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同志答应写书了，但时间安排很紧。他将于当年11月出访美国，《外交十记》将作为礼品送给老布什。从动笔到出版，只有短短6个月时间，实在太紧张了。很多读者都猜想钱老一定每天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写这本书应该很容易。实际上钱老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多年做地下党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全凭记忆。为了加快这本书的出版速度，钱老采取了口述与动笔相结合的方式。钱老并不是简单地把他的口述稿作为定稿，而是在此基础上再亲自动笔丰富许多细节，有的章节本来口述部分很短，但钱老亲笔补充进去的文字量却是原稿的数倍，这些无疑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钱老的超凡记忆，再加上钱老的秘书反复核对外交部档案，力求做到真实准确，使这本书更具有有资料性和权威性。
　　 钱其琛同志的著作如何装帧，也是颇费周折，首先是纸张，责任编辑推荐了几种纸张并提供了建议，钱老从中选择了轻型纸。对于图书的封面设计，钱老也有自己的想法，不要上本人的头像，封面要朴素、平实。这可难坏了责任编辑，最后在市场科李其功的推荐下找到目前国内图书装帧设计大家——吕敬人。吕敬人的设计令钱老十分满意，封面以国旗色——红黄二色为基本色调，“外交十记”书名顶天，象征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首批图书预计10月底到货，在此之前，周志淳所在的发行部召开专门会议就这本书的告知、造势、促销、评论四个阶段一揽子的宣传工作做了统一部署。下大力气抓好店堂宣传：图书码堆、宣传画张贴、条幅的悬挂、易拉宝的摆放等一一到位，由发行部主任、副主任带队到各大城市的书城进行了检查。
　　 为了保证这本书的质量和档次，用纸是委托山东特别定制生产的，由于纸张的成本很高，出版社不能一次订太多的纸，印刷厂没纸又不能及时开印，只能“等米下锅”。
　　 如此重复达五六次之多，以至于市场上不断出现断货的“险情”，书店每次到货后迅速卖光，很多书店为保证第一时间到货，干脆早早的就把书款打到出版社，“先款后书”，导致每次印出来连先付款的客户都满足不了。谁承想，歪打正着，这倒成了无形的炒作，在图书上市的头三个月的时间里，书店和读者对《外交十记》总是处于不断的期待之中！
　　 《外交十记》的出版，不仅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对于出版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如何宣传，市场科起草了一个策划书，呈送给了钱老。钱老为人谦虚谨慎，策划书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诸如举办首发式，召开新闻发布会，签名售书，无一例外全被钱老一笔勾掉，钱老工整地在策划书的白边上写道“宣传要实事求是，不吹嘘、不拔高。”看样子宣传只能低调运作。
　　 这可难坏了出版社的宣传策划人员，无奈之下，只好在11月5日搞了一个钱老不出席的新书发布会。接下来，如何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内容，成了宣传的重点，于是市场科到处联系媒体刊登书摘、连载。有意思的是，首先对《外交十记》最感兴趣的是港台媒体，台湾连载频率最高的是《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一节，香港媒体最喜欢刊载的是《港澳回归》一节，首先从港台登陆，接着是沿海往内地逐步推进，不多时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外交十记》的书摘、连载了，天津的《今晚报》一口气连载了3个多月。在媒体的热推之下，《外交十记》迅速登上了《新京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
　　 《外交十记》火了，如何持续扩大这本书的影响成了一个新的课题。于是周志淳和社领导又策划了《外交十记》珍藏本，该书布面精装，只印了3000册，每本书均编有流水号，0001号赠给现代文学馆，扉页上手工加盖钱其琛印章，定价168元。有了盖章本，他们又进一步提出来，请钱老再给签出200本签名本，作为出版社搞活动用，出版社拟从中使用30本左右在全国大城市搞一次义拍活动，拍卖所得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此活动得到钱的大力支持。
　　 2003年11月15日上午，《外交十记》钱其琛签名盖章本的第一场拍卖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起拍价168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后，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安徽小伙子以1118元竞拍成功，紧接着在12月13日，在武汉进行了第二场拍卖，起拍价368元，经过一番争夺，武汉一家个体书店老板以708元获得此书。
　　 到上海搞一次拍卖，这是出版社蓄谋已久的了，首先钱其琛本身就是上海嘉定人，上海读者一定会更关注。其次上海是中国收藏界的半壁江山，收藏之风甚盛，文化氛围浓厚，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十多年前就有过一青工以1万元拍下巴金签名本的美谈。周志淳他们认为上海拍卖将会创出两个新高，一是起拍价新高，二是成交价一定会突破北京图书大厦的1118元，于是大胆地将起拍价定为888元。
　　 2004年3月20日上午10点，这是预定的拍卖时间，现场来了四位竞买者，均为中年以上男性，个个文质彬彬。其中一位是原浦发银行的副行长梁先生。梁先生酷爱收藏，是沪上不少拍卖会的常客。此次参加义拍竞买，一方面是出于收藏签名本的爱好，另一方面是对钱老的崇敬和对公益事业的支持。
　　 义拍开始了，一位竞买者出价888元，梁先生立即出价1588元，连叫三次无人应答，成交！
　　 梁先生连呼"便宜"，“一本前国务院副总理的签名本1588元就能买到，实在太出乎意料了。”
　　 《外交十记》的畅销，引发了国人前所未有的外交热，随之，外交部长李肇星与2万多网民网上侃外交，这促使了外交部档案的解密，外交部还专门设立公众外交处。难怪有的老外交家在《外交十记》研讨会上曾这样说：倒退10年，出版《外交十记》这样一本由高层写出来的解密图书，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外交十记》一再重印，先后印刷22次，累计销售30万册。
　　 借《外交十记》以及其他几本畅销书的东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发行量直线上升：2002年发行部回款才1094万元，2003年达到1446万元，2004年继续爬高到2107万元，比2002年几乎翻了一番！
　　 2002年在全国576家出版社中，世界知识出版社市场占有率排在第147位，2004年上升到第46位，媒体报道率更是进入了出版社前10名！ 2006年他们又成功地发行了《为了世界更美好》，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灯火阑珊】
