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险情过后，我们就十分注意了，她也慢慢地适应了。那时买点心也是要票的，我的点心票每月只有二两，每月一开始就用完了。后来我向同事要了一点（或者是同事送的）点心票，再买给她吃。但她吃的很少，一块沙琪玛要吃好几次才吃完（一个月的点心票也只能买一块沙琪玛而已）。按理说，成都的柑子和桔子应该是很多的，可是，那几年好像是见了鬼似的，街上竟一个也没有得卖的。大概那时也有走后门的，都走后门走掉了，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我在成都只是普通老百姓里，是最下层的人，当然买不到的了。我的宝贝女儿在那一年当然也就没有吃到，这是非常遗憾的。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太傻了，不能想办法去走后门么？门总是人打开的，还是怪我自己。就这样，她在那里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根本未吃水果，仅靠那么一点点蔬菜。这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无能啊！她在成都期间，毛泽东已提出复课闹革命了，但总是被那些造反派的“英雄”们拖了又拖，在他们私人目的未达到之前，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既不工作也不学习，但每天还要去上班。上班也不严格，随时可以回家，全靠自觉。下班以后，就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因此，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教她学习，进行学前教育。其中做得最多、最有效果，从而影响她一生的事，也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看图说话。那时的看图说话类的幼儿读物少之又少，就是有我也买不起。我的办法是从教室里拿些短粉笔来，在我宿舍里的双层床中间边框上，把它当做黑板，依次画上火箭、飞机、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平车（四川叫架架车），是按它们的运行速度递降的规律画的。因为我的美术基础很好，所以画的比较逼真。她坐在另一张床上（有时坐在她妈妈的腿上），我指着画上的第一个图案，叫出“火箭”的名字，她跟着读一声“火箭”，然后依次一个个地教她读下去，一直读到“架架车”。接着又重新开始。每天中午或下午下班回来，都要进行这项工作，每天教她两至三次。每次开始前，我都喊一声：“健梅，来！”于是她就非常认真地坐了下来。最初，我用棒子指着一个画，读出名字，她就跟着读一次。可是没多久，大概是在教了她两三天之后，在我又一次喊了声“健梅，来”之后，接着棒子一指，我还没有喊出名字，她却立刻喊起来“火箭！”我吃了一惊，但同时也非常高兴。接着又指第二个，她立刻就喊“飞机”……一直到“架架车”。她已记得每一个图像的名字了！此后，我不再教她读，而改用棒子指由她来读。不多久，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教她了，下班后就不再进行这项工作。但是，当我下班回来后，她还是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并向我喊道：“爸爸，来！”于是，我仍然满足她的要求，还是像以前那样，一遍一遍地读下去。以后接着几次都是这样，我一到家她就喊：“爸爸，来！”有一次，同事兼邻居来我们家玩，我非常骄傲地向他谈到我女儿识图的事，当即我和她像以前一样又表演了一遍。这位同事看过之后，也非常高兴，立刻鼓掌说：“呱唧，呱唧！”（四川土语，即“呱呱叫、好”的意思），她也跟着拍着小手道：“拔基，拔基！”她发音不准，“呱”音发得不好。有一次晚饭后，我和她妈妈正在忙着一件什么事，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手里在玩着什么，而口里背诵着：“火箭、飞机、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架架车。”我一阵狂喜：我两岁的女儿懂得背诵了！我当时那高兴劲儿，不知怎么形容才好！待她把一整段完整地背完之后，我把她抱起来一阵狂吻，那心里不只是高兴和甜蜜而是骄傲了！我一下子想了很多，我首先把她妈妈喊来，分享我的喜悦，并且叫她又从头至尾再背诵了一遍。为她的这一表现，我们高兴了好一阵子。如今，我曾多次和她谈过这件事，都认为那一次是智力的一次飞跃，而且是关键的一次飞跃。自那以后，我就下决心把她培养成一个大学生，而且像我的一位女老师那样，二十岁就大学毕业（后来果然实现了这一愿望，这是后话）。
