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嫌弃，没找到工作前，就在我这里住，我吃啥，你们吃啥！管你们饿不着！”他这样说，不光是安慰我，估计也是为了打消侄女婿王金龙的顾虑。
　　 “我跟你连襟关系不赖，你和老弟是同学，另外早听四叔陈清然说过你的为人。”李长海一口气说出三层关系。看来他真的没把我当外人！
　　 陈清然是我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在我面前又是爷子辈，当时还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李长海跟陈清然叫四叔是随他家属叫的。
　　 这让我很为难。自从下午见面时，我就琢磨怎么称呼他。不能住在人家这里，打招呼连个称呼都没有吧。兄弟相称，不合时宜，在这个大院里除了他老婆，所有的人都是晚辈；爷们相称，又觉得别扭，我和他堂兄弟是同学，他和我连襟又是平辈，他家属我应该喊姑奶。
　　 “随王金龙，你就喊我老爹吧！”犹豫了好一阵，李长海做出了这个决定。
　　 “也行！”
　　 “咱爷们干一杯！”李长海特意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那一刻，好像在举行一个认亲的仪式。
　　 尽管这个称呼不怎么准确。但那一刻，我觉得李长海的形象非常高大，更觉得他像个领头的王！
　　 在麦元荔枝园这间小屋里，伴着窗外细雨轻风，那顿饭吃了很久。席间，那个闷葫芦的淮河子一直没有多余的话。但我还是知道了一些他的细节。他是我老爹大哥的亲女婿，老家在安徽，现在和老婆儿子住在这个大院里，每天在火车东站做些事情。
　　 那天晚上，因为我的到来一下子打乱了原来的住宿秩序。淮河子一家人没受影响。在最边上靠着大门的那间小屋里，放三张床，我老娘和儿子、媳妇以及侄女婿王金龙住在一起。我被安排和老爹睡在最里边的小屋里。尽管伴着他一夜如雷的呼噜声，以及偶尔老鼠偷吃东西的响动，但我依然睡得又舒服，又安心。
　　
　　 就这样，我住在了麦元，住在麦元这个翠绿葱茏的荔枝园里。一直2001年阴历年底，总共住了差不多两个来月。
　　 我和王金龙渐渐地习惯这里的生活。每天天还没亮，老爹两口子就动身起床了。他们把头天晚上磨好的豆腐装上车运到菜市场里。天全亮后，来安子开始骑上摩托车去了火车站。这时，老爹的儿子和媳妇也收拾停当去工厂上班了。等我和王金龙起床，院子里就剩下淮河子家属和两个带在身边的孩子。我们吃了老娘去市场前做好的早餐，越来越感到不安起来。试想，就算是亲身父母也很难接受子女坐享其成，无所事事。
　　 和王金龙思考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喂猪，好像插不上手。每天老爹从外面拉回潲水，再掺些豆腐渣，直接往猪槽里一倒。OK!猪们就各顾各地吃起来。就算用水龙头冲洗一下猪圈，前后也不到十分钟功夫。帮他们磨豆腐，但磨豆腐是个技术活，我们能做的只是烧把火，再不就是陪老人家说说话。后来，我们每天上午去菜市场帮助守豆腐摊。中午老娘准时要买菜做饭，老爹要去火车站拉潲水，有时要出去买些日常生活用品。
　　 偶尔，老爹会叫上我和他一起出去转转。说是转转，其实是想让我多认识些人，多长见识。看似无意之举，其实饱含何等的良苦用心啊！
　　 果然大开眼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发现有人亲切喊他“大胡子”，并趁机递上一根烟，或拉着吃个水果，要不就是拼命挽留吃饭。但老爹很少逗留下来，总是一边走一边和人打招呼;“不了！不了！明天到我家喝酒去！”
　　 碰上生意好的时候，老早就能收档。这时，老爹显得悠闲起来，就开始打电话呼朋唤友，常常一喊就是好几个，喝酒、吹牛、炸金花，有时把磨豆腐都耽误了。
　　 能干、好玩。这是他的天性！
　　
　　 日子一天天地晃过去。我和王金龙不单是邻里关系，现在成了同病相怜的患难兄弟。我和他不去菜市场的时候，就去元江元、木轮、漱新、漱旧那些地方走走，看看。说是去看能不能找到适合做的事，其实我知道他心里唯一的盼头就是能进李家富的日资厂。那情景就像是一个戍守边疆的大臣等待皇上下圣旨，立马重新召回宫中。我这边也通过他的手机，与同卢天峰取得了联系，老同学在电话中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并发誓尽快帮我找到新的最好的工作。
　　 我再一次体会到等待的煎熬。尤其是没有时间尽头的等待，让人在希望中一点点的走向绝望的边缘。
　　 从麦元到元江元，是一片空旷的低洼平地，连接两边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我和王金龙一次又一次从此经过，看到路上疾驰而过的车辆，看到两边菜农们忙碌的身影，想想我们像流浪汉一样，都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废物。
