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了咖啡，点了小碟，请客还是我来吧，我是男人。欧阳花笑笑，也没多客气。她食指与拇指拎住小勺子，翘着小拇指缓缓地搅动咖啡，芳香便像一条条有形的物质，顺着她的小拇指一缕缕往上飘扬。我知道她是为杨红旗的故事而来，否则她干嘛要请一位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喝咖啡？但是一开始她并不说杨红旗，她说起自己的毕业分配。南方是全市最好的大学，若在前五六年，南方大学毕业的学生还是热门的抢手货，可惜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各个单位都人满为患，推辞唯恐不及。
　　 欧阳花说，我联系了海关，单位挺好的，他们基本上同意了。
　　 我连忙道贺。想起自己毕业时坐以待毙的无能，心里真是惭愧。米衣这方面也强不了我多少，她死活要回这座城市，而且回到这座城市还必须进第一流的好单位，却找不到一双有力的大手给予帮助，最后只好靠自己，考上了研究生，她报考的就是南方大学。她本来也逼我报考，我吓得面如死灰，说真的这比逼我跳楼更可怕。幸好这座城市的小市民扩版，登出广告，招聘一些记者，我就去应聘，结果如愿以偿。就社会地位而言，现在我已远在米衣之下了，聘用的记者在报社里只是临时工，饭碗说丢就丢，而米衣是研究生，算得上是级别较高的知识分子，未来还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我指着米衣对欧阳花说，你们是校友，她是中文系的研究生。
　　 是吗？欧阳花很高兴。
　　 米衣点点头，说，我知道你，你是我们学校的名人。
　　 欧阳花笑得更开心了，详细询问了米衣是哪个专业的、导师是谁等等，最后话锋一转，说，认识你们太好了，这还得感谢杨红旗哩！
　　 我相信杨红旗绝对无法想象得到我会与欧阳花坐在这样的环境中，优悠喝着咖啡闲聊起他。欧阳花的情绪已经与上次判若两人了，她杨红旗长杨红旗短地说起来，不时夹着嘻嘻的笑。她说，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怎么得罪了这个人，他居然编出这么蹩脚的故事，天底下真是无奇不有。
　　 我说，2月14日那天你真的没到光明路去过？
　　 欧阳花说，古记者，你还不相信我？杨红旗是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你却是见过的。现在这个社会你是比我了解的，我不知道这个杨红旗究竟想打什么主意，但我推测不外乎榨钱。真是搞错了，我哪有钱？我父母都下岗了，他想榨钱也不打听清楚再动手。
　　 我嗯嗯应和着，脑中把杨红旗那天来报社的经过重现了一遍，自然一股泔水又扑鼻而来。救下差点被人强奸的女大学生，这故事没多少刀光剑影，其实已经算不得什么大新闻了，充其量在报屁股上弄上几百字，其重点还不是落在好人好事上，而是落在强奸未遂上。读者对好人好事早已没有兴趣，对强奸二字却是有兴趣的。所以，说到底杨红旗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他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我把情况向总编大人做了汇报，他眯着眼思量片刻，斩钉截铁地说：这件事可能包含着一个惊天大新闻，应该不惜代价追踪下去。
　　 其实我很希望他挥挥手说那就到此为止吧。我有点怕再跟欧阳花接触，我对自己的内心活动似乎开始难以把握了，况且，米衣也不乐意，即使我把她带在身边，她脸上照样阴沉沉的。她说，这个欧阳花，绝对有问题！
　　
　　 【劳模杨胜利】
　　
　　 我出了趟差，到杨家村找杨红旗。
　　 杨家村就在城市的边上，种了大片大片的蔬菜，蔬菜是村里的经济支柱，那一排排颇为气派的新房子，估计也都是菜叶子换来的。村里的人对杨红旗很陌生，一问三不知的。我只好这样那样形容起杨红旗的长相，他们一拍大腿，恍然大悟道：原来是杨胜利的儿子啊，你干嘛早不说。然后就有人热心地指路，说就在那里，就是房子很破的那一间。
　　 杨红旗家的房子的确是全村最破旧的，在一幢幢新房子的包围中，杨家的老木屋就像一块疮疤丑陋地贴在那里。我在门外问有人吗？里头没人应。我便走进去，在屋里转了一圈。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黑乎乎的四处挂着蛛网。不过，我一走进来，便觉得这屋子特别，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我左右打量着，眼光最后被四面墙上死死吸引去，墙上没有一寸空隙，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奖状一张挨一张地密布其上，外面还蒙上一层透明塑料，奖状上的名字都是杨胜利。
