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如醉如痴地学放映技术，学电工知识，学电路图……学一切和放电影有关的知识。于是，他又创造了多个第一：
　　 第一个敢把电影放映机拿回家大卸八块、重新组装的知青；
　　 第一个摸黑换电影胶片的知青放映员；
　　 第一个敢于用手工收片子的电影放映员，同时，还是第一个兼职电影放映员、第一个参加兰州军区《人民军垦报》新闻报道学习班的农建13师北京知青……
　　 “有买人排骨的吗？”
　　 想当年，周志淳姨家人口多、收入少，生活一直很紧张。以往下学回到家里，大姨都在凉水盆里给他拔几个西红柿。他考大学的那些日子居然出现了久违的西瓜。
　　 周志淳狼吞虎咽地吃完就去看书。
　　 刚上初中的妹妹走过来悄悄地对他说“哥，分我那块西瓜我没吃，在碗柜里放着呢，你吃了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妹妹从小就懂事。三年困难时期，他家到月底都要吃几顿菜粥，干等着24号下午，赶快去粮店排队抢购下月的口粮。24号中午抖抖米袋子、扫扫面袋子，东凑凑、西凑凑给每人熬上一碗稀粥，再加上每人每月供应的半斤点心，权且算是一顿午餐。
　　 每到24号中午，妹妹就只喝一碗粥，而把自己那份儿点心小心翼翼地存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偶尔拿出一块，她一半儿，哥哥一半儿，慢慢解馋。
　　 此时，他知道，妹妹给自己留的不是一块普通的西瓜——这是一份责任，改变家庭命运的责任！
　　 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周志淳全身的“排骨”清晰可见，1983年夏天，周志淳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后，儿子放暑假，全家人一起出动，骑着单车去大同郊外游泳。“我带上了全家唯一上档次的新式武器——70多元的红梅120相机。”周志淳说。
　　 说是游泳，其实当时全家就周志淳会游泳，只能在浅水处玩水。夕阳西下，光线非常好，周志淳赶紧地请同事拍了张全家戏水图。回来洗出来一瞅，“好家伙，个个身上都露着肋骨。”周志淳指着身上的“排骨”开玩笑：“谁买我的排骨？”
　　 尿浇飞轮
　　 1977年8月21日，周志淳调到了山西。他后来总结说，山西的15年正是他自己继往开来的、重要的15年。
　　 可以说，从1964年高考的“不宜录取”、1965年的上山下乡使他被拔光了全身的羽毛，变成了一支“丑小鸭”；经过宁夏12年的卧薪尝胆、山西15年的休养生息，逐渐羽翼丰满——上了大学、转了干、入了党、评上了中级职称，就差一个“北京户口”，跃跃欲试，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了！
　　 他说，山西的日子很值得留恋，最重要的有上电大这一段。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周志淳从宁夏辗转来到大同。他见到的大同是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景象：用电量入不敷出，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电石灯”（将电石放在水中，靠电石与水反应产生乙炔气，点着供照明使用）。由于马路上没有路灯，店铺早早关了门，每到晚上全城一片黑暗，整个城市就形同一座“死城”。
　　 大同以产煤著称于世，空气污染相当严重，不少人患有呼吸道传染病，上班时走在路上，马路上一片痰迹；下班时家家户户拉动风箱烧起烟煤，整个城市烟雾缭绕，遮云蔽日。周志淳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上过三年半脱产电视大学（住校生）。
　　 由于教室里的电视信号不好，电大的学员经常骑车驮着凳子到其他电视信号好的分校里听课，别人戏称他们是“板凳大学”。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上级要求必须到距离大同市区15公里的矿务局学校去做实验，有钱的学生可以坐公交车去，而周志淳等家庭困难的学员就只能骑自行车去。大同冬天白天最低气温经常是在零下10—20℃，这样的气温下往往骑上5公里左右，两脚就冻僵了。每到这时就跳下来，推着车跑上一段路，两脚就缓过来了，再接着骑。还有的时候由于气温太低，黄油凝固了，把后轮子上的千斤丝粘住了，两脚紧蹬，齿轮空转，就是起不到驱动作用，使不上劲。怎么办？周志淳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往飞轮上尿尿！一泡热尿浇上去，包管“‘尿’到病除”。