　　 但我们还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有一次，在元江元的一条街道上，我跟王金龙发过一个誓。我说，我要用三年的时间在东莞拥有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王金龙听了后，对我鄙夷地一笑，淡淡地说，那不可能！我不服。为了显示认真，我当场用笔在一张烟盒纸上写了保证，而后郑重递到他手里。那意思很明显，就是要给他留下证据。结果未出其所料，三年过去了，我的文化传播公司连屁影也没有。后来，这事成了他的笑柄。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过去了二十多天。
　　 有天晚上，我和王金龙从外面回到院子里，看见来了两个陌生的年轻人。老爹告诉我们这两个家伙来自广西，每年这时候就到这边来逮蛇。
　　 本来就很局促的地方，突然又多了两个人。为了解决住宿，老爹要求儿子和儿媳妇搬去工厂里吃住。就这样，我也从里边小屋里搬过来，与两个广西仔和王金龙我们四个人住到了一起。同时，也结束老爹他们老两口近一个月的分居生活。
　　 从此，我和王金龙又多了一种新的生活乐趣。
　　 我们经常和广西仔一起钻进附近的大山里，看他们逮蛇，有时还帮他们挖蛇洞、堵窟窿。
　　 广西仔告诉我们逮蛇是他们祖传的秘技。他们会在杂草丛生的野山中寻觅到蛇爬行的踪迹，并根据爬行的踪迹找到藏身的蛇洞。我多次亲眼目睹他们赤着胳膊伸进蛇洞里，但却没有看见当场抓到过蛇。他们说，狡猾的蛇在这个洞里呆过，现在又转移了。不过它没跑多远，就在附近。我就跟着他们在附近找，找了好久结果也没找到所谓狡猾的蛇。我在心里默默祈祷，说实话，我心里不愿意让那条蛇被他们捉住。我也问过他们，假若被蛇咬到了怎么办，其中有一个说，我们有解毒的蛇药，说着，神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在我面前晃悠一下，还没等我看清楚他又迅速地把小瓶子装进口袋里。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眼镜王蛇就是认识他们之后。有一天傍晚，院子里的人都伸着脖子朝一个纸箱子里看。我赶忙凑过去，只见一条蛇盘在网兜里，高高地昂着膨胀得差不多巴掌大的头，嘴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不时的伸出猩红的长信子。广西仔告诉大家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眼镜王蛇。
　　 到了第二天，他们箱子里的蛇就不见了，具体弄到哪里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我们都清楚肯定是卖掉了。具体卖到哪里，卖给谁，这是一个秘密，他们不愿说，我们也不便打听太多。
　　 除了逮蛇，他们还逮过一只家猫和一条老鼠。据他们自己说，那只猫正卧在院墙上睡懒觉，被他们用砖头砸死的。而那条倒霉的老鼠是在山上抓到的。他们说那天捉到了这只鼠，害得他们没有捉到一条蛇。其实他们很忌讳这种事。
　　 捉到大老鼠那一次，他们再三劝我过去品尝老鼠肉，但被我再三拒绝了。
　　 他们炖鼠肉的火锅就放在我们床与床之间的桌子上。看着两个广西仔围着火锅，一边喝着酒，一边美滋滋地吃着锅里老鼠肉，我的胃一阵阵挛径，差点呕吐起来。
　　
　　 除了跟着两个广西仔外出逮蛇外，有时候我也和王金龙去火车站玩一玩。有一次，在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巷子里，我们俩偶然碰到了淮河子。从此，我渐渐地知道淮河子每天去火车站的真正目的。
　　 2001年冬的东莞东火车站，场地和现在没有多大差别。同样是个偌大的广场；同样是横跨在马路上一座天桥；同样在天桥前面一个和广场一样大的公交车站；同样是附近停满了拉客的的士车；同样是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但那时的火车站周边，建着一排排低矮的石棉瓦棚顶的平房，到处都是横冲直闯拉客的摩的。在那些平房里，有开餐馆的、有开电话亭的、有卖水果的、有卖冷饮的、有卖盗版书报杂志的、有卖日用百货的，店主全部操着北方口音，大都是来自于安徽、河南、湖南等省市地区。
　　 随着去火车站次数的增多，我们还知道了淮河子和几个兄弟也开了个餐馆，就在那天我和王金龙见到他的那条小巷里。
　　
　　 不知不觉中，春节的气氛开始一天天的浓起来。老爹也一直没有忘记操心我和王金龙的事。
　　 “陈学新，我看你不如摆个书摊买书吧！”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他前两年卖水果时，认识了一个和他一起摆地摊卖书刊杂志的安徽人。他亲眼看他从一个摆地摊的人变成了现在开书店的大老板。他说通过那个人可以找到盗版书的批发商。