　　 周志淳是一个出版人，他牢记“史料对于出版者而言，最重视的莫过于老照片”这句格言。对老照片格外珍爱，把它们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遇周志淳结识了“首届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展”办公室负责人。
　　 2006年8月“老照片办公室”找他约了一组摄影稿。交付后，“老照片办公室”认为他们这个家庭在改革开放中的成千上万个中国家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后来把这组照片制成展板在北京和外地巡展时果然反响较大。做为“伯乐”，“老照片办公室”把这组照片推荐给了《北京晚报》。
　　 2007年6月6日《北京晚报》拿出第42版“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展选登”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了由周志淳的10张照片组成的专版，题目是：老高考状元的“发家”史。
　　 2008年年初“首届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展”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开幕。
　　 在这次展览中，“老照片办公室”第一次向全国公众展出近千张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家庭老照片及照片背后发生的故事。它们是“老照片办公室”从近万个家庭中第一手搜集的珍贵的私人珍藏。
　　 周志淳的家庭照片也被制作成展板参加了展览。
　　 展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种平面媒体、立体媒体纷纷对周志淳的家庭以及老照片予以采访报道。
　　 《北京日报》报道文章的题目是“一家人的影像二十年”。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制作的专题节目是“今天我们要出镜！”。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制作的专题节目是“周志淳和他的老照片”。
　　 此外《华盛顿邮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分别或予以报道，或制作了专题节目。
　　 《北京日报》的喝彩
　　 一家人的影像二十年(节选)
　　 (原载《北京日报》2008年1月14日)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志淳是北京市的一位普通市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只是一个“小人物”。他们全家都喜欢照相，每逢大事必全家合影留念，二十多年一直坚持。这次展览（按：指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展”），他一口气用7张全家合影讲述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变迁。
　　 从全家十平米到商品房
　　 黑白颗粒的相纸，记录了一幅全家其乐融融的场景。爸爸周志淳正在读书，儿子正在打电话，女儿穿着新衣服趴在沙发上玩耍，妻子站在沙发后幸福地微笑。
　　 “那是在大同市第一家私营照相馆照的，花了1块多钱。”周志淳回忆。1981年周家还在山西大同市，全家向往的也不过就是相片中的场景：落地窗外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全家人在客厅内其乐融融。
　　 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全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平房内吃喝拉撒。由于没有暖气和自来水，一张土炕就占了半边屋，剩下的地方搁一张桌子和两个大水桶，人多了转身都困难。儿子和女儿写作业还得轮着用桌子。当时大同缺电，整个城市到了晚上都是黑乎乎的，家里只能点电石灯。
　　 “我和爱人都干过建筑行业，收入还不算低，我一个月46块9毛5分，她43块。”和当时很多家庭一样，周志淳每天就是送小孩上学，下班接小孩，回家做饭，吃完没事聊了聊天，黑灯就睡觉。
　　 为纪念儿子从北京姥姥家到大同上学，全家特意去照相馆里照了张全家福。周志淳回忆。当时目标是全家能有200元存款，“但怎么也达不到，太难存下钱了。”
　　 1992年北京市落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全家人户口相继解决。紧接着，周志淳调入了北京某出版社，妻子也“下海”经商。可由于种种原因，住房问题一直没有落实，5年搬了6次家，全家人盼着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1997年，周志淳单位落实政策，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这下全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住着自己的房子，感觉就是不一样，全家人的生活迈上了新的台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2004年，全家搬入新买的商品房，开上了自己的小车，真正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老周感慨万分，还是老办法，用照片定格了这个瞬间。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过了好些年苦日子的周家也看到了希望。
　　 1989年，妻子调回北京工作，儿子女儿也一起回到了北京，周志淳留在了大同，每个月都得利用出差上北京探亲。“坐9个多小时的绿皮列车，全是煤尘味道。”
　　 1991年，儿子考上了市重点北京八中，女儿接着考上了区重点铁二中。双喜临门让周志淳和妻子高兴地决定，全家上北戴河度假。 夏天的北戴河格外美丽，周志淳带着新买的华夏牌135相机和三脚架没少抓拍美丽风景。妻子和女儿带着那个时期十分流行的墨镜，显得格外洋气。临近黄昏，全家人赶紧在“封神演义宫”外架上三脚架，自拍了一张。
　　 申奥非典全记录
　　 2001年7月13日，是所有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回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了。周家和其他的老百姓一样，在电视机旁见证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那时儿子已经上班了，刚下班回来，赶紧买了几份报纸回来，人手一份，架起三脚架抓拍了这个永恒时刻。”老周回忆起当时仍然十分兴奋。
　　 2003年春天，北京市面临着非典的挑战，全市上下总动员，全力抗击病魔。周家和所有顽强的家庭一样，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全家4口人没有一个请假，天天都是早出晚归，按时上班。但紧张的情绪仍然在家里不经意地蔓延。
　　 按照当时的卫生习惯，从外面回家必须把外套挂在通风处，下班回家，全家人都戴着口罩，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脱外套。“看着全家人那模样，我就想赶紧拍一张。”周志淳的突发奇想，诞生了一张真实而又幽默的照片，全家人摆着各种打气姿势，向非典宣战。 CCTV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