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侥幸，即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取消乾元节这天照顾少卿、监一级官员子弟做官的资格，正郎以下官，必须在职任满两年，方可享受荫子的恩泽。大臣也不得举荐自己的子弟出任三馆、秘阁等清要官职。
　　 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进士和诸科考试之中，取消试卷密封，除考核艺业之外，也要参考实际表现，然后将没有缺陷的考生姓名奏闻朝廷。进士科考试，先考策问和议论文，再考诗、赋诸科。要录取那些兼通精旨大义的人，“赐第”以上高等科名，都要由皇帝亲自裁决公布，其余成绩较好的，也优待授官，免除吏部铨选手续，注册为现任官职；考试成绩较差的，根据合格的科目发给凭据，到吏部等候铨选任命。
　　 择官长，即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首先，由中枢和枢密院选派路一级长官，包括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州郡的长官。其次，由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的官员和各路监司长官，举荐州一级的官员，如知州、通判。知州和通判再选择县一级的知县、县令。
　　 均公田，即调整多寡悬殊的官员"职田"，防止和减少贪污。因为京师以外的官员廪食供给不均，所以要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没有职田的要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衣食养活自己。
　　 厚农桑，即组织和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每年预先给各路转运司降下诏令，让他们劝谕吏民百姓，讲究农田厉害。对于修建整治陂塘、堤堰、河渠等水利工程，可以由各州县选派官员定期治理。再制定一套奖励、考核制度，大兴农业，简省漕运之费。这样，江南路的纡田，浙西路的河塘，这些已废弃的水利事业，便又可以兴复了。
　　 修武备，即招募京畿卫士，并组织他们务农。大略参照府兵制度，在京师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做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可以用三个季节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这样可以节省给养之费。如果在京师取得了经验，便可以向全国推广。
　　 减徭役，即裁并州县，减轻农民徭役。如今户口已然减少，但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衙署合并为一，职官听差人干的杂役工作，可交给一些州城士兵去做；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
　　 覃恩信，即督责地方落实执行赦令等恩泽。主管部门有人拖欠或违反赦令的实行，要从重处置。另外还应该向各路派遣使臣，去查访那些应当实行的惠政是否实行。
　　 重命令，即严肃中央政令。法度是要示信于民的，不能朝令夕改。请让执掌政事的大臣们，参与讨论那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并删去过于繁杂冗赘的条款，作为皇帝制命和国家律令，颁布下去。
　　 我们如果将这十项归一下类就可以看出，其中涉及改革吏治的有七项，发展经济的有两项，加强军备的有一项。很明显，范仲淹是从吏治的改革入手，逐步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涉及吏治的七项中，又数明黜陟、抑侥幸、择官长等三项与官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本来按照宋制，不论文武官员，只要在一定的职位上呆上一段时间，没有大的过失，考核政绩合格后便可以升迁。这种制度造就了一批唯唯诺诺者和尸位素餐者。官员的晋升完全是论资排辈，所以很多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范仲淹提出的“明黜陟”一项，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官员的存在可能性，加速了有能力官员的出现。
　　 再说“抑侥幸”。宋朝官员有恩荫和举荐，一名官员在遇到皇帝登基、生日、国家庆典等重大时刻，都可以为自己的子弟求官。官员子弟可以不经过考试而直接迈入仕途。前朝宰相吕蒙正也曾说过，自己当年考上状元也不过才授了个九品官，而自己的儿子凭着恩荫刚入仕途就可以当上七品官，这也太不合理，所以只给他我入仕途时的官职就可以了。可见官员子弟不仅入仕早，而且起点高，提升快。子弟出身的官员甚至超过了由正途科举考上来的官员。时间一长，势必造成官员阶层的冗积和政府开支的加大。范仲淹此举，直接对官员恩荫的途径作了限定，并且规定官员子弟必须通过相应的考试方才能入仕。很明显，这一点直接斩断了许多不合格官员子弟的做官想法，纯化了干部队伍，减少了行政开支。