　　 一听，觉得这事不赖，很合我胃口。盗版书价格便宜，在打工族中很有消费市场。但我还是向老爹提出了两点质疑。假若遇到文化执法部门查收怎么办，他哈哈大笑了起来，满不在乎地说，这能叫问题？凭我的关系，轻松摆平。当我提到第二个问题资金时，他很快出了个主意。去找你老同学卢天峰和他两个兄弟，每人借个千把两千块，我这边再给我补贴一部分，合计三、四千差不多就齐了！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同学卢天峰，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也觉得也是个好主意，不过借钱的事他表示无能为力。因为那时候他正在装修两房一厅的新房子。虽然我觉得有点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仍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跟我说向老三卢天宇借一些，应该没问题，他又说他给我们另一个同学刘爱国打电话，叫他也支持我一下。
　　 凡事要趁热打铁。紧接着我就给老三卢天宇打电话，当我向他说明意思，他连犹豫都没犹豫，说，你过来吧！
　　 第二天，我向王金龙借了几十块钱作车费，马不停蹄赶到东莞和卢天峰见了面。中午，卢天峰陪着我去中堂明泊酒店附近，找到了我们高中同学刘爱国。
　　 刘爱国在一家私营印刷厂当主管，知道我们过去特向厂里请了半小时的假。
　　 在107国道旁一排树荫下，见到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彼此显得都很兴奋。但兴奋过后，刘爱国的表情开始为难起来。显然，他已从卢天宇那里知道了我的来意。果不出所料，老同学向我吐露了实情。他说，虽然他们两口子都在厂里上班，每个月也能挣个千把两千块，但不幸的是老婆得了腰间盘突出的病，眼下除去给老家的老人和孩子寄过去生活费，剩下的连吃药费也不够用了。
　　 听了老同学遭遇如此不幸，别说张嘴借钱了，可恨自己没有钱，要不帮助他一点才好呢！
　　 唉，真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在刘爱国的再三挽留下，趁着中午休息的空儿，刘灿爱两口子在附近的一个饭馆里请我和卢天宇吃了顿饭。本来不想在那儿吃，但想，人一走，担心刘爱国说咱没借到钱生气了。
　　 分手时，刘爱国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百块钱，拼了命地往我手里塞。我连忙拒绝。他当场生气了，说，你看不起我咋的？我帮不上老同学的忙，实在对不起！你刚来东莞，又没工作，这一百块钱就给你当零花用！说着说着，我发现他眼睛有些湿润。那神情，好像是他犯了极大的错误，对我有一万个愧疚。
　　 我不好意思再拒绝下去，就把一百块钱收了下来。
　　 如今，十年来过去了。老同学早已回了老家，再也没有见过面，当然那饱含浓浓情意的一百块钱也没有还给他。
　　 下午，从中堂回到东莞市区后，卢天峰有事先忙去了。我一个人搭车去交警支队，我要去找他老三卢天宇。
　　 记得在莞龙路东莞交警支队大门口，我见到了卢天宇。可能他有急事等着要做，刚一见面卢天宇就从口袋里掏出四百块钱，说，我也没有多的，这几百块钱你先用着，也不用还了，就算我的心意啦！
　　 听了这话，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好兄弟。四百块钱在那个年头，已经不是个小数字！再说，那时候他只是单位里一个普通的小职员。
　　 和卢天宇告别后，怀里揣着带有他们体温的五百块钱，连忙坐上赶回常平的公交车。
　　 筹措的资金与实际要求相差甚远，摆书摊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但刘爱国和卢天宇的五百块钱却成了我后来几个月的生活费用，使我度过了最难捱的一段时光。
　　
　　 我和王金龙去火车东站的次数突然多了起来。
　　 从荔枝园到火车站，每天我们穿过长长的水泥路，穿过那条壁沿上写着“麦元”两个大字的隧道。
　　 我们不单是去火车站玩一玩，有时会照淮河子的安排，去广场上拉客，或到售票大厅排队帮他买火车票。开始我不太明白他为什总要那么多的火车票，慢慢地我才知道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倒卖火车票。不光知道他们这些人在倒卖火车票，还知道了周边所有店铺的人都在倒卖火车票。
　　 他们这帮倒卖火车票的人后来被称为“黄牛党”。
　　 “黄牛党”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撒在火车东站每一个角落，随时都会网住他们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