　　 有人咳嗽了一声，声音很微弱，我还是听到了。寻声而去，才发现里屋其实有人，那人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只露出半张脸。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我说对不起打扰了，我想找杨红旗。
　　 你是谁？那人问，他的声音瓮瓮的，仿佛声带千疮百孔，气流通过时，已经四下逃散得差不多了，等到说出口来，就只剩一丝微弱得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我报出我们报纸的名字，我说我是记者，想找杨红旗了解一些事。
　　 您是记者？那人一掀被子，似乎想坐起来，却明显力不从心，只抬了抬身子，又软绵绵倒下了。这时我看清他是个老人，已经皮包骨头，两个眼珠子夸张地抠进去，像两个深洞。您您您是记者？记者找我儿子？他反复说着，好像怀疑我的身份。我相当紧张，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到一个人竟会被岁月折磨成这副样子，实在太可怕了。
　　 您您您------那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手从棉被中取出来，然后费了更大的劲举起来，在半空中划来划去。我疑惑了好一阵，终于明白他是引导我看墙上。这个屋的墙与外面一样，竟然也贴满了奖状，奖状上的名字仍然是杨胜利。
　　 炼钢积极分子，农业学大寨标兵，批林批孔先进分子，开荒种地模范-------我边看边读，边读边笑。床上的那人也笑，他的笑是伴着一阵阵强烈的咳嗽声的。我突然回过神来，他就是杨胜利，就是杨红旗的父亲。
　　 杨胜利手又伸进枕头底下，摸索了半天，掏出一个四方方的布包，打开来，又是一个四方方的硬纸皮夹子，再打开夹子，里头才是一张发黄变脆的报纸。我一看，竟然是我们报社1958年出的。杨胜利难道跟我们报纸有关？哦，原来这份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是写杨胜利，说他如何带领杨家村群众大干快上，创下亩产超万斤的人间奇迹。旁边还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杨胜利还年轻蓬勃意气奋发，胸前抱着一捆沉甸甸的稻子，张着大嘴笑得脸上肌肉快绽破了。
　　 我看报的过程，杨胜利也认真看我，并且内心活动剧烈，这是我从他脸上看出来的。杨胜利的脸已经枯如一块老木桩，皮肤焦化了，牙齿掉光了，他基本已经做不出什么表情了，但努力做着，嘴唇嚅动，眼睛眨巴，皱纹七拉八扯，我便明白他是在激动中，他为自己激动。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一张几十年前的报纸在手，一个几十年前的风云人物在眼前，一切都恍然如梦，这样的场面从前我连想都没想到过，如今却竟然碰上了，说起来真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
　　 很快我走到屋外，里头的气味差不多已经让我窒息了，这味道与杨红旗身上的大同小异。屋外聚了很多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挺兴奋的样子，呵着嘴眼睛亮亮地盯着我。有人问了一句：你是记者？我说是啊。人群中哄的一声就笑起来。我说，我是来找杨红旗的，他不在。有人答道，杨红旗每天一大早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晚上才能回来。接着人群中又哄的一声笑起来。我觉得奇怪，他们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这时一个中年男人拨开人群走过来，他说，我是村支书，请问你有什么事？
　　 村支书是退伍军人出身的，他把我带到村委办公楼，请抽烟请喝茶，十分客气。说起杨胜利时，他面有难色，吱唔了一阵，好像电脑开启后硬盘的紧张运行，然后他说，杨胜利也曾是村支书，现在却是村里非常头痛的一个人。
　　 我要采访的对象本来是杨红旗，不是杨胜利，但杨红旗不在家，杨胜利又让我生了好奇，所以了解了解也无妨。我说，你们村看上去挺富裕的，怎么独独杨胜利家那么寒酸？
　　 支书叹了口气，说，他们本来也有钱，但钱都捐出去了，有多少捐多少，没有钱借钱也捐，这还能不穷？
　　 我问，捐给谁了？
　　 支书说，谁都捐，希望工程、孤寡老人、洪水灾区、车祸受害者等等等等。不是说不该帮别人渡难关，而是说凡事都要量力而行。从报纸上看到哪里有难，看到一个捐一个，这谁承受得起？
　　 我问，他妻子呢？
　　 支书说，早跑了，被他气跑的。
　　 我想起杨胜利的那一堆奖状，就老里老气地说，再怎么样他也是有功之臣，你们村里人以及乡里县里的领导应该善待他才是。