　　 于是，我看到了这样一张奖状;“周志淳，1980年9月——1983年12月，就读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入学时以数、理、化272.5分名列大同考区800名考生之冠。上大学三年中，4次获省、市、局奖励，三年各门功课平均85分以上，答辩‘优秀’，获‘省优秀毕业生’称号。” 星期日摄影师
　　 在大同那些年，周志淳还开天辟地地做了一件大事：为了解决贫困，为了自己的家，他要做星期日摄影师，给人有偿照相！他觉得，做为一个男人，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天塌下来，有自己顶着！
　　 他找出了自己的照相机，又用三合板赶制了大鲤鱼、小白兔等背景道具。星期天约上一个同事，朝着农村出发了。
　　 当时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但文化生活匮乏，不少人想在家里以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为背景或是骑在摩托车上留个影。市场呼唤为农村服务的“摄影师”。
　　 他肩背照相机，手拿打狗棍（农村狗多，而且咬人的狗不叫唤），带着用车床灯改制的辅助光源。他的助手手提儿童三轮车，肩背各种背景、道具。他们一路吆喝着“找响——细响”、“找响——细响”（当地口音，即“照相——洗相”），走村串户，招揽生意。他的做法是本周日照相，下个周日送照片；如果顾客满意，一份交8角钱（一张底片两张照片）；如果顾客不满意，就算自己尽义务了。
　　 当时他迷上摄影已有十多年了，还在宁夏生产建设兵团1团政治处当过宣传干事，摄影角度、用光技巧、画面结构、暗房操作等都有一定的基础。照相机、显影罐、定影罐、曝光箱、放大机、裁纸刀、上光板——摄影的十八般兵器，他是样样齐备，比较专业。 他很会安慰自己：按当时的处境，一般人也许会认为他是事出无奈，寻找生计，第二次“上山下乡”。但是他是个乐天派。他换个角度这么想：我是代表广大已返城的北京知识青年，用我们的文化知识为工农兵服务来了。想到这一点，他的心里平衡了，服务也主动多了。
　　 人像摄影在于要抓取“决定性瞬间”。正像达·芬奇所说“‘窥伺’大自然和人的美，要抓住它们的美最充分地显现出来的瞬间时刻观察它们”。照相时，他认真地选取角度，室内摄影还通过自制的光源充分运用正光、侧光、逆光、侧逆光等种种光线。注意因人而异，老人照相突出表现平和慈祥，年轻人注重显示朝气蓬勃，儿童则力求表现天真烂漫，就这样不断钻研，精益求精，很快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少地方他第一次去，人们将信将疑，好在是“交片结账”，一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着胆子照了。下个周日他来送照片时，照片就成了无言的广告，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村地赶来找“北京来的师傅”，他的生意还不错呢！
　　 后来他又“与时俱进”，从单纯照相发展到翻拍、放大，从黑白像到彩色像（当时还没有彩卷，由他的夫人王春萍手工着色——她从小喜欢美术，曾在北京市少年宫获过奖）。尤其是充分发挥他的暗房技术，通过后期制作，拍出了很多造型各异、新颖独特的作品。很多时候看到人们拿到照片后，你争我抢、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与工农兵如此贴近的感觉！
　　 那几个月，农村他去过云岗村、麻村、校尉屯村、竹林寺村、张寺密村、水泊寺村等，煤矿他去过青瓷窑矿、晋华宫矿等，还去过御河桥守桥部队等军事单位。深入工矿、农村、部队，使他深深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开始的可喜变化，感受到共和国脉搏的跳动。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也成为了他的精神财富！
　　 在这些日子里，他还第一次有了经商意识：他从商店里5分钱一个买来的气球，顺路带到农村、带到矿上，一个就可以卖1毛钱呢！ 五年六搬家
　　 1992年北京市落实对知识青年的政策，周志淳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北京。然而谁曾想到回京后短短5年时间，竟有6次“乔迁之喜”。 刚刚回到北京，亲友帮忙在西城区政协礼堂附近租了间平房。房子虽不大，但当时孩子还小，儿子暂住姥姥家，他和爱人带着女儿倒也凑合。第二年年底，房主要收回房子，这下周志淳可抓瞎了。当时他正在某政府部门工作，行政单位住房问题不好解决，不要说分房，就是借也借不到啊！他顾不得脸面，几次到月坛房屋交换市场摆地摊，4块砖头压住一张纸，上书“征求租房、为房主保密”云云。