　　 她在成都总共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她的智力发展很快，上面提到的看图说话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除此之外，她的智力发展在好几个方面都有显现。首先在语言方面。刚到成都时，她几乎不会说话，只会说“爸爸”、“妈妈”、“奶奶”等简单的单词，但表现还颇为机灵，我看出了她潜在的语言能力，对此并不担忧。果然，大概一个月后，有一次我们带她去广场上看电影，她突然会自称“健梅”了。随后几天，她很快能说许多话，而且词汇越来越丰富，并能和我们简单地交谈了，说话能力自此有了一个飞跃。二是思维能力提升的很快，能模仿大人的动作，并能向我和她妈妈提出各种要求。有一次，她将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宿舍的走廊里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健梅上班了，健梅上班了！”这是因为我平时上班时，也把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向她妈妈打招呼说：“我上班去了。”并且走出的方向正是她学我动作所走的方向。显然，我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了。这件事说明她不仅开始有了模仿能力，而且有了思维能力了。她在模仿时，已经懂得人称的改变，将“我”改为“健梅”，也就是她自己。她显然已经知道自己是在模仿爸爸“上班”。
　　 刚到成都时，她总是希望出去玩，最初几次外出总是她妈妈抱着而不要我抱。之后有一次，我们又准备外出，她非常高兴，但她妈妈说：“我不抱你，要出去就是爸爸抱，要么不出去。”这时，我连忙张开双臂，说：“健梅，爸爸抱！”于是她也张开双臂向我走来，还不停地说：“爸爸抱！爸爸抱！”我一阵欣喜，连忙把她抱了起来。这时，我再对她亲嘴，她也很乐意了。以后，只要一抱她，我就说：“健梅，把爸爸亲个嘴！”她立刻就把嘴凑了过来，亲过之后她立刻用手把嘴巴揩一下，我亲一次，她就揩一次。连亲几次她都不叫喊、不反对。
　　 有一次外出，走了很远的路，我把她背在背上，由于比较累，不免将她背得拖沓了些。她妈妈看见了就对我说：“喂，把小孩子抱好一点哦！”这之后，我不小心没把她背好时，她立刻就说：“爸爸，抱好哦！”她不是机械地学她妈妈的原话，而是非常准确地改变了人称，并且原话的原意不变，说话的方式却变了，还很恰当，这是同龄的小孩做不到的。以后我常常会故意将她背得不好，他妈妈就向我斥责道：“不要老是待小孩玩！”语气当然是不好的。她知道此话语气不好，她停了片刻，没有学她妈妈的原话，而是仍然重复以前的话：“爸爸，抱好哦！”她那稍停的片刻，可能是在想如何改学妈妈的话。她已知道，妈妈说的原话语气不好，是不能重复的。但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替代语，所以只好重复以前的话了。此时她年仅两周岁，智力似乎已经超过了同龄的孩子。
　　 当然，她的认知和思维也必然出于实践，也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语言和行动以及周围的环境。上面提到的事就是这样的实例。另外一个例子是手表。当时我们没有把“手表”这一名称告诉她，平时也很少提及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她妈妈问我几点钟了，我看了下手表之后告她：“八点了。”她看到我这个动作之后，就把手表看成是“八点了”。以后每次她向我要手表玩时，就喊“八点了！”因为在此之前，她的脑海里没有“手表”这一概念，只看见过我对着手表喊“八点了”，就以为手表就是“八点了”，以至于产生了这个谬误。当时我就意识到，作为父母，一言一行都要非常注意，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孩子的成长也至关重要。三是她的形象记忆力有了突进。上面提到的看图说话就是其中一个实例。另外还有一次，是我把她带到办公室去（“文革”中期上班很不严肃，可以带孩子上班），抱着她走上楼梯时，我嘱告她：“不吵啊！不哭啊！”虽然可以把孩子带着上班，但吵闹、哭笑总是不好的。果然，她在办公室一点也没有吵闹，在办公室随便找点东西就可以玩上半天，有时就坐在我的腿上或者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和别人看书或者看报，非常文静。也正因为这样，我很乐意带她去办公室。以后，我每次带她去上班，走到那个楼梯时，她就学着我的口吻说：“不吵啊！不哭啊！”我在那个楼梯只说了一次，她就记得了。她的记忆力能如此突进，我觉得应归功于早先的那些“火箭、飞机……”的训练。不过，这一次不仅仅是形象记忆，而且还懂得了这两句话的意思，因为她在我的办公室里从来不吵、不闹，也不哭。
　　 我们的住处在二楼，从二楼到三楼的楼梯转折处的上方天花板上有个方洞（可能是专供人们进入天花板内修、改电线用的），那个洞看过去黑乎乎的，她妈妈为了使她不到处乱跑，就指着那个洞对她说：“洞里有马吱（音，阜宁土话，是鬼怪的意思）！”不过，这次她并没有被吓着，倒是引起了她的好奇。因为她从未见过“马吱”，并不知道“马吱”就是可怕的鬼怪，当然也就不知道害怕了。每天她都要我抱着她站在那个洞的下方，仰着头，呆呆地往里看，要看上很久才罢，有时候一天要看两三次。每次她想看那个黑洞里的“马吱”时，她总是用小手指着那个黑洞，口里叫着“爸爸，噢！噢！”因为这事发生在她刚来成都不久，还不太会说话。我每次都满足她的要求，抱着她站在那里，让她看个够。当时我非常奇怪，我的女儿怎么会对那个黑洞那么感兴趣呢？虽然弄不明白，但我从未拒绝过她的这一要求。在我写这一小段文字时，她妈妈刚巧站在我身边，我就问她妈妈，健梅那时为什么总要看那个黑洞。到这时她妈妈才告诉我关于黑洞里“马吱”的故事。到了今天提笔写这个故事时，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她是要看洞里的“马吱”！“马吱”是什么样儿的？她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好奇，总想看个清楚。但每次都是黑洞洞的，空无一物，却又不甘心，所以不停地要我抱着她去看。一个两岁的孩子，能有这样锲而不舍的好奇心，也是难能可贵的。
