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都的市容我们还是首次光顾，街上既有高大建筑，也有不少破旧的平房，商店外面有很多地摊，商品出奇地便宜。我喜欢吃香蕉，买七、八十只才花两安钱。我把香蕉拎在手上，有光着脚，穿着褴褛的一群孩子跟在身后，伸手乞讨，我以为要吃的，给他们香蕉却不要。我就去换两个卢比的零钱，一人给一、两安钱。殊不知，这一下麻烦来了，围上来乞讨的，除了小孩，还有老人和妇女也赶过来。陶镛在旁边，见我没法应付的窘态，笑得直不起腰。我好容易躲进一家咖啡店，刚喘口气，忽见乞讨的那些人中，有一个老头携一小女孩，在门口瞧着我又跳又唱，声音动听，舞姿优美。我奇怪地向店主打听，陶镛给我作翻译，从店主人口中才得知原由，原来，印度人几乎都能歌善舞，按当地风俗习惯，乞到钱的人要主动为施主唱歌献舞，以表示感激之意。我听后十分感慨，对陶镛说：印度虽沦为英殖民地，但仍不失文明古国的风雅啊！从咖啡店出来，我与陶镛沿街蹓跶，过去听说，印度女子有穿鼻环、带脚环之类的饰品，总算也在地摊上见识了一番。后来在商店，我花五十卢比买了一块瑞士梅花表，又用五个卢比买了一支英国派克笔。
　　 往回走时，一群学生模样的男女围住我们，我一时惊慌失措，还是陶镛有经验，走上前去用英语交流起来，一会学生们喜笑颜开，纷纷掏出日记本，让陶镛在上面签字留念。
　　 我将新买的钢笔递上，陶镛用中英文在学生们的日记本扉页签上：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相逢，我们永远是朋友。末尾署上我们俩的姓名。与学生一一握手告别后，我向陶镛打听他们的谈话内容，陶镛如实告诉我。原来他们都是当地的学生抗日宣传队队长，疑心我们是刚参军的学生，便上前打听，得到证实后，向我们表示敬意和欢迎，并希望与我们交朋友。回到驻地后，我的心情却还很激动，心想：天下学生都是一个样：爱国、热情、有正义感。这一天是我出国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天。
　　 有一天，全队忽然打乱班排，按高矮列队，原来是挑选三十名同学，选为师仪仗队队员。我幸运地被选中。
　　 几天后，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前来我师检阅部队。那天上午十点钟，我们仪仗队排列在队伍最前面。
　　 全师万余人，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军官和士兵身着黄色丝光咔叽军礼服，上面缀的五角星和条纹杠闪闪发亮，排列整齐的装甲车、坦克、火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最新式的火焰喷射器及士兵手握的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等等武器，给人以“铁军”的自豪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五辆美式吉普急驰而来，廖军长在广场前端下车，后面紧跟着军部人员、美国军官和翻译。
　　 14师师龙天武，下令奏军乐，立刻转身跑到军长面前，立正、敬礼、报告。然后，随军部一行，一起检阅部队。
　　 廖军长走到仪仗队前停下，仔细端详一阵后，笑逐颜开，问：这些是刚来的学生兵吗？师长上前回答：是的。军长接着说：这是我们军的新鲜血液啊！好好培养，师长连连答应“是的”。检阅完列队官兵，军长站上台讲话。内容有：国际国内的战争形势，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战场的重任以及当前敌我双方战斗状况等。
　　 整整两个小时，他没喝一口水，没作片刻休息，笔直地站立在太阳下，精神饱满，直到作完报告。我为他标准的军人形象深深感动，仅此一面，却留下难忘的印象。
　　 十月，印度的气候没有秋季，仍然那样炎热。我们的步兵基本训练告一阶段，对特殊地形的森林演习也进行了几次，但是，对缅北沼泽丛林地带的作战演练还是陌生，于是，教二队奉命向缅北孟拱转移，在那里一边训练，一边作预备队待命。
　　 孟拱位于缅北最大的，被日寇侵占的城市——密支那城的南部，距该城约一百公里。与宜都不同的是，孟拱训练地的营房要学生兵自己动手建造。一没有施工员，二没有建筑工人，建房的竹木和盖房的丝茅草，都要从山上砍伐采集。我们分大组承担任务。我分到伐竹组，大组长就是我的班长王笃。
　　 那天我与同组的25名同学，一大清早就上山了，一个上午，我们已砍伐几十根碗口粗的竹，下午就把剔尽枝叶的竹扛到江边。这条江就是缅甸有名的伊洛瓦底江。
　　 在江边，我们用树藤将竹扎成竹筏，以便顺水放到目的地。临近黄昏，才将竹扎成八张竹筏，推入江中。