　　 后来，他曾陆续搬到海淀、西城、东城、丰台等区的出租房里，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他的夫人曾在他的心头锤过重重的一锤：“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不说话呀？”——那是孩子问他：“咱们什么时候不再搬家呀？’
　　 他怎么说话呀？他的眼泪在往心里流。他在心里念叨着：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注：电影《列宁在1918》台词） 后来，他跳槽到了一家效益较好的事业单位（按企业模式管理）。看他住房实在困难，第二年单位借给他两间平房，住房是松了一口气儿。 此房据说是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居后院，百年老房，老鼠成患。有好几次老鼠闹得太凶了，他们睡到半夜就得起来打老鼠。一次，他把一只大老鼠引诱到铺着水泥地面的外屋，拿着扫帚扑打，老鼠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竟然跑到挂窗帘的铁丝上，像耍杂技一样走起钢丝来。对付小老鼠他买了不少块粘鼠胶，每天粘鼠胶都没有落空过，记得最多一次一夜工夫粘了8只老鼠。为了纪念这段生活，他还特意用相机拍了下来。 调到这个单位后，他负责北京地区的营销工作。他动脑筋、想办法，不怕吃苦，早出晚归。头一天客户把他撅得含泪出门，第二天他又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出现在客户面前。就这样，他发扬着“你从大门把我赶出去，我从窗户跳进来”的执著精神，一年就将业务量扩大了3倍，三年间将业务量扩大了8倍，工作得到领导、同事的认可。1997年单位房改前最后一次分房，领导使劲、同事同情，他分到了丰台区玉泉营附近的一套三室两厅。孩子们有地方放电脑了，家里还添置了健身器。茶余饭后，客厅、餐厅、卧室，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好不惬意！他终于通过艰苦奋斗，把机遇变成了现实！
　　 【凤凰涅磐】
　　 正如佛家所说：“否极泰来”、成语云：“苦尽甘来”、诗歌唱的那样“梅花香自苦寒来”，周志淳的机会随着时局的改变以及他和夫人的奋斗来临了。
　　 25份人生规划
　　 周志淳的身上，感人的东西很多，除了他的作品，还有他对人生的态度。对于一般人而言，一辈子平平常常就那么过去了，没有什么规划可言。然而周志淳不然，他对自己每一年要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要达到什么结果，都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咱们随便拿出几份他的“人生规划”吧：
　　 第一份：被周志淳称之为“四·二六计划”，这是他的第一份人生规划。时间跨度：1969年4月26日——1971年12月31日。他开始了学习摄影。
　　 第四份计划：被周志淳称之为“应变计划”。时间跨度为：1974年9月——1976年12月31日。他自制了放大机、初步涉足“放映电影、操作车床、开拖拉机、摄影和新闻写作”等五项技能。
　　 第六份计划：“上大学、回北京”。后来，两件大事全部落实；
　　 第十一份计划：周志淳开始列“月度实施进度表”——用他的话说，这叫“人生的列车提速了”。
　　 第二十一份计划：时间跨度为2006年1月1日——2006年8月31日。要实现“生活、家庭、社会三和谐”，他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第二十四份计划：时间跨度为2009年1月1日——2010年5月31日。他第五次出国，重游东南亚、第六次出国：作为“老照片”的讲述人，朝拜出版人的“麦加”——法兰克福、第七次出国：日本赏樱。
　　 日本之旅感受颇深，他说，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即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退休后的生活，这期间他购置了佳能50D数码相机，并开始学习PS技术。
　　 早在2000年底，在周志淳回京刚满八年时，他的一位知青战友、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罗忠敏这样评价周志淳：“回京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你超越了别人二十年走过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