　　 支书连忙说，记者同志，我们还真没亏待过他，他儿子杨红旗早出晚归的，中午不回来，村里人就轮流送午饭给杨胜利，否则他早饿死了。县乡领导对他也好，逢年过节都送来钱物，但是他一转身就又捐掉了，他说自己是劳模，不能花国家和人民的钱。这次他得了肺癌-----
　　 肺癌？我打断他。
　　 是啊，肺癌。支书说，查出病后，我们马上就把他送到医院，但送一次他逃一次，最后逃不动了，就闭着嘴不吃药，扭动身子不打针。还是那句话，他说不能花国家和人民的钱，还骂我们把他送进医院是为了害他，让他晚节不保。
　　 我看着支书，觉得这人素质还是挺不错的，话说得也很有诚意。四处采访过程中，基层干部我是接触过一些的，像他这样水平的倒不是太常见到。于是我就问起杨红旗的情况，毕竟支书是代表村组织的，他的话应该可信。支书说，杨红旗很早就外出打工了，以前是去深圳，后来杨胜利病了，他才回来，不过也仍然去城里打工，清晨煮了饭就走了，晚上再赶回来照顾父亲。说实在的我们都不太了解他。不过，杨胜利的儿子嘛，不会坏的，杨胜利的儿子如果都是坏人了，哪还剩几个是好人？
　　
　　 【杨红旗又来了】
　　
　　 米衣本来要跟我去杨家村，她现在对这件事的兴趣程度已经在我之上，她说我是为你好，这篇稿子如果轰动了，对你以后益处多多。她确实盼着我出息，也觉得有权力与义务帮帮我，但那天恰好她要上课，没走成。我其实不觉得去杨家村有多必要，何况我还有其他的稿子要写。我们报社是以上稿量来计算工作量的，上一篇稿或大或小，分数不等，分数越多，奖金越多。尤其是聘用人员，没有底薪，全靠写稿，所以我挺不乐意一门心思只管杨红旗的故事，我还得做其他采访，写其他稿，否则这个月就喝西北风了。但总编大人可不管这些，他逼我去杨家村，所以回来后，我就把所见所闻向他汇报了一下，除此以外，我也跟米衣汇报。米衣说，杨红旗每天晚上赶回家照顾他爸爸，那他怎么会在半夜12点救人呢？米衣书比我读得多，却未必比我聪明的，不过她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直觉极好。我跟她亲密了几年，严密的逻辑推理屡屡败在她毫无根据的直觉下，叫我不服都不行。现在她的直觉是我去杨家村并没有了解到事情的核心，所以她白了我一眼，说我老毛病又犯了。
　　 我一想，也是。杨红旗每天晚上回家，还怎么可能半夜救人？这个问题没有追根刨底弄明白，多少算我失职。米衣说，你问问杨红旗。我摇摇头。杨红旗没有电话没有传呼机，我找不到他。
　　 幸好他又登上门找我。
　　 靠拍了一次桌子，杨红旗在我们报社成了名人，所以他再次出现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伸长脖子等着看热闹。但杨红旗这次没打算拍桌子了，他挺高兴的，脸上都是笑。他说，你真的打算表扬我了？什么时候登到报纸上？
　　 我想这个人我已经应付吃力了，最好直接交给总编。但总编大人恰好出访欧洲，十天半月都回不来。不过就是总编在家，他也未必肯出面见杨红旗，他是总编，不是小记者。况且每天各式新闻素材后浪推前浪源源不断，每一件都亲自挂师他还怎么当总编，手下还需要养这么多人马干什么。我只好耐着性子深入浅出地向杨红旗解释起新闻的规律性与严肃性。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是不会轻易写这篇报道的。我说。
　　 杨红旗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说，怎么，你还没打算表扬我？哪你去我村里干什么？你又见我爸干什么？你不是要害死我爸吗？
　　 这话真是太严重了，杨胜利得了肺癌，又不肯求医吃药，他的死是必然的，怎么会栽到我头上来？我说，我去村里是找你，跟你爸没有关系。
　　 杨红旗说，怎么没关系，你见了我爸，他以为我真的可以上报纸被表扬了，结果你又不表扬，他急都会急死，气都会气死。
　　 这时电话响了，是米衣找我，她让我陪她到省图书馆查资料。我说，不行，我这里有客人，杨红旗正在这里。米衣一听，很兴奋，她说我这就打的过去，我要见见这个人。
　　 我推测杨红旗今年总有二十五岁了吧，他还到过深圳，还总在城里打工，说起来多少也是见过世面的，谁知在米衣面前，立即又像第一次刚刚来报社找我时那样，羞涩慌张手足无措。偏偏米衣不依不挠，十分起劲地东问西问。我觉得米衣这样做不合适，况且又是在我单位，其他人看在眼里，会暗自发笑的。但米衣不听劝阻，她感兴趣的都是些细小的问题，比如那天欧阳花被救后，谁帮她穿的衣服，衣服是什么颜色的，什么款式的；比如欧阳花那天晚上是怎么从光明路回南方大学的，骑车还是打的。杨红旗的思维好像跟不上米衣的节奏，嗯嗯嗯的不知所云。我打算单独跟杨红旗谈谈，就让米衣回校去。米衣坐着不动，眉头皱起来，她是皱给我看的。我故意装做没看见，我说米衣，不关你的事，你还是先回校去吧，有空我再找你。米衣自尊心受了损伤，她霍地站起来，招呼也不打，扭身走了。我原先其实挺怕她来这一套的，这会儿不知怎么的也不怕了。回过头我拉拉杨红旗，我说，我们到接待室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