　　 江面上已映出天空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两岸树林中传来猫头鹰咕噜咕噜叫，我心里又紧张又害怕。王班长知道我不会游泳，他特地挪出中间的竹筏，叫我乘在上面。
　　 谁知行到江水拐弯处时，我那一只竹筏被江中一块巨石撞着，竟然单独卷入江心，我与另一位同学，用一丈多长的撬杆也撑不到底，急得我头冒冷汗。
　　 这时，听见王班长高声喊：不要害怕，你们趴在竹筏上别动！不一会儿，他就从我们竹筏右侧冒出头来，只见他一只手推着竹筏，一只手划水，顺着水流，将竹筏向岸边慢慢靠拢。离江岸还剩下两丈远的距离，竹筏哗啦一声散开，我与那位同学一起掉进江水里，我只觉得“嗡”的一声响，水就漫过头顶，身体像一块石头，直往水底去。忽然，我又觉得自己在往上飘动，一会儿就像圆木似的露出水面了。原来是王笃班长潜在水下，用他有力的双臂，将我的腰托着直向岸边游去。过后我好后怕：如果不是遇上这位好班长，我这“旱鸭子”早就葬身于异国江河了。
　　 经过整整十天的努力，我们14师教导二队的新营房落成了。这些建筑包括：一幢教室、一个饭厅、四间寝室和一处运动场地。早就听说，军人是多面手。
　　 这筑房造屋算是一个面，可是，军人重要的一面应当是驰骋疆场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展示真正的军人风采这一面呢？教二队的同学都在盼着，然而谁也不敢问出声来。
　　 孟拱的训练不及宜都紧张，课余时间相对多些。
　　 每天下午，在太阳的余晖下，同学们三三两两，各自邀约自己的好友，选一处幽静地方，或谈心，或游乐，或讲自己的经历……
　　 于是，我又有机会结识了一位不是同班的学员，并且他不是来自我们学生队伍。
　　 教二队的成员，绝大部份是来自大后方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只有极少数人是来自职员和社会青年，从工人、农民中来的青年人就更是微乎其微。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生活经历的学员韩国屏，一经接触，很快就吸引着像我这样从校门到军队的学生兵。
　　 我叫他老大哥，因他比我年长六岁。他高中毕业后，进入成都一家银行，当上一名小职员。他来从军，不是出于青年的热忱，而是情场失意。他说他内心很痛苦，现在向我倾吐，能有一些慰籍。他讲述自己的罗曼史，我觉得如天上彩霞那样美和迷人，我因为还从来没有恋爱过，对女子的心理状态也不甚了解，经他惟妙惟肖的描绘，完整细致的叙述，我都感觉到其中有不少的情趣了。
　　 然而，因女方家庭极力阻扰，而他的恋人——一位16岁的女中学生，也还要继续念书深造，所以他的恋情未果而终。我认为他的失恋，不应是痛苦的折磨，而应当作幸福的回忆，从而鼓励自己前行。他不这么看待，总是在痛苦中沉迷不振。为此，我常与他争论不休。 这时，我才回想起徐骏队长说我单纯的缘由。
　　 我想，人的某些品性可能属于先天秉赋，而非后天培养，比如善良、正直，大抵属此列。
　　 那位韩同学，我以为是缺乏这一天赋品性的人。人啊！不必什么都想占有，对美好的东西曾经拥有，也是一种幸福嘛！
　　 转眼到了中秋节，队上搞一个团圆餐。
　　 平常有戒酒令，难得的过节，有畅饮机会，大家自然十分高兴，正当觥筹交错，举杯对饮时，忽然中队长高呼“立正”口令，大家“哗”地站起来。原来龙师长率师部一行人和几位美军联络官，已经出现在门口。师长笑吟吟地受过礼，率员挨次巡视一圈后则离去。
　　 军队高级军官历来不与士兵同席而食。此次出乎大家意料的“巡视”，据说也是因为美方官员较看重学生军，从而提议前往祝贺节日。与师部人同来的几位美国军人和翻译的确留在餐厅，而且很随和地入座就餐。他们与我们嬉笑颜开，拍肩握手，亲昵戏谑，如同友人。
　　 有一位联络官，还学着用中文吟“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唐诗。
　　 他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他的心情：他远隔重洋来这儿作战，也想念家人。但是，为和平、为摒除战争，此时此刻他与我们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我们大家是为了共同目标的朋友。
　　 我听了有些感动，上前敬了他一杯酒。老实讲，我对美国人的感情比较复杂。在国内时，看到某些美军飞行员以救世主的态度对待中国人时，的确非常愤怒；但是看见他们的献身精神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时，又是由衷的尊敬。
　　 中秋后不久是辛亥革命纪念日。
　　 全师召开例行的纪念会，由负责政工作的一位副师长作报告，讲话内容无非就是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和武昌起义经过等等。