　　 “择官长”一项就更明显了。地方官中上级对下级行使考核，然后根据合格与否予以任用。范仲淹认为要选择那些关心民间疾苦的人来出任地方干部，并且派出专职人员来监督他们，使他们必须兢兢业业的做好本职工作。
　　 仁宗对范仲淹十分信任，除了府兵制之外大部分建议都得到了实行。然而，范仲淹的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保守官员的利益。他们从一开始就极力抵制。对此范仲淹毫不手软，各项条文都贯彻得果决无比。如“择官长”一项，仁宗根据范仲淹的建议，派出按察使视察各地官吏状况。范仲淹根据各地按察使送来的关于官吏状况的报告，亲自圈选长官。遇到自己认为不合格的，就直接勾去。连一贯支持范仲淹的富弼也看得心惊肉颤，就劝阻范仲淹说：“一笔勾掉一个人容易，可这家人就要因此而痛哭了。”看来富弼还是不了解范仲淹。他心里装的是万家忧乐，怎么可能因为一两个官员就废止新政的实施呢？果然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路是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哭好吧？”
　　 新政实行之后，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打破了原有的行政秩序，使很多官员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部分条令失之急躁。比如“择官长”，中央派出的按察使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然后范仲淹根据按察使的举奏罢免官员。问题是，不法行为在一个地方往往不是孤立的，按照范仲淹的观点，势必要造成局部地区官员的大换血，以致地方行政系统瘫痪。再比如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增加了一些举子不熟悉的内容，这就好比在现在的高考中突然更换考纲，而且那时的交通不方便，信息流通远不如现代，很多人都被考懵了。所以新政实行了半年，原来一些本来不做左右袒的官员也颇有微词，至于那些反对派更是不遗余力的攻击范仲淹和支持新政的官员。
　　 还在范仲淹入朝夏竦被逐的时候，有个在国子监的官员石介十分兴奋，为此做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对范仲淹、富弼大加褒扬，而对遭弹劾的夏竦则斥之为“大奸”，《庆历圣德颂》爱憎分明，言辞犀利且无所顾忌，充满了政治激情。但石介的老师已经归隐的孙复不赞成这种不计后果的作法，对石介说：“你的灾祸开始了。”果然，此文一出立刻遭到了夏竦的嫉恨。夏竦密令家中的婢女模仿石介的笔迹，以备后用。
　　 夏竦看准时机，在这时号准了仁宗的脉，打出“朋党”旗号，指斥范仲淹拉帮结派。范仲淹已经因为朋党而被贬过一次官了，这次仁宗听了流言又不免怀疑，当面向范仲淹求证。范仲淹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邪正没有不各为一党的。如果君子结党为善，这有什么不好呢？不过仁宗听了还是有些不高兴。
　　 这时夏竦的第二招又来了。石介曾经给枢密副使富弼写过一封信，信中有“行伊、周之事”的字样。夏竦之前密令练字的婢女在这时派上了用场，将字句改为“行伊、霍之事”。虽然仅动一字，含义却是全改。这里伊指的是伊尹，他是商朝初年的贤臣。周指周公，在西周初年辅佐年幼的成王。霍指霍光，是西汉权臣，在昭帝去世后，先立昌邑王刘贺，后又以刘贺不贤为名改立汉宣帝。伊周连用指的是辅佐君王的贤臣，伊霍连用指的是废立国君的权臣。这一招阴毒无比，等于污蔑改革派威胁到了君权。消息一出，范仲淹和富弼都惶恐不已，不能自安于朝，于是自请外任。庆历四年八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宣抚河东，富弼以枢密副使的身份宣抚河北。此外，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欧阳修政治上的引路人晏殊也被罢相，谏官蔡襄和孙甫等人也纷纷自求外放。朝中主持新政的官员为之一空，只有枢密使杜衍还在艰难地保护剩余的革新派官员。只是不久后到来的一件事加速了革新派官员的垮台。
　　 这一年的十一月，杜衍的女婿、监进奏院的官员苏舜钦置办酒席按照惯例迎接一年一度的赛神会。参加宴会的王益柔、宋敏求等官员大多数都是范仲淹所引荐的。在宴席上，王益柔所做的《傲歌》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结果这句话被御史中丞王拱辰抓住了把柄，指控苏舜钦诽谤周、孔，要求将王益柔诛杀。仁宗派人连夜逮捕了与会者，令开封府审讯，结果收到范仲淹推荐的十二人都受到除名停职的处罚。王拱辰甚为得意的声称：“这下一网打尽了！”
