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预算约束软化。所谓“企业预算约束软化”，是指企业收支之间关系松弛，企业高于收入的支出部分将由其它机构承担。具体地说，就是由国家承担。国家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父子”关系，企业都是国家的，国家对每个企业都施“父爱”，国家对企业有抚养资助和保护的责任，而企业对国家有着讨价还价、索取资金补贴的依赖关系。
　　 科尔内的理论用于解释“旅游饭店热”现象也是很贴切的。
　　 我国旅游饭店的建设同样存在着软补贴、软税收、软信贷、软行政价格等预算约束软化现象，这使得饭店对价格信号反应迟钝，按比例调整要求的压力逐渐减少，使饭店管理者的注意力从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等经营活动转为向国家讨价还价、减免税收、索取财政补贴、拖欠贷款等和饭店经营活动毫不相干的“院外活动”，使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衰弱，国家的宏观控制和计划调节落空，甚至出现官倒、官商、行贿受贿等腐败。
　　 旅游饭店投资热与饭店的软信贷有很大关系，我国目前对于固定资产的管理分属于国家计委和财政两个部门：新增固定资产由计委统一调拨，投资一年后，资产增量即按资产存量处理。这实际上是割裂了投资与经营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这种分段管理的方法，助长了企业重投资、轻经营，只求发展规模，一味贪大求洋，提高饭店档次、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人们不易察觉的问题，而计委对于做出的财政拨款，没有也无法进行反馈和控制，也就是说，只管投入，不管产出。
　　 那么，中国旅游饭店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依笔者不成熟的看法，首先是旅游界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国家旅游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拒绝承认饭店过量，直到1987年的全国旅游局长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还没有警觉到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还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有的地方高档饭店建得多了，中低档饭店数量不够。在许多场合，力主控制饭店规模的舆论还遭到了领导的批驳。该局企业司在这次会议上关于控制饭店档次、控制外方管理的报告亦未受到重视。同年8月，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旅游局长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终于承认了失控现象：一些旅游重点城市旅游饭店的建设速度远远超过了国外来华旅游者增长的速度，饭店的档次偏高，而且有继续盲目发展的趋势。中外合资建设的和高价聘请国外饭店管理集团管理的饭店偏多。但是仍然没有向上大声呼吁并落实控制方针，甚至希望媒体不要公开报道。1988年4月的全国旅游局长工作会议又重申了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批判，没有任何的实际调整政策出台。为什么最敏感，最应保持科学精神的国家主管机构会如此乐观和疲软呢？很明显，这个机构并不处在独立的权威的全行业管理地位上，因而不可能统一归口控制宏观局势。第二重要原因是，国家旅游局为了保护旅游系统自身的饭店投资规模，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矛盾的性质。最后是因为有关领导确信饭店问题未必严重，无须惊慌失措。
　　 不难想象，地方旅游局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拷贝”了国际旅游局的态度。
　　 而在旅游系统外，基本上谈不上清醒和公正。宏观控制的缺漏，对旅游发展的误解，激起了全社会介入旅游涉外经营的狂热，包括外资在内的大量投资为盲目追逐超额利润涌向饭店建设，先前一直被列为“奢侈之风”的楼堂馆所争相披上旅游的合法外衣，从中央到地方的首长工程、条子工程更是泛滥成灾。这些依仗强大背景的饭店项目，不服管辖、不怕亏本、攀求高档，使形势混乱不堪，连计划部门、外经贸部门和金融部门、统计部门都如入云雾，究竟有多少饭店，怎样的饭店，在什么时候盖的，谁也闹不清楚。尤其可怜的是，不少部门和领导拒不研究旅游市场的需求和饭店经济规律，仅仅把饭店看成是权利的象征和城市的标志，他们认为，饭店是永远不够的。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旅游饭店问题上，像镜子一样也照出了官商不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种种不正之风甚至腐败。
　　
　　 20世纪末，中国旅游业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
　　 充满希望而又充满忧患的中国旅游业，就像改革中的中国的缩影，愿你能经受住这严峻的考验，在世纪末的烈焰中变成一只腾飞的凤凰！
　　 （本文写作于1989年）