　　 散会后，在师部谍报科的一位同学，给我们悄悄透过一个军事机密：国内战事吃紧，日军攻占独山，紧逼贵阳，已威慑到重庆国民政府。
　　 果然过不了几天，来了通知：教二队训练结束，立即分下连队。真有点令我们感到迅雷不及掩耳，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最先分走的一大批同学，是到师直属工兵营，由营长亲自来接走；接着是通讯营，去了三十名体力较弱的同学；分配到师辖三个步兵团的人数最多，这批同学分走后，营房内就剩不了多少人了。
　　 看见同学走了一批又一批，还是没有轮到我，心里真有点着慌，但又不敢问负责分配的黄队长，因为看见他紧张而有序的忙碌，加上一副特别凝重、严肃的表情，早已经把我这个幼稚的学生兵镇住了。 其实，过后我才明白，我的远征军生涯就中止在分配的这一天，而改变我命运的人，正是我的这位有权的顶头上司——黄队长。
　　 最后没有分配下连队的同学，连我在内是八个人。黄昏降临，空荡无人的营地格外冷清。黄队长说：你们八个随我走，今晚乘火车到肖团报到。肖团就是14师战斗力最强的团，团长名叫肖豪，常驻密支那前线。我们以为即将上前线，都高兴起来。
　　 好友陶镛还与我在一起，我们整理好行装，随便吃了点东西当晚餐，然后随黄队长匆匆赶到火车站。
　　 夜幕下，一列军到来，不知怎么，只挂着四节车厢。
　　 只停车五分钟，但已足够我们八个人上车了。黄队长与我们一起走进车厢，挨次坐下来。就要告别这儿了，我想看看车窗外的景色，但是一片浓浓的墨色，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只好默默地向远方的森林和大山说声再见。
　　 不一会儿，在颠簸摇晃的夜行军列上，我眼前迷迷糊糊，犹如坠入浓雾中……
　　 硝烟战火裹着的密支那城，呈现在眼前。我跟前黄队长，在一条战壕里穿行，后来是小跑，跑着跑着，撞着迎面来的一位军官，说这儿就是肖团的前沿阵地，他是负责守卫的七连连长。黄队长对我说：你就分在这里。说完他就不见踪影；七连长递给我一个皮挎包，说：“你留在连部当通讯员吧！”。我的行李还没整理完毕，敌人的炮弹就炸响了，雨点般地落在战壕外，硝烟迷住我的视线，什么也看不清，有人递一支冲锋枪来我靠手摸着了。一会儿看见我们的坦克轰鸣着开向敌人阵地，我方的炮弹也从上空掠过，飞向敌方，有人发起冲锋信号弹，我便跟着呐喊的士兵一起，跃出战壕掩体，冲向敌人阵地。忽然我听见七连长在后面吼叫：通讯班回来！我心一急，就跌倒在一个弹坑里，那坑好深好深，我惊出一身冷汗，却睁开了眼睛。原来我仍坐在疾驰的火车上，看见黄队长正与陶镛他们聊着呢！
　　 深夜两点左右，列车才真正到达密支那车站。我们八个人在站台上休息，黄队长一人去电话室，他说打电话联系汽车。路灯下，一队美军巡逻兵走过来，有军官用英语问话：是哪个单位的？
　　 陶镛也用英语回答，告诉对方我们的番号后，那军官竖起大姆指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中国远征军，顶好！顶好！
　　 拂晓时分，开来两部吉普车来接我们。黄队长叫我、陶镛和另外两名同学上第一辆车，把我们四人交给随车来的一位中尉军官，另外四个同学与黄队长则乘第二辆车。
　　 吉普车把我们带到飞机场，另外那一辆车却没有跟着来。我心头疑狐时，中尉叫我们将行李卸在车旁边的一顶军用帐篷内，吉普车离去。就在我们又渴又饿时，中尉又回来了，带来馒头和牛肉罐头，告诉我们吃完东西就在帐篷里休息，大约两小时后就要上飞机。
　　 我问：乘飞机去哪儿？中尉笑笑说：具体着陆地点不清楚，总之是返回中国本土。我大吃一惊，反问：回国？远征军不打仗就回国了？中尉无可奉告地说：这是军事秘密，你们是分配在回国增援的部队。 原来我们四人分在某团直属的迫击炮连，该连队早在一周前已抽调回国，中尉是奉命前来接我们归队的。
　　 我和陶镛都好沮丧。饭后，另外二位在帐篷里休息，我们俩就在机场周围蹓跶。
　　 机场上停有不少运输机，还不时有起落的飞机，在炽热的太阳下，一队队背包挎枪的士兵，拖着斜斜的影子，鱼贯而行进入机舱。载满军队的运输机，一驾驾腾空而去，一会儿就消失在蓝天白云里。想到两小时后，轮到我们，也这样悄然离去，心中不免一阵惆怅。
　　 我虽参加了远征军却未上前线。（昨晚的梦里倒是上了战场）好容易盼到机会，到了密支那——远征军在缅北战场上最大一仗的决战地点，然而战事已结束，我甚至连看看这座已成一片废墟的城市，都没有机会了。在机场附近，我看见遗弃遍野的战利品，除各种毁坏的轻重武器外，别的军用物资，如军毯、蚊帐、钢盔、制服、饭盒、水壶等等，还有罐头、酒瓶=炊事用具，也扔得一蹋糊涂，我苦笑着对陶镛说：若是有人把这些东西搬回国内，不知会获多大一笔横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