　　 此事传到范仲淹的耳中，范仲淹益发不安，上奏辞去参知政事一职。仁宗本来准备准其所请，结果先前那个闷闷的老宰相章得象发话了：“范仲淹在朝廷中素有虚名，就这样一下子免去他的职务会被人说成朝廷贬斥贤臣。不如先赐诏不准。如果范仲淹上谢表的话，证明他以此来要挟陛下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他免职了。”仁宗听信此言，不允仲淹。素来忠直的仲淹哪里想到这是一场阴谋，上表称谢。由此被免去参知政事，于庆历五年正月出知邠州，富弼出知郓州。二十天后，枢密使杜衍罢相。二月，韩琦也被免去了枢密副使，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高层全部被贬，新政也大部分被废。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最惨的是石介。石介受此事牵连被贬去濮州（今山东鄄城）任通判，未到任而病故。死后孔直温谋反，石介生前与他曾有联络，两人的信件也被一并检出。夏竦借此大做文章，说石介还没有死，被富弼派到契丹搬兵去了。这件事由死及生，如果诬陷成功了恐怕连富弼也不能幸免。多亏仁宗还不算糊涂，要求将石介开棺验尸。后来参加石介丧事的几百人集体保奏说石介已死，此事方才作罢。
　　 范仲淹后来分析实行新政时的困境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切齿。尚循默之体，则爱国者寒心。退辜上恩，进敛群怨。诚难处于要路，复请行于边鄙。”这段话深深表达了他受掣肘后身不由己，在困境中的失落和无奈。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虎头蛇尾，人走茶凉，对于锐意进取的他该是怎样的打击！所以他只有带着无尽的伤痛踏上贬谪之路。
　　 八、凄凉暮年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再也没有回到中央。在人生的最后七年，他都是在地方度过的。这期间他先后知邓州、杭州、青州。虽然也曾兼过户部侍郎，但那是荣誉职衔，不是真正去管理国家财政赋税。这位稳健的政治家一生以荣辱不惊著称，自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想着一心为公，不为身谋，最终却落了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心中也时常郁郁，只好去安慰自己“欲少祸时当知足，得无权处且安闲。”
　　 与政治上的失意比起来，几位至交好友的先后谢世更让范仲淹伤心。在范仲淹为滕宗谅做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并勉励他有所作为后的半年，滕宗谅在忧虑中因病去世。范仲淹十分哀痛，亲自作祭文哀悼好友，并承诺替好友抚养遗孤。
　　 但范仲淹的哀伤远没有结束。仅仅数月之后，尹洙也撒手西去。尹洙与范仲淹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可以说，没有范仲淹的提携奖掖，就没有尹洙的发迹。同样，尹洙也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在范仲淹遭贬时敢于站出来与其同进退，这种精神本身就很难能可贵。新政失败后，尹洙也受牵连被贬。在贬所，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级，将病中的尹洙百般折磨。范仲淹听说后就上奏朝廷，将尹洙调到自己身边来，方便照顾。然而经年累月的劳心费力，早已使尹洙病入膏肓，范仲淹虽亲自调护，尹洙还是于邓州去世。范仲淹为尹洙料理丧事，抚恤遗孤，并请同僚欧阳修做墓志，韩琦做墓表，范仲淹亲自作祭文，并为尹洙的文集作了序言。范仲淹对待尹洙，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不过此时范仲淹的身体也是越来越糟。青年时代长期吃苦，没有注意过身体，中年时代宦海浮沉，忧国忧民，仍然没有关注过健康。步入暮年之后，随着身体抵抗力的下降，很快就已精神耗竭，事多遗忘。在这种情况下，他向朝廷上表，请求调到颍州去，但还未到颍州就在徐州去世了。
　　 还在范仲淹活着的时候，仁宗听说他生病的消息，经常派使臣来送给他药物，慰问他病情的进展。仁宗大概也回忆起了早年与范仲淹合作，君臣一体的情形吧？所以范仲淹死后，仁宗亲笔为他的墓碑纂额，称为“褒贤之碑”。范仲淹的谥号也定的很高，是文正，这在封建时代已是最高褒奖。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开国以来，北宋的大臣们有此谥号的，只有二人（另一位是前朝宰相，提携过范仲淹的王曾）。想仲淹在九泉之下，也会为此欣慰吧。
　　 观仲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清苦中度过。就是在位极人臣的时候，他也没有大肆铺张，奢华挥霍之举。同样的，他一生行事低调，一切出于公心。在那个唯上横行的年代，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不随波逐流地去阿谀奉承，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时虽然有人说他迂阔，但几代之后，他却成了官员心目中的楷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将永远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史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