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我赶紧去开门，进来的是群专组的李大头，他说：黄炳义己经死了，赶紧把……接回家吧！我披上件衣服，随着李大头去了。夜色里，连队里黑呼呼伸手不见五指，我塌垃着鞋，深一脚，浅一脚直奔那间群专小屋而去，就是本文开头所描写的那一幕……
　　 在以后的一个月的养伤的日子里，利沒再遭到批判，因为黄炳义的死，造反派蔫了，朱玉山等治人死地的几个人也被抓起来了，利暂時获取了自由。
　　 风平浪静的時候，我问利：“你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遭此毒害？”他痛痛快快地哭了一次后说：“冤枉啊，是哥们举报陷害了他。”我对他说：“警醒吧！你不听话，整天和所谓‘哥们’‘姐妹’混在一起，自认为是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吃喝不分，为哥们两肋插刀，如今你知道了吧，害你的恰恰是这些人！”
　　 后来，利确实明白了许多。回北京找工作時，他的挡案干干凈凈，诬陷他的不实之词全撤出了档案，总归是群众运动吧！
　　 三、离别
　　 经过暂時的调理后，利的伤好了许多，只是偶尔还会觉得头疼。后来被送到二连武装连，重新被群众专政起来。（因诬陷他的所有不实之词，沒有搞清楚）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连队孤身度日，每天下地劳动，两个小時一喂奶，从地里到家，有二里地，我是一路小跑，快到家门口時，只听女儿的哭声己经沙哑了，不知道可怜的女儿己经哭了多久了。我匆匆忙忙喂完奶，孩子在怀中边吃边睡着了，我擦去了她脸上的泪，又一路小跑去地里干活了。每天都是这样，来去奔忙，艰难度日。
　　 一晃五个月过去了，利仍然沒被释放，还在武装连关着。因为利表现好，看守他的人允许他一礼拜回家一次，看看我们娘俩。我问他：“利，在里边受气吗？”他说：“我要说了，你都不信，我现在是群专班的班长了！不受气！我还管着十几号人呢！利自信的样子，让我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利不能呆的太久，头天晚上回来，笫二天就要赶回二连，回到班上去。家里的活他也帮不了多少，我还是一如既往，总要撑着活下去吧！
　　 年根儿底的時候，北京的公公婆婆让小姑子代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让我抱着女儿回家，有要事相商。利说：“你回去吧！我一時半会儿还走不了。他们如问起我，你说沒事，快放了，千万别把我挨打的事，告诉他们，两个老人受不了。”
　　 我抱着女儿，带上利的嘱托，蹬上了回京的列车，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京后，我住在公婆家。记得，下火车那天，利的弟弟，妺妺都到北京站接我，他们一见我怀里抱着的女儿，便围垅了上来。大小姑子那年十八岁，还沒结婚，正在河北老家插队，听说自己的亲侄女回京了，特意从河北赶回北京，她接过孩子痛哭至及，她边哭边说：“长得真像我哥哥！”其它几个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其实他们是想念他们的哥哥。到家后，老婆婆接过她的孙女，又是亲，又是哭，见到这阵式，我也伤心地落下泪来。我劝着婆婆：“妈，您别哭了，利让我给您带话，他挺好的，您别惦记。”婆婆止住哭声：“你还不和我说实话，从宁夏回来的人己把得利的事告诉我们了，他现在生死不知，往后如何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啦！？”
　　 我见公婆问得紧，也不敢再瞒了，便如实把利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婆婆听后，便伤心地跟我说：“你这次回宁夏，自已走吧！把这个孩子留下，我们养着她，利前途未卜，这孩子可是我们何家的根。”寰假期很快就到了，我要在假期前赶回连队。
　　 离开家時，女儿躺在床上，两个大眼睛望着我，我亲了亲她的脸蛋：“闺女啊！妈要走了，不能带你回去了！在奶奶家一定要听话。”女儿似乎听懂了我说的话，一声也沒吭，只是眼巴巴地望着我。我走出屋门，一走三回头，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我真得要哭了，就要离开自己的亲骨肉，这一走，不知哪年哪月母女才能相见。
　　 最让人伤心地是，在北京住的这些天，也沒得到利的音信儿，婆婆安慰我说：得利真要出了事，你就不要等他了，再往前走一步，忘了这个孩子吧！这种生离死别的话，能从婆婆嘴里说出来，可想他们己对自已的儿子，不报任何期望了，让我断了这个念头，回宁夏过自己的日子吧！
