子热”证明，钟情于《孙子兵法》的绝非只限于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商业家、医学家、体育家等等也对之垂青已久，并且在各自的领域实践和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商场如战场”便是兵家思想在商业上的应用写照；“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医理更显示出兵法在医药上应用之广泛；而兵法中的“将帅论”对人生更是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孙子的“为将五德”之说，概括了将帅应有的品质，同时也是世人修身养性的参照。为人如为将，既要有超群的智慧和才干，又要有良好的性格和情操。更应提出的是孙子的“兵者，诡道也”之说，虽对处世有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后世之人多将其误读、误用，以致于人世间充满奸诈和欺骗，这也许是《孙子兵法》的负作用吧。可是话又说回来，谁又会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兵家之诡道，谁来限制其应用范围？如果没有《孙子兵法》，难道人世间就不会有奸诈、欺骗了吗？所以说最本质的还是人的问题，岂能怨《孙子兵法》！
　　 其实任何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完全的好，也没有完全的坏，好的同时，坏也掺杂其间，就象道家的阴阳鱼，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阴阳始终保持动态的平衡。战争是什么，战争同样是利益之争，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利益之争。由统治者赋予它“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便吸引了大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之献身以倍感光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之争、矛盾之争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一样的，人们在战争上应用的诡诈，和平时期便自然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体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之争被说成是自私的表现，是没有大志的表现，这都是统治者的愚民思想。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要先国家集体，而后个人，这是正统思想。可是连统治者都知道这是不现实的，最好的思想是先个人，只有个人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集体为国家的战斗中。纵观人类历史，都是如此。要不然怎么会有“诛连九族”的刑法呢？说明统治者太明了人性这个大课题了，而且由明了到利用，明了在不知不觉中，利用在慷慨激昂中。
　　 （五）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刘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将其列为“九流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之一。
　　 阴阳家的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1．阴阳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八字来概括。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
　　 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