　　 那次两天不吃饭而造成的险情过去以后，我们带她去照相馆照相，目的是在成都留个纪念。如今这张照片已成了孤张，因为底片已经不像样了，不好再冲印了，而且现在已经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很难找到了。当时已是阴历二月，成都的天气已很暖，我们给她买了一件风衣式外套。这对她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于是就穿着那件衣服照了相。那时没有彩照，只有黑白照片。尽管如此，这张照片仍然是很宝贵的。那时她生病刚愈，可能还很不舒服，我记得当时她的表情不好，我们让她笑，她就是不笑，这从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她骑在木马上，在那时也算是很时髦的道具了。
　　 母女俩在成都只呆了三个月，成都许多名胜古迹我们都没有去。那时正处在“文革”中期，造反派的“英雄”们不时还会武斗，一些古迹也被糟蹋，没什么好看的了；加上我们囊中羞涩，要节省每一文钱，更出于她的安全考虑，我们决定只在住处附近的大街上溜达溜达就行了。在此期间，我和她妈妈多次讨论如何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我调回阜宁去，其它的方案都行不通。只要能调到阜宁去，我做什么工作都无所谓——说实在的是顾不上了。幸好，她妈妈有一个亲戚当时是大队书记，而这位大队书记又与县里组织部的某人是好朋友，可以请他帮忙。我当即写了一封信给这位大队书记亲戚，请他帮忙。那时的人真好，分文不索取，仅仅是一封信，他就满口答应了，并说他已联系了某人，某人也愿意帮忙。这时，她妈妈便呆不住了。本来计划要到夏收才回去的，接到那位亲戚的来信后不几天，她就决定提前回去。说是必须回去时时催着他，请他抓紧给我们办，否则还不知会拖到什么时候呢。所以，1972年3月24日这天，我把她们母女俩送上了从成都开往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她缠着她妈妈说要到爸爸那儿去，她妈妈就骗她说，前面一站就到爸爸那里了。就这么一站一站地骗，到了南京她就不再问了。虽然这样，她并没有哭闹，没有坚持非要找到爸爸不可。和来成都时一样，母女俩一路上是非常辛苦的，仍然是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火车上的两天两夜，她是能睡好觉的，但她妈妈却只能坐在座位上打打瞌睡。来成都一次，虽然来回折腾，她妈妈吃尽了苦头，却是一次非常值得的旅行。首先，如上所述，这期间我利用了我的空闲，和她妈妈对她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幼儿教育，使她的智力突飞猛进，为她以后的学校教育打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再有，在成都期间，我和她妈妈一起研究，终于找到了调回阜宁的路子，后来我很快调回了阜宁。
　　 我调回阜宁，对她以后的成长极为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次成都之行，也许我们根本不可能从容地讨论出调回阜宁的路子（因为我每次探亲回阜宁仅有一个月时间，实际在家的时间仅有20多天，还要忙家务，不可能有那么空闲的时间和心情来讨论），我可能在成都就不调回去了，或者迟些调回去（越迟调动越困难，因为年龄越来越大了）。人生的路就是这样，错过了一个机会，走过了一步路，一生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或更好，或更坏，也可能都差不多。对我这个具体的人来说，还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命运，尤其是我大女儿的命运。我完全可以肯定，如果我当初留在成都工作，我的一生和我的一家，命运一定更糟！她不可能那么快就上大学，甚至不可能考取大学。因为首先她不可能及时转入县城的实验小学读书，当然也就不可能考取县城的省重点中学——阜宁中学（那时，其他中学的毕业生考取大学的概率几乎是零）。那么，她的人生完全由另一种命运主宰了。而我的一位同事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留在成都不一定就不好，他说：“你一定会把健梅带到成都去读书的，一定也会读到大学的，也许会更好呢！”我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是不现实的。我在成都无亲无故，地位低下，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哪怕一点点的路子。在那个时代，哪里允许你把一个农村的孩子带到城里去读书！不仅不给你报名，还要赶你出去，因为你没有城里的户口。我在成都住的是集体宿舍，男人的集体宿舍怎么能给女孩子住呢？至于另外找房子住，那是想也不敢想的，根本不可能。另外，一家人分居两处，我也必然心挂两处，对几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家总是不放心的。那么，我的工作和业务就不会有什么长进，工程师资格也就得不到了，家眷的农村户口也不可能转为城市户口，或者会拖得更久。那么，正如前面提到的，我的命运一定很糟，我女儿的命运也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