　　 回宁夏后，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着，思女想利，天天困扰着我，那時，我的精神几乎崩溃……
　　 一九七二年，利被无条件释放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京，看望年迈的父母，因此，他同样也踏上了回京的路，在京沒呆多久，就把女儿接回来了。
　　 五岁多的女儿，依然瞪着两个圆圆的大眼睛，陌生地望着我，“闺女，叫妈呀！”女儿沒有叫，却大声地哭了起来：“我要找奶奶……奶奶！”我完全明白了，女儿已经不认识我了。
　　 悲哀啊！那场惨无人道的运动，让我们母女不能相认，家庭不能和睦，至今，大女儿还在说：妈妈，小時候你就沒疼过我，我在奶奶家其实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母爱！
　　 四、艰辛
　　 70年的夏天，北京的爷爷、奶奶思念他们的孙女，硬是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宁夏。那時，文革还未结束，路上也不是很太平，但老人思亲的心情，无法控制，终于不顾年高体弱，将我的大女儿接走了。
　　 这一走就是五年，我和利为了不伤老人的心，沒有再接过。
　　 其实在六九年的九月，我已生下了第二个女儿，那時离利获释就差一个月了。
　　 九月三曰凌晨一点多，我正睡觉，忽觉肚子剧痛，因为有生第一个的经验，知道是要生了，可是我身边一个人都沒有，我只好强忍疼痛，一步步挪到陶连长家，叫醒了酣睡中的田大夫，（田大夫是陶连长爱人）田大夫扶着我，回到自己家，她说去医院己经来不及了，由田大夫给我接生。她烧了热水，准备了消毒的剪刀，药棉，大约折腾了一个小時，田大夫说：小孩子头露出来了，是顺产，再挺一会儿！不大一会儿，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划破夜空，第二个女儿降生了。
　　 因为利还未释放，利的朋友，机耕连的领导，梁大哥他们常来探望，陶连长还让田大夫给我做饭，她做的河南面食，又软，又可口，我的月子生活，多亏这些好心人。有一次七连的张弟弟也来看望我们母女俩，问道：孩子起名了吗？我说：沒有！他看看门两边的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他想了说：就叫“云”吧，这个名字就定下了。大女儿叫‘霞’，二女儿叫‘云’，真好，两个女儿就是天空的彩霞，美丽的天使！
　　 利十月份被彻底解放了，沒带任何污泥浊水，一身轻松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见利回来，自然十分高兴，我们夫妇商量，给二女儿办个滿月吧，利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给女儿做了长寿面，那一天，是我家最愉快，最高兴的一天！
　　 利回到家后，聊起了在二连关押的時候，一个个不能忘怀的人和感人的故事。他一边讲，我一边好奇的追问。他讲到二连的群专班，对他人性化的管理，从来沒有打过他，为了调查核实他的案子，叫来了揭发他的陈某某，让他们当面对质。陈说：“他们打得我胡说八道，我就诬陷海子，说他杀人，放火，其实他什么都沒干！”听后，我就说：“这就是哥们，关键時刻陷害你，让你差点丟了性命。”
　　 他说，刚一到班儿里，让他们为盖房子托土坯，每人每天二百块，早晨六点出工，这些受关押的人，八点多钟就把任务完成了，后来一看，正常上班的职工还沒下班呢，他们这帮人早早就回宿舍了，管事的说：这还成，影响不好！后来就把托坯的数量增加到四百块，这帮人依然是六点上班，这回九点下班了，管事的又说；还得加量！利说，我们为什么干得这么快，是因为头天晚上就把泥和好了，第二天，一到工地，拿起模子就干，再说，我们对模子进行改造，给它加了底，一装泥，一扣板，两块土坯出来了，看来，人聪明一点儿，到什么時候都不吃亏。
　　 二连群专班的受押人员，沒有挨过打，沒有受过批判，许多管事的，最后和利成了朋友，回京后，还都有联系。
　　 五十六天的产假，很快就结束了，我又要按部就班地上班了。依然是一路小跑地去喂奶，滿头大汗地跑回地里干活……那一年的深秋，高高的杨树，叶子都要落光了，连里开始修渠，平整土地。给我分配的工作是挖水渠的工作，每人每天六米渠，超一方土多伍角钱，半斤粮票。
　　 利依然在机耕连犁地，他干完活后，就来帮我挖土方，孩子交给了托儿所的张阿姨，帮助照看。我和利带上吃的，拼命地挖土方，结果一下超了一百多方土，算下来，那一天多掙了五十多元。那年月，多这五十多元，可是比当時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能解决多少困难呀！
　　 为了支撑这个小家，我在兵团学会了许多我原来根本不会的活计，我会给孩子做衣服，织毛衣，纳鞋底，把自己的爱女捯饰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我会干粗活，托煤饼子，上房泥，扔砖盖房子，挖渠，修埂，两只手粗得像两个粪插子，老茧脫了一层又一层，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可想，不管什么人，只要经得起磨练，经得起困难，一定会有预想不到的收获的！
　　 五、女儿辛酸的童年
　　 六九年十二月，二女儿己经三个月了，再过几天就是百日了。我给她织了一顶戴带儿的小红线帽，一条裹身的连脚棉裤和一件小花棉袄，穿在女儿娇小的身上，好像一个大洋娃娃。女儿的小脸圆圆的，总是泛着红润，一逗就咯咯咯地笑，小嘴老撅着，像个小喇叭花。我和利说：“在孩子百日時留个影吧！”于是在十二月三号，孩子整整一百天時，我和利抱着女儿进城了。
　　 在平吉堡一连路口有一趟往返的公共汽车，我记得好像是五路公共汽车，每天早晨七点从平吉堡总站发车，到一连路口应该是八点，下午四点返回，准点走，不等人！
　　 那天，天气真冷，我把女儿用小被子裹着，外面捆个小绳，这样冷风就吹不到女儿了。当我们挤上汽车時，里边己经坐滿了人，多数是进城的知青和办事的老职工。我和利一上车，就看见许多熟悉的人：“进城啊！大冷的天还抱着孩子。”利说：“给女儿照百日像去。”认识的人，还给我让了座。
　　 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在我的记忆里，这座城市非常小，好像只有一个百货商场，从车站到南门，有几亇小饭舘，来回走几圈，也用不了多长時间，在公共汽车上同来银川的熟人，不一会儿就会碰一回面，因为这个城市太小了。
　　 我和利到银川最有名的老字号照相舘——宝珍照相舘，给女儿拍了一张百曰照。那张照片，至今我都珍藏着，每每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喚起女儿对童年的回忆。
　　 二女儿‘云’今年己经44岁了，九月三号刚好是她的生日。我真的不愿意在女儿生日時，提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九六九年年底，团部卫生队的安大夫，下连队给知青子女及老职工的子女种牛痘，因为和安大夫本人较熟悉，只顾和大夫聊天，也沒在意女儿接种牛痘時，怎么突然大哭起来，我一看，女儿那稚嫩的小脸上，渗出了殷殷血迹，我赶忙问安大夫：“这是怎么啦？我女儿的脸怎么破了？”安大夫惊慌地说：“可能是碰到针头了。”我说：“怎么会这样？种牛痘怎么种到脸上了？”安大夫赶紧用酒精棉球，擦去女儿脸上的血迹和残留的药物。他说：“擦的干净点，可能不会留下伤疤。”女儿哇哇的哭着，我和利也沒了主意，一个劲儿问大夫：“会不会落下疤瘌？……会不会落下疤瘌？”
　　 安大夫说沒事，我和利就轻易地放他走了。
　　 夜里，女儿浑身发热，胳膊上的牛痘疫苗和脸上的药物残留物同時折磨着幼小的女儿，可怜的孩子被疼痛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和利抱着女儿，直奔团部医院去了。在医院找到了安大夫，他见女儿的左半边脸己全肿起来了，赶紧釆取了紧急措施，打针，吃药，退烧。我们同样也没在怪罪安大夫，抱着女儿回了家。那時候，职工及子女看病是不要钱的，只需一张三联单就成了，否则，我们那有钱给孩子看病啊！
　　 当年没有什么医疗事故，赔尝，起诉之类的词，我们什么都不懂，利又刚放出来没多久，碰到这种事，也只有忍气呑声，算了吧！
　　 可是女儿美丽的脸上，却落下了云豆大小的伤疤，更让人心疼的是，女儿心里的创伤却永远也不能治愈。女儿病好后，脸上的痘伤慢慢结了痂，死皮一片儿一片儿地脫落，我用温热毛巾给女儿不断地敷着，让女儿舒服一点儿。
　　 第二年的春天，一年一度的春耕开始了，利也从机耕连调到了一连，我和利都要上班，就把女儿就送到了连队托儿所。
　　 说是托儿所，不如说是：人圈。一大堆孩子，不轮大小，全放在一个大通炕上，炕上铺了一大块羊毛毡子，小孩子在炕上爬来爬去，小一点地放在炕角，哪个小孩屙了屎，看孩子的老太太撮起一铲炉灰往屎上一盖，再用铲子将屎撮走，要是尿了尿，连管都不管，由着它渗入毡片里，一进屋全是一股股的骚味。
　　 一个北京知青在那里当阿姨，她叫张……长得非常漂亮，因为身体不好，被分到托儿所了。我每次将女儿放到她怀里時，都会有一种安全感和放心感，张阿姨笑着接过孩子，还不停地说：“宝贝，找张妈妈来，妈妈抱。”女儿只认她，不哭了。我不敢将孩子交给老太太，因为女儿见到她就哭，孩子的眼晴是干净的，她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要不她为什么见到老太太就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